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段天顺
今年,2007年是父亲西侠公诞辰一百周年。回想十二年前他老人家在世时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眼前。
父亲本名段茂棻,字润泉,号西侠,中年后一直沿用段西侠的名字。父亲生于1907年旧历10月17日,1995年4月26日辞世,终年88岁。
父亲自幼生长在北京郊区房山区一个小山村(今房山区河北镇河东村)。家有20多亩山坡地,八间石板房。他的祖父教了一辈子书,他的父亲段联瑞和两个哥哥,大哥段茂堂、二哥段茂楷也都念过书。在这一带的山村,算是“书香门第”。
一
父亲出生于清朝末年(光绪三十三年),童年和少年时期,受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也饱尝了社会黑暗和军阀混战的生活苦难。正如他在建国初期(1951年)所写的《自传》中所说:“经过直皖和两次直奉的军阀混战,迫使我各处逃难。有一次,十五、六岁的我背着一个大行李卷,由通县逃亡家乡,途中露宿了几个冬夜,冻坏了手脚、受尽了败兵的凌辱。又有一次在家乡被溃兵抓住了,挨了一顿打,还抢去了我由家里带出来的表。我家因为僻处山村,经常遭受溃兵的洗劫,我目睹和身受的苦痛太深了。我痛恨、我诅咒这个黑暗社会,使我毅然投入了现实社会斗争。”
这正是他在通州京兆师范读书时的思想写照。这一时期他读了大量书刊,包括清末的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苏联十月革命的书籍,他被引导成为一个为寻找救国救民之路的爱国青年。
192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他第一次参加了北京学生的大游行,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那时,他18岁。
1926年父亲从通州京兆师范学校毕业。经人介绍到北京城内牛街小学当教员。他刚刚踏入社会,就遇到该小学校长贪污和欺压教工的事。他年轻气盛,打抱不平,积极策划组织驱逐校长的斗争,促成市教育局派人清查,撤换了校长,使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7年他认识了曾经在李大钊领导下工作过的国民党员卜哲民。当时的情况是:1925年国共合作后,1926年进行北伐战争。北伐的口号即是打倒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依照孙中山先生生前提出的革命目标,完成国民革命,实现国家的独立与统一。当时,中国共产党有一些领导人和骨干参加国民党并担任职务。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是国民党北方负责人之一。李大钊于1927年4月被反动军阀张作霖杀害后,北方国民党左派势力影响还很大。父亲是在这样形势下,由卜哲民领导参加国民党的(当时北京仍在张作霖统治下,国民党是秘密的),时间是1927年末。
不久,因为国民党员登记事,父亲去天津市党部与组织部长苏蓬仙大闹一场。为此把他“以思想左倾,有共产党嫌疑,搅闹市党部罪”,由直隶省党部公布,通电全国拒绝登记,永远开除党籍。当时的大公报、益世报等都在第一版用大字登载。
父亲参加国民党不到一年即被清除,这是1928年下半年的事。他随即从天津回到北京。
北京解放后,父亲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我这段历史,我没有向任何人故意隐瞒过。因为我认为从泥沼里拔出腿来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二
父亲回京后于1929年暑假考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国立艺专前身),学习绘画三年。
1930年暑假由北大学生杨秀怡介绍去天津搞工人运动。杨1927年时曾与父亲一起参加国民党,此时已是共产党员。1930年冬参与领导了天津清洁水业工会罢工工潮,并取得胜利。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久,北平各校成立抗日救国会和学生会。父亲积极参加艺术学院学生会的工作。他们与北京各学校组织了全市大游行,向张学良请愿。当年11月为组织南京请愿团,父亲参加了由部分同学组织的北京东车站的卧轨行动。
三
1932年暑假,艺术学院根据教育部指令改为国立艺专,艺术学院三年级学生以专修科名义毕业。父亲经朋友介绍到西郊海淀小学担任科任教员。
在父亲的努力下1933年成立了由五位教师为主干的读书会,阅读进步文艺作品。父亲又在高年级学生中组织起少年先锋队(是学校内部的学生组织)。在校内组织学生教唱抗日歌曲,给学生们讲形势,讨论时局,阅读进步书刊。1934年,在海淀小学召开过一个规模相当大的抗日救亡游艺演出会。由父亲和周鲁民主持。演出节目除去由小学师生准备的节目外,还请来左翼戏剧家联盟演出话剧《血衣》。
父亲和党组织发生正式工作关系是1934年。这一年叔父段一虹(后改名冯纪)因在通州师范读书时参加进步活动被学校开除,在海淀小学住过一段。后考入东北大学,继续参加学生活动。曾担任华北学联秘书长,也是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反帝大同盟的成员。他们兄弟二人在这时与党组织有了工作关系,当时称平教会,属于北方局社会部,领导人马辉之,建国后曾任河北省副省长。1935年秋叔父参加了党,不久即派往天津作地下工作。父亲继续留在海淀小学接受党交给的工作任务。
1935年12月9日在北京发生了波及全国的“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父亲经与燕京大学救国会联系,发动海淀小学的师生们参加在海淀镇的游行演讲,宣传群众,痛斥国民党政府杀害爱国学生和对日不抵抗政策。
四
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为扩大敌后抗战,勾通平西抗日根据地与北京的联系,吸收京津一带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父亲按照党的指示,在原有的从海淀经北安河、妙峰山一条交通线以外,新开辟了一条从北京经房山河套地区至涞水、易县等地的交通线。父亲的海淀住家成为这两条线的秘密联络站。
为开辟这第二条交通线,父亲为了发展安全可靠的秘密关系,经过缜密的了解,结识了在房山河套地区开煤矿的老板李献琛。所以,父亲先将他发展为秘密关系,作为这条线的重要掩护人。
房山的河套地区(也称河套沟)在日本占领时期从河北镇以下基本属于八路军的游击区。虽然经过日伪军的多次“讨伐”,“清剿”,并在几个大的村庄建立炮楼,但一直有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有的村政权,白天是日伪天下,夜里有共产党的活动,有些村的住户还是边区政府的军属、干属。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条秘密通道不仅向平西根据地护送过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也成为我党边区抗战人员秘密进出北京的通道之一。通过运煤的骡马大车和汽车携带从京津地区采购的各种物资,包括药品,纸张、文具、小型印刷机等等,平西根据地的经贸干部彭城,就通过这条交通线转运根据地所需物资。彭城解放后担任北京商业局长,后任市政府秘书长。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条通道始终安全可靠,没有出现过问题。
父亲说记得在抗战时期冀东区党委负责人吴德到北平看病养伤就是通过他安排的。经他接待过的还有李运昌(解放后曾任国家交通部部长)、林铁(解放后曾任河北省委书记)等。当时父亲与他们并不认识,也不清楚他们的工作身份和真实姓名直到北京解放以后,才真相大白。当时与父亲有过工作关系的王子玉(解放后曾任河北省纪检委负责人)、严子涛(解放后曾任吉林铁路局负责人)等在北平解放后都与他保持着联系。
父亲从1932年起就在海淀住家,那是一所独门独院的住宅(海淀镇莺房甲六号)。门外东北侧有小路可通海淀后山的北安河。1934年以后,父亲由于宣传抗日有些暴露,受到当地警察分局的注意和监视。在斗争中他学会如何隐蔽使自己更加成熟机智,更加安全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为掩护好作为地下交通站的住家,麻痹敌人耳目,父亲毅然学起了中医。为取得中医考试合格资格,他下苦功夫,将每味中草药性写在纸片上,贴在床头天天诵背,定期贴换。父亲说,他要学习他的祖父,教一辈子书,行医一辈子。他告诉我,乡民们还给他祖父送过一块“儒医济世”的匾,一直挂在老家。果然,在北平市中医师考试时,父亲考取第二名,从此,“中医师段西侠”的招牌挂在了海淀镇那所小院的门外。父亲的身份除了在海淀小学担任教员,同时兼任中医师。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父亲还以习武为掩护,结交青年武术爱好者,宣传抗日救亡的爱国思想。在海淀小学教书期间,他拜当地武术名家黄宝亭老先生为师,学习顺手拳。父亲不仅练武还交朋友,宣传抗日救国。
诗书画,是父亲的本行。早在京兆师范读书时,绘画老师赵孟朱很器重他。他考艺术学院时,徐悲鸿先生是监考老师,入学后对他们绘画班进行过亲自指导。著名版画家王青芳、国画家李苦禅等与他是前后班的同学。
值得一提的他是那方寿山石的闲章——“成公后裔”。每次完成一幅字画题款时,他常要盖两方印章,一是“将就斋主”,另一是“成公后裔”。成公是谁呢?是指唐代德宗时的良臣段秀实。段秀实,字成公,陇州汧阳人。曾任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大历间为四镇、北庭行军、涇原郑颖节度使。在任“三四年间,吐藩不敢犯塞。”德宗时,朱泚叛变,欲篡帝位。秀实向暂附朱泚的文臣武将做工作。一天朱泚召开会议,当讲到欲“僭位”时,秀实大怒,乘机夺得旁人象牙笏版。“奔向前,唾泚面大骂曰?押‘狂贼,可磔万段,我从汝反耶?芽?选”遂击之,泚流血被面,匍伏走”(见《新唐书》)。秀实由此而英勇就义。翦灭朱泚后,朝廷诏赠秀实为太尉,諡忠烈。在日本统治时期,父亲身处敌战区,随时有被捕牺牲的危险。显然,这“成公后裔”是一方表明心迹的印章,如果一旦被捕,就要向远祖先人那样尽忠报国!
当日伪向根据地“清剿”,大搞“三光政策”,乡亲们遭到烧杀抢掠时,他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这在他的诗词中常有表露,虽然只能从隐晦的文字曲折地表达他的炽热情怀。如1939年写的两首诗:“半窗明月照孤眠,寒舍灯残淡似烟。一枕乡心千里梦,随风飞过万重山。”“空阶冷雨堕藤花,风撼庭槐乱暮鸦。百里家山归梦远,连天鼓角动胡笳。”
1940年的深秋,有一首写红叶的小词。词前小序云“前赴西山友人约,流连竟日。主人情重,红叶依人。设无俗职在身,几欲与碧云红树终老矣。归赋小词两阕,寄赠所思,托题红叶,聊佇情怀。”其中一首调寄《调笑令》云:“红叶,红叶!染就啼鹃怨血!写成一片秋心,天涯寄与伊人。悽切,悽切,惆怅落花时节!”
词中所写“伊人”,出于《诗经·蒹葭篇》,原是一首祭祷伊水水神之歌。“伊人”本意指伊水女神,后来借指女友或恋人。地下工作时期为掩人耳目,也有把男同志叫成某“小姐”的。我就听到父亲在与人交谈时提到过“任小姐”。后来,我见到从城工部来的“任小姐”竟是男的,他就是建国后担任过北京市人事局长、市委组织副部长的任彬。
五
1944年,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孙逊同志从根据地来京,代表组织将父亲的工作关系。由社会部关系转到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1945年6月10日,孙逊和高彬二同志介绍父亲参加了共产党,候补期三个月。父亲在解放后回忆他革命多年长期没有要求入党的思想过程时这样写道:“有时同志问我‘你为什么不要求入党?’我说:我是自由革命者,我怕党内的铁的纪律,我不愿意受束缚,但我决不背叛革命,反正给我的任务,我绝对完成。’一直到1945年我才感到革命事业的艰巨,必须有组织有纪律,才能有力量,才能完成革命事业,才感到没有组织的正确领导革命事业便会一事无成,因此才有入党的要求。”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晋察冀城工部从根据地不断派人到北平开展工作。父亲海淀住家,成为往来活动的据点之一。据我所知道的,像进北平较早的孙逊、俞立,其后的任彬、陆禹,北平解放后陆禹曾任北平市委工业部长、北京市副市长。我在家里都见到过他们。俞立是孙逊的夫人,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崇文区副区长,她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北平地下党员宋匡我、段西侠,…孙逊进城后,积极与他们接头。他们在日本投降后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段西侠1945年入党,他的妻子黄淑珍——我们都叫她黄四姐,待人热情,他家就成了地下党的一个交通站。我在1945年下半年进城后也常去他家。黄四姐的弟弟黄天佑也通过孙逊开始作地下工作。”(俞立《历尽艰辛战古城——忆孙逊》)
父亲所在的北平市立初级商业学校,“八·一五”日本投降后由国民党当局派了市党部的执行委员马耀三接管并担任校长。父亲根据地下党“学委”布置的“隐蔽、分散、长期、深入群众工作”的指示,一方面将工作方式搞得更加隐蔽,与联系人接触经常变换地点,如陶然亭、图书馆和海淀住家等。另一方面对进步学生多做个别接触个别做工作,避开监视网。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统区内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父亲在课堂上利用报纸公开的资料向学生宣传。学生们都喜欢听他的课。北平解放后,一提到段老师讲课,有的同学说?押“谁也听不出来是做宣传,但是,不知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就特别憎恨国民党,而希望共产党来,并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实际上,父亲在做学生工作的同时,还一直联系着打入北平警察局和中统局的地下关系黄天佑。黄天佑原由孙逊领导,后转父亲联系。通过父亲将情报及时送达党的领导机关。
北平解放时,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在宣武门国会街北大四院召开的全市地下党员大会。在这个会上,我见到了父亲。我们父子终于以两代共产党员革命者的身份终于会面了。
散会后大家都各自回校了。大概隔了两天,我与父亲相约到他的宿舍,我们父子做了彻夜长谈,他用颤抖的手(那时就有手颤)抚摸着我的头说:我们终于迎来了黎明。
六
1949年北平解放时,父亲已经42岁了。但仍像年轻人那样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迎接解放的洪流中。他夜以继日地为八中的接管工作操劳。后来又接受任务,将几个私立中学合并,重新组建成立新生中学(后改为35中),他担任校长。他对工作任劳任怨,倾全力做好各方面的团结和协调,整顿教学秩序,使学校快步走入正轨。
他万万没有想到,1952年开展的“三反运动”中,父亲因在学校合作社有过“赊账”,就将他打成了“大老虎”,进行批判斗争,“隔离审查”(详见段葆兰《回忆父亲二三事》),被整了三个多月,父亲的身心遭受到严重的凌辱和打击。由于当时有不少学校校长被打成“大老虎”,市委发现后,即下指示“复查”、“纠偏”,父亲才被放出来。他似乎很快地苍老了许多。
当他正在自己亲手建起的厂矿干部文化学校干的起劲的时候,“文革”来了。学校是重灾区,他这个“长”字号更是在劫难逃。他戴着“黑帮”、“国民党残渣余孽”、“叛徒嫌疑”的帽子,艰难地度过了十年漫长的“文革”岁月。后来,他向我们谈起在批斗会上,有人问他:“做地下工作时,为什么别人被捕,你没有被捕过?芽”似乎地下斗争中只有两条路,一条当烈士,一条当叛徒。既然没有牺牲当烈士,必是叛徒无疑。对此,父亲只是以轻蔑的沉默来回答。后来他就完全“想通”了。在批斗会上,他常常默背唐诗,以对付那些聒耳的噪声!
父亲做了一辈子教育工作,但是提到对教育工作的体会,他总是慨叹不已。他说,新中国建立以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当校长的哪有多少时间去搞教学呀。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常幻想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一所中学,约请最好的老师来教,待遇优厚一些,政府少干预一些,踏踏实实地潜心于教书育人的事业。现在看来,他的想法只能是“说梦”而已。
1993年的春天,父亲的长孙段强从密云县长任上被选为北京市副市长,时年36岁。父亲听到消息后非常高兴,几天中一连写了九首诗?熏表达了他的喜悦,他的勉励,也还有几分耽心。一则以喜?熏一则以惧呀。现举出两首:“成公后裔正气昌,儒医济世祖荫长。段家自有青鸟使,喜报传来满院香。”这首诗是向长孙讲述段氏家族历史,表达他的喜悦和自豪。另一首:“一颗新星飞上天,耽心任重难胜肩。仲谋赤壁夷陵日,曾疑公瑾与伯言。”
诗中表示对“进步”快,但阅世尚浅的爱孙的某些隐忧。诗中举出三国两位最著名将领周瑜和陆逊所遇到的“谮言”和不幸结局作为警示。父亲以一种忧患意识向爱孙的告诫,语重心长!随着世事迁易,更显示出这位耄耋老人的睿智和清醒!
1995年春节正月初三,他和学生们第16次聚会将要结束时,父亲又招呼大家坐下来,他兴致勃勃地将昆明大观楼上那180字的天下第一长联背诵给大家听。大家叹服这位88岁老师惊人的记忆力,但未曾料到,这次聚会却成为老师给他最喜爱的学生们上的最后一课。
写到这里,我想起父亲在1942年写的那首《咏珍珠梅》:校中有珍珠梅两丛,花小如堆雪,香清而淡冶,叶浓而色碧。直至百花枯后,犹歭立冷风中有感于怀,其中有句云:“早知不入繁华眼,留得清操证素心。”
是的,父亲在35岁时写的这首诗多么像他一生的写照呵!父亲一生以珍珠梅自喻,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他始终清高自守,清廉自律,清恬自乐。既悟于“早知不入繁华眼,”实践了“留得清操证素心!”这是父亲给他的子孙们和心爱的学生们留下的一份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