三

    日记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正越来越为人认识。拿莫耶的遭遇来讲，她因为《丽萍的烦恼》遭受批判以后，被调到晋绥军区政治部《战斗报》当编辑、记者，期间的精神状况与生活情况如何？我们是无法得知的，然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40万字《高鲁日记》，有不少与莫耶有关的第一手现场记载。高鲁是一个普通的职业革命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也不高。因为他早年在延安鲁艺学习，还担任过文学系的秘书。后来还到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过。更为重要的是他参加了1942年由张闻天负责的晋西北农村调查。关于张闻天负责的晋西北农村调查，在以往关于张闻天的研究中，主要还是以研究革命史的角度来评价，而且旁涉的历史材料也不丰富。现在有了高鲁的这本日记，关于张闻天当年在晋西北农村调查的具体情况，就可以有现场感。

　　《高鲁日记》不但记载了当时参加晋西北农村调查的主要经过，还记载有同是《战斗报社》和《战斗报》战友莫耶的一些言行，读到这些珍贵的、不同于那些干巴巴地行状的记载，一个坚强的女作家的立体形象渐渐浮现出来。

　　在高鲁笔下，是这样描述莫耶的——她喜欢写作，也很幽默。开会讨论朗诵的民族形式时，有个同志说要尽量写“豆腐干”大小的诗歌，莫耶说“要写臭豆腐干大小的诗歌”，大家笑了。她较注意收集文章中的词汇，并与别的同志讨论这些词汇的用法，即使有人讽刺她也不在乎。我们称她是“无一不知的通家”。日记中还记载，莫耶的笔名是漠，后又改成岛。莫耶让他看引发争议的《丽萍的烦恼》，提出些意见。高鲁日记里说：自己只是粗枝大叶地看了一遍，说什么好呢？想不出，对她写作品的意见，以前是不正确的，她写的作品确实值得学习。可到了10天后的15日，就有了“关于莫耶的《丽萍的烦恼》，我们准备了讨论会，开会时旁听”。

　　据日记记载，我们知道批斗莫耶的所谓“座谈会”，是在1942年9月28日召开的。莫耶自己说：“那时有个老干部联系我的家庭出身，说我这篇小说是反党的；有个部队的青年干部却挺身而出，不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争吵起来。当时，正好作家杨朔路过晋绥，也参加了会议，吓得会议没开完就走出了。”

　　可见，就在当年激烈批判莫耶的时候，也有挺身而出、持不同意见的，高鲁日记写到：“伊杨(杨朔同志)到一二0师政治部开座谈会了，会议情况十分紧张。莫耶同志写了《丽萍的烦恼》，赵戈同志和晋绥军区保卫部的李科长发生了争执。莫耶的态度很好，这是她的一个进步，是她在1942年以来最大的进步。”从日记里知道，与执意要整治莫耶的保卫部李科长发生争执的青年干部名叫赵戈。

　　这个日记中提到的赵戈，在莫耶去世后，曾在一篇《莫耶，一个真正的女兵》的长文中回忆到当时政治环境的严酷——你想，一个保卫干部亲临一个文艺座谈会督阵，这意味着什么？更奇怪的是在文艺座谈会上发言的文艺工作者却寥寥无几，只有我和我的老社长、当时还很年轻的欧阳山尊和我两个人。我们当时是抱着真诚的愿望来帮助莫耶的，当然也是真诚的认为莫耶的作品犯下了严重错误。我们发言的共同点认为莫耶的创作方法是自然主义的，不是现实主义，更不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我们认为发言是很有党性原则的，谁也没料到因此激怒了那位保卫部领导。他拍案申斥：“你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冲淡了今天大会的政治气氛，转移了今天大会的斗争目标，我禁止你们发言！”赵戈也拍案高喊：“我爷爷是工人，我父亲是工人，我也是工人，我是无产阶级，你才是地地道道的小资产阶级！”这一下李科长更加震怒，加上国内革命战争“左”倾肃反扩大化的流毒犹存，他怒吼着：“你敢造反，把他给我捆起来！”杨朔同志就是在这时离席而去的。我认为他不是被吓走的，他不会那样胆小。

　　对一个看不惯的旁观者，尚且如此“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莫耶当年承受的政治压力，更可想而知了，那时，她不过24岁年龄，连自己的个人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变故，多年的恋人也面临着分手。高鲁日记1942年11月18日记录——武陵同志告诉我，他和岛(莫耶)不结婚是有原因的。一是莫耶写了小说《丽萍的烦恼》，受到批评，问题没有解决；二是物质条件不好，生孩子困难；三是他自己的条件不够。莫耶同志让武陵要努力写作。武陵也很努力，在《抗战日报》发表了几篇稿子。现在莫耶仍在鼓励他，让他继续锻炼写作。莫耶同志想作国文教师。我想，这些同志能严格要求自己，包含了他们的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日记中记录，一个同志因为失恋想离开战斗报社，莫耶就与他谈话，想挽留他。“莫耶同志是个热心人，精神很好，她自己还因《丽萍的烦恼》受到了批判斗争，但还在帮助别的同志。”

　　莫耶去世后，当亲人整理她的一些文稿时，发现了1942年的一本日记，真实地记述了当年《丽萍的烦恼》遭批判时她的心境。如1942年9月10日的日记中有这么几段：

　　“从这两个月的情绪变化中，我更深刻地了解了自己，我欣幸着自己再一次地受到锻炼。我更珍惜自己旷达的性格，这将使我身历万难而无所畏惧，我会使自己日趋坚定与正确。”

　　“今天是晴朗的天气，我背起挎包和同志们到石塄子政治部去开‘丽萍’的检讨会。一路上，我和同志们边走边说笑。我笑得那么开朗，像是去赴空前热闹的盛会。周围的人一定会奇怪地想，这是要斗争她的会呵，为什么她那样不在乎？在我自己默默地走着时，我也会想到，我是开这会的中心目标呢，人们会用各种眼光来看我的。这的确是难堪的，这是一种耻辱！不，我不应该这样想，这是我个人锻炼过程的一个关键，我要勇敢地去迎接它。……当我走进会议室，人人都在看着我，甚至有的人显示出幸灾乐祸的神色。我想，在这些幸灾乐祸的人面前，我要以我的态度告诉他们，不要以为女人都是脆弱的，受不起打击的，我要把斗争当作我生活上的锻炼，我是有足够的勇气来迎接困难的，我能泰然地游过最惊险的波涛。而且我要让人们看到，这不是一个脆弱的人，她比许多自认为勇敢的人更勇敢。”

　　“来参加会的人多得连门外也挤满了，众目睽睽地望着我。我挟着笔记本，平静地和一些熟人打招呼。他们是那样的不自然，而我却笑了，我想，你们看我吧，我比你们更坦然呢！于是我走到主席台边的一张方桌子跟前，我独居一面，摊开本子，拿起笔，在本子纸页头写上‘丽萍的检讨会’。”

　　两本日记的交相印证，我们可以读出莫耶的勇敢、坚强、乐观和旷达。这是一个真正的战士，即便是在遭受误解与冤屈的时候，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初衷与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40年以后，丁玲、莫耶所反映的这种文化冲突的思想，在韦君宜的《露莎的路》中再一次涉及，继续着同一个话题。八十年代，韦君宜因脑血管病而住了医院，自这时起，她的手已逐渐麻木而不能握笔，可是她就在这艰难的情状下勉力陆续写完了《露莎的路》，这是她难忘的一位女性的遭遇，她写出来不为别的，只是实实在在让人看那曾经存在过的事实，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女主人让通讯员给自己的丈夫带去一封信，末尾写到：“给你一个吻！”，可那个老干部不懂得这个“吻”，却反问通讯员：“不是给我一个物吗，东西在哪里？”由此可见，无论是丁玲、莫耶还是韦君宜，作为女性知识分子，当年都能感受到与工农干部之间那种文化上的差异是如何的格格不入。另一方面，今天再来回顾《丽萍的烦恼》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有关爱情、婚姻和人性的话题，在任何时代都是能够成为永恒的文学主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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