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爱生/口述 林硕/撰文)

　　故事主人公小传：

    杨爱生，女，印尼归侨，现年70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建省人民医院。

　　孩提时，我最爱做的事便是在傍晚时分，独自一人或一家人围坐在家门口那株菠萝蜜树下，闻着菠萝蜜花沁人心脾的香味，仿佛所有的烦恼顷刻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几十个天门同乡跟着父亲下印尼

　　祖父是湖北天门县人，他很早就挑着担子到北京讨生活。由于长期奔波劳累，最后积劳成疾，在父亲5岁的时候便病逝了。父亲成了孤儿，由一位好心的伯公收留抚养。十五六岁的时候，父亲随着一位叔公，一起坐船到印尼。

　　湖北天门人大多数都是从事镶牙行业，一代传一代，子女继承父亲的事业。他们并不是专业的，所以算不上牙医，只能算是牙工。叔公也是个镶牙的，到了印尼，他拾起了老本行，靠着给人镶牙维持生活。镶牙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技术，抹个药，补一补就好了。

　　叔公的孩子很多，加上工作又忙，没时间管孩子，于是就叫父亲帮他看孩子。可父亲心里还是有些打算的，他觉得自己堂堂一个男子汉，怎么能整天在家看孩子？既然出了国，离开了家乡，就应该学点手艺，这样将来才能独立生活。叔公也是个聪明人，因为生意并不是那么好做，他也防着父亲学到本领将来和他抢生意，于是镶牙时就找个理由将父亲支开。

　　一段时间之后，父亲发现学不到什么东西就琢磨着准备离开。父亲与他的堂哥从小就很要好，于是便到堂哥开的牙店里跟着学镶牙，总算学有所成。

　　父亲独立之后，也赚了些钱，就打算回到家乡买块田生活下去。父亲和母亲是在家乡结婚的，婚后，父亲看到家乡治安不好，生活贫困，决定还是带母亲一起到印尼。许多同乡看到父亲要出国，就纷纷说要和父亲一起走。最后，父亲带着几十个同乡一起到了印尼。

　　同乡中有的投奔亲戚，有的无家可归，又语言不通，着实有些走投无路的意思。父亲是个热心肠的人，他有双灵巧的手，有空的时候就教同乡做些小手工，让他们把这些小东西拿去卖。

　　两年的橡胶园生活

　　日本占领印尼后，局势非常紧张。

　　当时家里已经有5个兄妹了，父亲觉得很难继续呆在这里生活。正好这时，有位老乡想介绍一份工作给父亲，马晨附近的一个县城里有家日本医院打算找个牙工，没有工资，只给些大米之类的粮食。为了养活家里，父亲只好去那家医院工作。

　　在县城里我们没有地方住，就只能住在离医院有些远的一个橡胶园里。那是一个无人看管的橡胶园，放眼望去，除了茂密的橡胶树什么都没有。那些树长得密不透风，一天之中很难见到阳光。

　　在这个偌大的橡胶园里只有我们一座房子。说不上是房子，就是一个简陋的大草棚，没有隔间，像个大仓库。我们把它隔成了几间，分成了卧室、大厅。母亲在外面的空旷地上种了些蔬菜，后来还养了几只鸡和猪，过节的时候我们偶尔还能吃上肉。

　　家里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破自行车。父亲每天骑着它早出晚归去上班，父亲在家时，我们几个小孩子就轮流骑着玩。在家闲着没事做，我们还跑到远处的河边去抓鱼抓虾。我就是在那时学会了游泳，不过学的是最初级的“狗爬式”。

　　这样的生活一过便是两年。

　　高学历的“大龄”女生

　　日本人投降退出印尼后，我们全家从橡胶园搬到了马晨。马晨是个大城市，有像样的房子和街道，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很多华人。

　　父亲心胸开阔，没有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1948年，中华小学复办。父亲说，只要我们想念书就去念，于是我和哥哥们报名上了学。

　　进中华小学时我已经8岁了，老师说我年龄太大了应该读一年级下。我急了，跟老师说，我从来没读过书，怎么能一下叫我念一年级下呢。就这样，我成了一年级上班级里的“大龄”学生。

　　在父亲的支持下，我一直读到高中，高中我还是到了外省——泗水念的，那时只有泗水才有高中。有着高中学历的我在那些华人中算是个高学历的人，在女孩子中更是凤毛麟角。

　　当时中国进步思潮日渐流传到印尼，大家纷纷产生回国念头。在泗水读高中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就常常聚在一起，边讨论学习边探讨中国国情。

　　马晨是首府城市，中印建交后的第一座领事馆就建在了马晨。领事馆大使很热心，他常和华人沟通互访。父亲的普通话还算标准，所以常常和大使聊天。大使了解到印尼有许多湖北华人，而且大多都是做牙的，便决定成立一个湖北牙业工会。领事馆偶尔也放一些介绍中国的新闻片，还有电影给我们看，《刘胡兰》、《白毛女》都是当时我很爱看的影片，我的爱国热情在那时更加强烈，回国的信念也愈加坚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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