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这是鲁迅长期从事创作实践的经验之谈，也是中国新文学拓荒期颇有见地的指导性论断。打开散文集《朝花夕拾》和小说集《呐喊》《彷徨》，扑面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乡风民俗描绘，这大大强化了作品的地方色彩，产生出无限诱人的艺术思想魅力。

　　民俗是“创造于民间、流传于民间的，具有世代相习的传承性事象?穴包括思想和行为?雪”。(引自张紫晨《中国民俗概说》)它浓缩了深广的现实的历史的社会内容，是展现一个民族生活的重要窗口。“罐子里孵出的是豆芽儿，泥土中才能长出大树。”(刘绍棠语)鲁迅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社会土壤中，他吃着皇甫庄和安桥头的罗汉豆唱着南方水乡的儿歌长大，他是在当铺老板的侮蔑声里了解人世的，他更是伴随着日益深重的民族灾难成熟起来，因此，他的目光犀利无比，鞭辟入里地通过民俗剖析那个血淋淋的社会，同时也满怀一颗战士的炽热之心，急切地寻求着生活的亮色。“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就是鲁迅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也是他有选择地大量从民间风俗取材的根本原因。

　　作为文学家和战士，鲁迅的眼光是睿智而独特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束缚成为他描绘的重点，背负着沉重思想枷锁的农民和知识分子是他反复表现的对象，由此，批判性成为其创作的底色。但深刻的批判正是出于赤子之爱。面对种种国民弱点，鲁迅满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焦虑心情，“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表明了他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未来的执着追求。他虽然也写过《一件小事》之类直接赞美劳动人民高尚品格的作品，但更多的是把自己对人民的一腔深情融入到对封建思想批判性的描写之中。他的那些对“国民劣根性”痛加针砭的作品，完全是从唤醒人民觉悟这一基点出发的，这是真正领会鲁迅思想的前提。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作家置身于充满矛盾和斗争的时代里，不应是一个冷淡的旁观者，必须是一个积极的参加者，“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是的，鲁迅是能爱能憎的典范，爱人民和反封建作为一种思想的两个纵面，水乳交融地渗透于其创作的字里行间。鉴于此，我们考察《朝花夕拾》和《呐喊》《彷徨》中的民俗事象，发现一个很有意义的现象：散文中的民俗侧重体现了鲁迅思想中恋乡爱民的一面；小说中的民俗则侧重显示了他反对封建主义的一面。《朝花夕拾·小引》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便是对这一命题的有力佐证。

　　鲁迅作品中的民俗事象鲁迅的童年有很长时间是在乡下度过的，曾和许多农村少年结成知心朋友。他们一起放牛，捉鱼，钩虾，烧罗汉豆，看社戏，由此也体察到了“下等人”的痛苦生活。这些经历不仅加深了他对中国农村的了解，而且使他与农民建立起真挚深厚的感情，留下了许多不免勾起隐痛却也极为珍贵的美好回忆，以致中年的鲁迅依然“时时反顾”，终也承受不住“思乡蛊惑”。童年的记忆是多样的，而儿时所闻所见所经历的民间风俗，正是深深印在他记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强烈的恋乡之情使他在《朝花夕拾》的写作过程中，尽可能地隐藏起其一贯的冷峻而尖刻的批判锋芒，运用了恬淡的笔触，回忆那些曾让他激动不已的乡风民俗，通过儿童的眼睛来写自己童年时代的记忆。儿童的爱憎是幼稚的，却没有受到任何利害的侵袭，鲁迅从一个很巧妙的角度表达了自己对故乡的思恋和对故乡人民的热爱。迷信传说中的“勾魂使者”无常，是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可怕形象，可在《无常》一文中，无常的形象被刻画得十分逗人喜爱，“他不但活泼而诙谐，单是那浑身雪白这一点，在红红绿绿中就有‘鹤立鸡群’之感”，并被称之为“这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鲁迅以劳动人民创造的活无常形象为依据，纵意走笔，寓肃穆于活泼之中，妙趣横生，令人耳目一新，难以忘怀。鲁迅儿时渴求的乐趣之一是观看迎神赛会。《五猖会》里，为了能在赛会上出出风头，他竟产生出一个古怪的念头：“我为什么不生场重病，使我的母亲也好到庙里去许下一个‘扮犯人’的心愿的呢?芽”借用民俗材料，十分贴切地传达出少年鲁迅天真无邪的心理。所有这些，都是反封建战士恋乡爱民一面的真情流露。

　　民俗事象在小说集《呐喊》《彷徨》中则失却了童趣，更多的是深刻而冷峻的批判意识和批判色彩，展示了人民的儿子鲁迅彻底的反封建精神，服务于作家对整个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批判主题。王富仁把《呐喊》《彷徨》称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的确是个独辟蹊径而又切中肯綮的精到见解。《长明灯》里的吉光屯居民，“动一动就须查黄历，看那上面是否写着‘不宜出行’；倘没有写，出去也须先走喜神方，迎吉利”，批判性是明显的。特别是作家借用点长明灯的风俗，写了“疯子”由于坚持吹灭社庙里那盏象征着几千年封建统治权力的长明灯而备受根深蒂固的封建习俗的迫害。小说的反封建主题正是通过这个极有说服力的民俗事象来完成的。即使内容十分相似的民俗，出现在小说中的也和散文里相异。《祝福》中的“捐门槛”和《五猖会》中的“扮犯人”这两种习俗，都有找个“替身”以赎罪的含义在内，但少年鲁迅多么神往着能有一次“扮犯人”的机会，而祥林嫂却是以怎样无可奈何的心情用辛勤帮佣积存的全部血泪钱去土地庙捐了条让“千人踏，万人跨”的门槛，以逃避死后受难呀！结果而不得！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故乡》。这篇小说的结构是回忆性的，与《朝花夕拾》中的许多散文相似，或者说具备散文的某些特点，所以它兼写了乡恋和反封建这两个思想纵面，且表现得相当分明，更有助于我们看清鲁迅由于体裁不同而采用的民俗描写侧重点的差异。作家以抒情的笔调写了他对少年闰土的回忆：“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边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把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民俗美衬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恋乡之情喷溢而出。一个对美有着强烈的爱的人，是必然会对压制和扼杀美好事物的势力给以强烈的谴责和鞭挞的。二十年后的闰土再度出现的时候，已经被逼得向尊尊卑卑的封建制度低下了头，不但把“我”叫成了“老爷”，而且当他挑拣“我”家搬剩的东西时，选的不多的几件中竟有一副香炉和烛台，这绝不是无足轻重之笔，而是暗示了闰土在人间已找不到幸福，只得转向鬼神世界寻求灵魂的安慰，这正是作家反封建的用意所在。前后两组镜头，出色地为灾难深重的中国农民画了像，民俗事象在其中虽不是惟一的，却是至关重要的素材。

　　与散文小说民俗描写的不同审美倾向相适应，民俗事象在散文小说两种体裁中的表现形态也是不一样的，而又分别与体裁本身的特点相适应。鲁迅的散文是漫谈式的，似天马行空，无斧凿之痕，实则像行云，如流水，有一种刚健、质朴、清新的格调。大量的民俗事象镶嵌其中，恰如其分，水到渠成。为保持整体风格的一致，民俗描写势必是漫谈式的。如《阿长与〈山海经〉》中的一段：“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红纸包着，放在枕边，只要过一宵，便可以随意使用。睡在枕边，看着红包，想到明天买来的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然而，他进来，又将一个福橘放在床头了。”没有夸张，没有挂饰，只是信笔如实叙述。但在小说中，这种写法是罕见的，不少篇幅如《狂人日记》《药》《明天》《头发的故事》《祝福》《长明灯》等，作家对民俗事象的认识和使用已经上升到对其进行本质把握的哲理高度，赋予了民俗以某种象征色彩。这是我们在阅读时应引起注意的，否则，便无法理解作品的实质。《头发的故事》中，辫子成为清王朝反动统治的象征，成了旧势力旧习惯顽固保守的标志。众所周知，《药》中的吃人血馒头治病更是带有强烈的象征色彩。当然，对于鲁迅这样一个睿智精深的作家来说，象征手法的运用在小说创作中似乎具有某种普遍性，但我们至少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民俗事象所染上的象征色彩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容量，增强了作品的厚重感和蕴藉感。以人血馒头为例，它如果是一般人的血制成的“药”，作品大概就平得多了，但作家匠心独运，把它设想成是用革命者的血制成的，从而使小说具备了更深一层的意义：革命者的血这副“药”都无法医治人民群众的疾苦和愚昧，应该别求一种有效的治国之“药”。

　　实际上，作为一个经历过时代曲折而阅历很深的作家，清醒的现实主义使得鲁迅敢于正视和揭示社会的复杂矛盾，深刻的批判性是贯穿其全部创作的一条红线。我们考察《朝花夕拾》和《呐喊》《彷徨》中的民俗事象，不难发现：在共同的批判性的前提下，散文中的民俗描写更多地着眼于传统习俗对儿童身心发展的摧残，而小说中的民俗描写则着力于国民灵魂中传统因袭心理的解剖。《朝花夕拾·小引》和《自选集·自序》便透露了这一命题的有关信息。

　　虽然作家没有能够“带露折花”，但“夕拾”的“朝花”亦美丽。不过，身处黑暗的社会现实，中年鲁迅不可能真的完全通过儿童的眼睛“抄出”记忆里的东西，而势必或多或少带上写作当时的情感色彩和思想特点。这反映在作品中，表现为他在深情地描绘儿时的风俗琐事时，总忘不了插入少量精炼而冷峻的批判性语言，成为画龙点睛之笔。完全陶醉在昔日的风俗描绘里将会使作品丧失应有的战斗意义，这对鲁迅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在《父亲的病》中，精通礼节的衍太太勒令年少的鲁迅对着垂死的父亲高声喊叫直到咽气为止，结尾写道：“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真是一语中的，深刻地揭示了旧习俗对儿童身心的毒害。谈到民俗时，他曾说：“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一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另外，文中还写到人死时把《高王经》烧成灰以便死者在“阴间”减少痛苦的习俗，这使人联想到《明天》里的单四嫂子为她夭折的宝儿烧了四十九卷《大悲咒》，目的也是为了使死者在“阴间”消除灾难，二者的内容相似，作家的用意也相近，足见民俗材料所蕴含的批判性在散文和在小说中的一致性，只是散文中更多地强调了旧习俗对儿童身心成长的摧残罢了。

　　民俗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人民群众多年遵从旧习惯老传统，往往形成一种惰性心理，这种固守传统的惰性心理呈现出习惯态势之后，便会事事时时处于心理守势，从而丧失了人的创造性和进取性。鲁迅认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樱”，其实批判的就是国民的惰性心理。既然国民的怯弱和懒惰在民俗中反映得比较集中，他在批判国民弱点时取材民俗事象也就自然而然了。鲁迅的创作实践证明，他在小说中通过民俗对国民灵魂的剖析，正是有异于散文中的民俗描写侧重于暴露旧习俗对儿童摧残的地方。一个民族的历史越长，所形成的劣根性也越顽固，某些民俗中就有这种因袭的劣根性因素。鲁迅说：“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祝福》中的祥林嫂再嫁时，宁可头撞香案自戕也不愿从命，这对一个旧社会的劳动妇女来说，的确有其勇敢反抗封建礼教的一面；但是，如果我们再深入解剖一下，她的头撞香案不正是为了誓死维护封建礼教所大肆宣扬的“贞节”观念吗？由此我们看到，不管怎样挣扎，祥林嫂总也逃不脱封建因袭心理的囚笼，可见其受害之重、之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