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回到了中国，创办企业。然而，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一样的，哪怕说出来有时候会怕人说矫情，但是，他们确实都有一颗火热的“中国心”。正如一位海归告诉钱江晚报记者的，他“想在高速发展的中国，再一次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的个人价值，和为祖国做点事情的心意，是融在一起的”。
办企业，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远比求学、工作复杂。记者采访了杭州的几位海归，他们经过磨砺存活至今。而当初，在他们周围创业的朋友、同学，不少已经放弃了。
他们面临最大的难题是本土化，以及克服自己身上太过理想主义的东西。我们试图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和困惑，让不同背景的创业者看到他们共同的努力和希望。
什么都需自己调节
采访那天，记者换了鞋后进入这家公司纤尘不染的接待室。不一会儿进来一个穿白衣服的清秀女孩，看上去柔弱甚至怯生生的。她的助手介绍：这是汪总。
汪昕是杭州人，除了她在经营一个企业的事实外，从她的外表实在找不出任何作为一个企业当家人的线索。她说话柔声柔气，喜欢文学和心理学的书，在日本留学时攻读教育学，平时喜欢听点音乐，晚上一个人开车在空荡荡的三桥上会觉得孤单，还跟爸妈住在一起……
在留日期间，汪昕教一个日本女孩学中文。女孩的爸爸是铁三角一个分公司的老总，那时他正在考虑把部分生产基地放到中国。
他委托汪昕到中国处理一些事务，她于2000年4月正式在杭注册了公司。
这位老总眼光独到。2000年，杭州铁三角只有十来个人，租了滨江区一个软件园3号楼的几间房子，后来搬到6号楼，再后来搬到8号楼。租的房子从一层变为两层、五层，到2006年10月，他们搬进了自己公司的大楼。这时候，管理层加员工已经有400多个人，企业越做越大。
铁三角擅长做唱机针头、麦克风、耳机等，在日本和欧美享有盛名。总公司对品质的苛刻要求，让汪昕在公司成立初期压力很大。她还记得，当时为了等一台专业调音台下线，从老总到车间员工守着生产线几天几夜。
这个女老总习惯于轻描淡写讲自己的经历，包括这8年来她付出的努力和牺牲。
“其实没有觉得很苦，就有一次，为了等一批进口设备，我紧张得不能回家，跟一些日本员工在公司过了春节。当时赶上春运，不知道什么时候设备会到，滨江那时候一家饭店都没有，我们春节那几天就吃方便面度日，还放了鞭炮。日本没有这种习俗，他们还觉得挺开心。”
“刚开始，常常加班到很晚，一个人开车经过空空的三桥，真是有点凄凉的。”
这8年来，汪昕见证了高新区的发展。她说，刚来时这里几乎没什么高楼，江南大道还不到现在的一半宽，其他的路还是泥泞小路。“看，后面士兰微电子那栋楼，我们2006年搬进来时还是平地呢！”她把自己最美丽的年轻时光贡献给了公司，奇怪的是，从准文学青年到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角色转变，她似乎没有经历太多慌张。
当年跟她学中文的日本女孩，如今已为人母，做起了全职太太。而汪昕，原来似乎会成为一位老师或者心理师，却挑起了公司的重担，并打算一直努力做下去。
“什么都靠自己调节的，我把许多权限交给别人，自己多考虑一些公司远景的事情。多下来的时间，看看书，很好了。”
人要随着环境变
回国前，郑秋枫美国在杜邦、朗讯等大公司任职。有一次浙江省电子商务考察团去美国考察，听到他的一些陈述后很感兴趣，邀请了他和其他一些中国留学生共同回来做一个省级企业的信息化规划项目。就这样，李慧和郑秋枫等人认识了，并且迅速组建了一个团队。
李慧在美国读完工商管理硕士后，打算把国内没有的一些东西带回来，但在遇上郑秋枫前，她还没有很清晰的规划。她擅长市场运营，跟管理出身的郑刚好搭档。
他们都有工作经历，并且有财力、人脉的积累，创业比一般人都要顺利。不过郑秋枫告诉记者，还是需要不断调整公司策略。“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人，回到国内有许多不适应。举个例子，比如开车。我刚回来不敢在杭州开车，大家都开得快，而且有些不遵守交通规则。后来解决的方法是，我雇了一司机。”
“在办公司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许许多多这样不适应的事情，也有很多教训。”
郑秋枫说，因为他们从事的是管理和咨询业，录用员工时没太多硬杠杠，只能凭人家以往的背景经历。让他没想到的是，有些应聘者简历写得很出色，但进来以后往往与实际不符——他们不得不改变用人制度：加了一个试用期。
“还有，浙江这边的公司习惯于‘买一送一’，就是额外再送一点服务。一开始我不接受，一直被说成‘固执’，因为在国外工作，商业习俗是不一样的。”
经过体系内不停的修改，和公司外不断开发，李慧、郑秋枫等几位创始人已经把公司带上一个快速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大公司把信息化项目交给他们做。业务不成问题了，现在最让他们头痛的是人才。
“管理咨询类人才，得从实践里磨炼出来。我接待过一些回国的留学生，在海外念了硕士、博士回来的，但还是不行。”李慧告诉记者。
他们的解决之道是，自己努力培养，加上从外面找一批有工作经验的。实在不得已，还得把一些项目往后推。
“都说上海人才多，可是我们公司在杭州，最接近浙江地区的大量客户。取舍之后我们留在杭州，许多问题可以通过变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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