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小学任教为回国做准备

　　上世纪50年代，中印建交后，许多华侨子女纷纷回国升学，这在当时形成一股潮流，有的还自发地组织起“回国同学会”。

　　初中毕业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国继续念高中。但是父母不同意，他们最大的理由就是在国内已无亲戚；当时又值抗美援朝战争，万一交通断绝，一个女孩子家，怎么办？再说家里负担重，一时也难凑足回国路费。

　　然而，我自有打算，经常与早一、两年回国的同学通迅联系，他们不断给我捎来新中国变化的消息，颂扬新中国的教育制度，称赞政府对侨生采取扶持政策，生活困难的还可以享受助学金。“只要回到祖国，肯定有书读”。我心旌摇荡，又反复劝说父母，他们看我回国求学之意已定，就想方设法帮我筹集盘缠，答应了我回国读书的请求。

　　我不想全靠父母，为了筹措路费，于1953年1月至6月，只身前往望加锡以北175公里之遥的海滨小县巴里巴里华侨小学任教，这是当地唯一的一所华侨小学。学校设施完备，有校长室、教务室和7间教室，校内有花园、篮球场、排球场和羽毛球场。

　　我教一年级40位学生的语文、算术等基础知识。我既是一个小老师，又是一个孩子王，同学们年纪小，天真烂漫、活泼可爱，很听我的引导。一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除了工资所得，我还从一位同学的舅舅处借款2000印尼盾，凑够路费了，立即向校方提出辞职，徐校长苦苦挽留我，还要为我加薪。然而，为了早日实现理想，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所小学。这是我在异国他乡初为人师的一段难忘经历。至今我还珍藏着一张照片，即在校内悬挂着苏加诺总统和毛泽东主席像，挂着中印两国国旗，象征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长存。

　　给印尼《匡庐日报》投稿

　　回国后，我在集美中学念书。眼见许多同学朋友纷纷考上大学，我心底的大学梦也蠢蠢欲动了。

　　高三时，福建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兼校长陆维特到集美中学动员我们报考，希望共青团员服从祖国需要，填报福建师院，为本省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作贡献。我永远记得：如果没有返回祖国，我这个裁缝的女儿不但不能继续念高中，更肯定是读不上大学的。于是我毅然决然第一志愿就填写“师范”，并如愿以偿地考取福建师院中文系，成为我们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

　　回国以后，我经常将自己在祖国的学习、生活情况以及见闻体会写成信函寄给父母和兄弟姐妹，其中有一次还在信中附上我在福建师院院刊发表的一篇记叙文。大姐读后受感动之余，即将该文章转交给我念初中时的戴校长，戴校长时任当地颇受欢迎的华文报纸《匡庐日报》社长，不久后他又将该文转载于该报。这篇记叙文主要记述我在祖国大家庭里幸福生活状况，表达自己对祖国的感恩之情。受我的影响，四妹亦于1957年回国念高中，也考上福建师院毕业后，分配到龙岩地区一所中学任教。1960年，两个弟弟也回国念书，五弟也考取福建师院英语系。

　　截至上世纪60年代，父母的8个孩子4个在印尼、4个在中国。然而，他们的感情天平却倾向于中国，他们和祖国的亲情愈来愈浓烈。1972年，在外几十年的父亲终于首次回国探亲，同我们欢聚，并前往杭州、上海等地观光；母亲也于1971年、1990年和1995年先后返国探亲。

　　如今他们虽均在印尼辞世，然而都实现了返回祖国与儿女团聚的愿望，他们无憾于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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