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家族里大部分人都从事摄影工作
1955年,我带着妻子和6个月大的女儿回国。我并不是家里最早回国的,在我之前,大姐和二弟就回国了,这些都是父亲的安排,他想让子女逐个的回国,最后在中国汇合,因此将最小的弟弟取名为“北齐”。
没想到,回国后我仍从事摄影工作,分配在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当北京有重要活动时,总社常常调我到北京工作,这样我就参加了很多的国事重大活动。
以前在印尼认识中国领导人都是在报纸和画报上,终于有一天,我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到了毛主席,他就在我前面不到3米的地方,那时我举着相机,心里格外的激动。事后一想到当时的情景,还心潮澎湃。
那时我在想,如果不是父亲从事摄影这个职业,我也许根本没有机会到北京,没有机会见到那么多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没有可能用手中的相机记录着中国发展的过程。想到这里,从心底感激父亲。
……
到了2007年,我已是第三次回印尼探亲。日惹市还是没有多大变化,但我发现:自父亲开照相馆之后,他的后代都在从事这项工作,日惹大大小小的照相馆几乎都是我们这个家族的,有的照相馆不仅在日惹最大,甚至在全印尼都数得上名次;即使没开照相馆,也在从事摄影器材的生意,如果加上在中国从事摄影工作的子女,那人数就有好几十人。
这就是日惹的印记,很多事都印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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