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农业劳作，大多是春种秋收，而对于诗人作家尹世霖来说，2007年的春夏之交，却是他充分享受收获喜悦的时候。4月1日，尹世霖工作了一辈子的北京二中，为这位退休的名师开了“教育成果座谈会”，会上，一本大方而又大气的《教师光荣——尹世霖五十年教育文存》，带着油墨香送到与会者手中。这是多次为尹世霖出版作品的广西接力出版社，准时把文集做为向老朋友祝贺的礼品推出的。书封面“教师光荣”的题字，出自诗界泰斗艾青手笔；4月底，在五一黄金周到来之前，几十位国内各地的著名作家、评论家来到尹世霖的家乡——山东日照，在海滨国家森林公园背衬绿林面向金沙大海的宾馆里，参加了“尹世霖儿童文学研讨会”。会上，又一本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欧阳中石题名的《字字春风——尹世霖50年诗文珍藏本》送到大家手中。

　　座谈会和研讨会开得热烈而又卓有成效。大家深入回顾探讨了这位人民教师和诗人作家从事中学教育和儿童文学创作半个世纪的耕耘劳作的历程；也充分总结了尹世霖50年来在杏坛和文坛的丰硕成果。与会者一致认为：尹世霖无愧于有关部门颁发的“教师作家”的光荣称号。

　　写《夜空飞游记》 走上了儿童文学不归路

　　1938年，尹世霖生于日寇狂轰滥炸的逃难途中。小学和初中就读于青岛市的名校。这次到日照开会后返京的人们，途经青岛小住，在前海沿的马路上散步，都看到了那整齐漂亮的太平路小学。世霖自豪地介绍：“这就是我小学的母校。我在这个小学里参加演讲比赛和戏剧演出，实际上是接受语言和表演的训练。是给我以后学习和理解朗诵诗打基础的。”

　　大家一看，这所小学了不得呢！它早就是山东省的十佳小学了。尹世霖还记得小学四年级时，参加过一次全校性的读书演讲比赛，是他二姐给写的稿，尽管自已还小，对姐姐写的内容还不能全部理解。但感到二姐文稿写得铿锵有力，便于诵读。

　　相隔不远的青岛二中，这是所闻名全国的中学，如今已迁到新区去了。我上次来青岛见过迁入新址的青岛二中，俨然一派大学府的气派。而原址上的二中，仍让世霖回忆良久。他说：“这些好学校、好教育、好校风，是给青少年打基础的地方。我后来上师范，教中学，一干就到退休；退了休，心还和青少年教育在一起。无疑是和当年母校的培养有关的。”

　　尹世霖的高中是在北京二中上的，这又是一所著名的中学。学校名师荟萃，校风严谨而又活泼；在注重学习的基础上，又注意引导学生们全面发展。1953年，他入校的第一次活动，也是演讲比赛。这回他是自己写稿子，任课老师又给大家辅导了演讲技巧。这个刚来北京还有山东乡音的少年，得了第二名。

　　当年的北京二中，可不像现在中学高年级那么紧张。上了高中的同学们，还在搞演讲朗诵比赛。比赛的组织者提倡大家多表演自己的作品。想考航海的尹世霖写了一首《前进吧！人民海军》，尽管没得奖，却引发了他的诗情，而且主要在创作朗诵诗方面。上高三时，尹世霖得了场重病，做了大手术。再回校复习时，不能考理工科了，改考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

　　1957年8月，他双喜临门。收到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同时，在团中央《辅导员》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儿童朗诵诗《夜空飞游记》。这首96行的朗诵诗，是他在高考前夕写的。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轰轰烈烈实行。工业的飞速发展，给中国带来一派春光。尹世霖抑不住激动的心情，让诗的翅膀，借“万能博士”的力量，把他带上祖国夜空：“晚风清凉／深蓝的夜空挂着月亮／我们来到无垠的田野／大地披着银色的衣裳……”他唱长江大桥，颂解放牌汽车，赞无缝钢管厂……一腔热情和浪漫主义蛮好地结合，成就了这篇处女作。从此钟情于朗诵诗的创作。也是在高中时，尹世霖当了初中少先队的辅导员，兴许他就是由此和教育、和少先队结下不解之缘。

　　尹世霖的成名作：《红旗一角的故事》

　　1961年，尹世霖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他被分配回中学的母校——北京二中，当了历史教员。备课教书之余，他仍热衷于文学创作。那时的大环境可不像如今这样宽松，学校的一些领导认为教师搞写作是“不安心本职工作”。校教工团委书记找他谈话，要他安心教学，不要搞写作。压力之下，他承诺五年之内不写诗歌等文艺作品，只安心教学。这位山东小伙子，秉承齐鲁文化遗风：“言必信”。说到做到，五年没有写诗投稿，只是一心钻研教学。如今说起此事，不少热衷于爬格子的文友钦佩他诚信守约的精神，也深深体会他当年忍痛割爱的苦楚。可生性豁达的尹世霖却说：：“抑制创作欲望，确实是件苦恼的事。但是，却造就了我潜心钻研业务。使我在历史教学上多了几分心得。”或许，这也是一种“焉知非福”吧？

　　文学创作的基础和敬业的精神给尹世霖带来极大益处，他的历史课教得很出色。有写作基础和演讲朗诵底子的尹老师，把三尺讲台做为向学生贡献自己能力的地方，把许多学生认为“很难学好”的历史课，变成有声有色的兴趣课；变成听故事长知识的趣味的学科。讲到魏蜀吴三国鼎立时，他在不脱离教学大纲的基础上，把名著《三国演义》结合史书《三国志》分析了演义和正史记载的不同，分析三国兴亡的原因和理论依据。使学生们跳出演义故事对历史事实的误区，学到了真正的知识；在讲到中国革命时时，他把一般学生要死记硬背的一段段史实，总结成简单易记的口诀。他的学生胡建军回忆：1968年，听班主任尹老师讲历史课，讲到红军长征，编了一个顺口溜：“出江西，和福建；下广东，进湖南；打过广西到贵州，突破四道封锁线；左倾领导危害大，十万红军剩三万……”胡建军说：“这对于文革时十二三岁的学生来说?熏收获真的很大，不但知道了中国现代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从中还了解了我国的省、市区域的划分。一堂课的几句话，我们记了一辈子。”尹老师当年的女学生，现在在日本定居的吴振杰，回京正赶上北京二中召开“尹世霖教育成果座谈会”。本来只想旁听的吴振杰，做了即席发言。讲到听尹老师课的时候，还能复述出许多当年老师讲的内容。与会的教育专家对她竖起了大拇指，她说：“不是我记性好，是老师以自己消化了又反哺给我们的精华好！我庆幸在十年动乱的‘复课’时期，遇到了一位好老师。”

　　在尹世霖和团委书记约定的五年不搞写作期限届满之时，中国的天空上罩满了阴霾，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来了。人妖颠倒，是非混淆，“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口号，使一切都改变了。人民教师成了列于地、富、反、坏、右、封、资、修之后的“臭老九”。少先队取消了；红领巾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标志”，消失了，被所谓“毛主席的红小兵”和别在袖子上的菱形“红小兵”标志代替，纯真的孩子被“造反”呀，“红色恐怖”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呀……毒害扭曲了心灵。至于“文化生活”，除了八个“样板戏”外，就是一片文化沙漠。当老师的尹世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1972年，天空出现暂短的一线光明，一个传闻在民间不胫而走。随着电影《甲午风云》的复演，一些被运动诬为反革命的革命老干部又有复出的苗头了。学历史的尹世霖清楚地记得：那年4月20日?熏是23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纪念日。夜晚，他从箱底找出珍藏的绸质红领巾。做为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做为当过少先队辅导员，在团中央《辅导员》杂志上发表过处女作的诗人，尹世霖面对红领巾，感慨万千，激情彭湃。对国旗一角的深厚感情，使他有一种呐喊的冲动，连夜写了一首长诗《红旗一角的故事》。“当我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我的心呵总是那样激动／当我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总想把一个故事讲给小伙伴听……”他请诗中的妈妈“从提兜里拿出一个小包／轻轻地打开，一层又一层”那是渡江战役中的一角红旗，上面有带着硝烟的弹洞，还染上了第一个靠岸的尖刀船旗手的鲜血。烈士留给当年的姑娘、如今的妈妈一句遗言：“告诉——我们的后代／红旗是——烈士的鲜血——染成／让红旗——永远——永远飘扬／让祖国——永远——永远鲜红！”第二天，学校组织老师外出参观，尹世霖带了8岁的儿子参加。他让儿子穿上洁白的队服，戴上鲜红的绸子红领巾，神气地走上大街。一条久违了的红领巾，引来路人惊喜的注目。紧接着，他利用四人帮之流为了粉饰太平，要在“五一”大搞群众游园活动，需要有游园节目的机会。带领学校文艺宣传队，以诗雕塑的艺术形式，组织宣传队的孩子排练演出了《红旗一角的故事》。

　　文革中的孩子，像极度干渴的小苗，太需要雨露甘霖的滋润浇灌。《红旗一角的故事》刚一面世，立即不翼而飞，和当年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以及《梅花档案》一样，以传抄的形式广泛流传，并被许多中小学排练演出。后来成为剧作家并担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的欧阳逸冰先生，仅在他任教的小学里就排演了五次；一些朗诵比赛的前几名，来自不同学校，却常常表演的的是同一个作品——《红旗一角的故事》。电视台和出版社也主动找上门来。于是北京二中排演的《红旗一角的故事》上了北京电视台(今中央电视台的前身)。那时的电视台，条件有限。录像机的磁头坏了，进口困难，就把录播改直播。直播是一点差错也出不得的。节目是由北京二中宣传队表演，北京二中、二十四中的学生乐队伴奏，尹世霖担任指挥。第一次上电视的孩子们居然圆满地完成了直播任务。节目排练时，还有一个插曲：有的领导和“革命群众”“左”得提出要以红卫兵的红袖章取代红领巾。尹世霖据理力争，得到当时学校书记、老干部方道霖的支持。要知道：那年那月，这一切都是“顶着雷”干的啊！不久，尹世霖的第一本朗诵诗集，也以《红旗一角的故事》为题，在北京出版社出版了。

　　意想不到的厄运接踵而至。在一次全市性的文艺汇演中，连东城区文艺组领导都传出消息：二中的红旗一角的故事将获一等奖。但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化，情况急转直下，《红旗一角的故事》什么奖也没有得到，而且不准演出。据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文艺组(相当于今天的市委宣传部)的头头列出了《红旗一角的故事》三大罪状：1、歌颂老革命就是歌颂民主派，就是歌颂走资派；2、红领巾是从苏联传过来的，是修正主义的；3、全国每个儿童戴一条红领巾，要浪费多少红布！

　　亲历那场疾风暴雨的人们都知道，当时《红旗一角的故事》的撰写、排演、播出者的压力有多大？《红旗一角的故事》的问世多么难能可贵！尽管17年之后，尹世霖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轻描淡写地说：“今天看来，《红旗一角的故事》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但在那个年代之所以受到了广泛喜爱，是因为她代表了民心。在‘文革’的文化沙漠中，她无疑是一株绿苗、一汪碧水，滋润了孩子们干凅的心”拨乱反正之后，直到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多次少年儿童朗诵诗大赛中，仍有不少孩子是以诗雕塑的艺术形式朗诵着《红旗一角的故事》登台领奖的。20多年后，北京二中校庆大典上，一些当年的小演员，如今各自工作岗位的骨干中坚，又在母校团聚。他们竟记得自己的台词，谈话中涉及这个题材，竟还原了当年场景，声情并茂地朗诵了这首长诗的主要片断。在今年的“尹世霖儿童文学研讨会”上，许多重量级作家和评论家众口一词，说：《红旗一角的故事》是尹世霖的成名作，这首诗的艺术成就和对少年儿童的积极意义是非同凡响的。

　　风行一时的作品只能算是“时髦”；传世的才是好作品。好的作品，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红旗一角的故事》传唱了几代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