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的不仅是人，还有智慧”

　　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当时被看作是“胆大妄为”

　　“禁锢粉碎了，一辈子搞科研，有希望了！”下午三时，大会开幕。

　　邓副主席操着那口熟悉的四川口音，作了重要讲话。

　　这次会上他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等著名论断。这些在现在看来都已是共识的提法，在当时却遭到了争议，起草讲话一波三折。

　　大会的文件起草组由以方毅为首的大会筹备领导小组直接领导，由中科院原秘书长童大林负责主持，日常工作则由吴明瑜、林自新、罗伟等人负责。

　　由于起草者对邓小平的思想脉络比较了解，“文件起草不困难，就是根据小平同志以前关于科技的一贯论述、讲话精神，整理一下观点。”据吴明瑜、林自新回忆说，邓小平审阅后，表示可用。不久，这份讲话稿送中央审阅。

　　然而，这份文件遭到了中央高层部分人的质疑，如认为“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这么多话为什么不引用？”。

　　小平同志说，这个稿子的内容都是我讲过的意思，文字也很流畅，坚持不改。“当时能够顶住压力，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吴明瑜说。

　　在开幕式讲话中，邓小平首先提纲挈领地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接着，他谈到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他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他以历史巨人的目光把握了时代潮流：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这席讲话在人民大会堂，在神州大地引发了深远而持久的历史回响。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科教领域落后的严重性是邓小平讲话后才明确提出的。这个讲话就是针对和回应了当时政治界和社会热烈争论的问题。”林自新说。

　　在大会的小组讨论中，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查汝强如是评价：小平同志进一步阐明科学是生产力这一原理，我们党关于科学技术的一系列政策、方针就将奠定在一个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上，也就彻底驳倒了“四人帮”炮制的的所谓“自然科学是上层建筑”这一反动理论观点。

　　查汝强认为，只要立住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接下来要谈的问题也顺理成章了：“既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么，科学技术人员是生产劳动者，就更没有疑问了，我们就应当把他们当作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来依靠”；“既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它本身就没有什么阶级性可言，它就不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那么，我们对科学技术本身的问题，就不能贴阶级的标签，不能乱扣政治的和哲学的帽子”；“既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么，它就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阶级的创造，而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根据这个认识，加之我们现在的落后，我们就特别需要努力学习外国、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而将此诬蔑为‘卖国’‘投降’，就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

　　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提法是一个划时代的突破，当时被看作是胆大妄为，被认为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无产阶级世界观。”文件起草时有人就反对，应该改成继续坚持“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

　　邓小平还是坚持了原稿。

　　吴明瑜说，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说了“科技工作者是劳动者”，在科教座谈会也强调了这一点，这是他一贯的观点。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要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人才。

　　杨振宁的老师、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听着邓副主席的讲话，频频点头，与邻座相视而笑。

　　“在科学大会之前，中国所有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都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科学大会是改弦更张的大会，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吴明瑜认为。

　　虽然早在1962年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当时的知识分子听来已经很是感动了。陈毅则更加干脆，说要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之帽，加无产阶级之冕。

　　然而，知识分子并没有就此摆脱作为批判对象的厄运，一到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时候，知识分子就被推上祭坛成为锋芒所向的活靶子，尤其是文革期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曾经担任“九院”副院长的核物理专家高潮回忆起那段往事，仍感慨不已。

　　当时，包括邓稼先在内的许多大牌科学家都被迫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高潮却怎么也想不通，自己15岁参加革命，然后到苏联学习，怎么现在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一个老工人负责高潮的“思想教育”，后来苦苦“求”他：“老高，大家都承认了，你不承认，我这儿也交不了差。”最后，高潮承认“受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修正主义教育”，算是过关了。

　　那一年春天，有关方面用军用飞机专程把高潮接到北京，参加科学大会。

　　“开了科技大会，回来就发现研究所的气氛非常热烈。解放了！解放了！我们组织‘科技苦战能过关’，大家从早到晚干活，好像都不知道累一样。”高潮回忆说：“解放的不仅是人，还有智慧！”

　　大会间休息时，休息厅里一片欢乐，笑声盈盈。多年的战友喜相逢，昔日的师生重会面。

　　继续开会的时间到了，有两位代表还在谈心。他们是广东汕头超声电子研究所所长姚锦钟和一机部科技局副局长陶亨咸。姚锦钟说：“大会叫人坐不住啊！回去以后，我要尽力把无损检验技术搞上去。”陶亨咸一边啧啧称赞，一边说：“我愿尽力为你创造条件。”他俩的脸上，都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71岁的著名科学家王淦昌说得好，“四人帮”时期我们有压力，那是令人窒息的政治压力；现在也有压力，但这是鼓舞人心的革命压力，这种压力将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

　　散会后，代表们走出大会堂，十里长街已是万盏灯火。这是一个欢乐的夜晚，兴奋得令人难以入眠的夜晚。

　　在这人群中，就有陈佳洱。

　　陈佳洱1952年入党，1966年从英国剑桥大学学成归国，在北大进行重离子加速器研究。“文革”期间，陈佳洱被要求限期3天离开北京下放去养猪、修铁路。他处理了自己的全部专业书籍，只带上毛主席语录。惨遭批斗，被批糊涂了的他不清楚自己“到底是革命的还是反动的”，以为“这辈子再也不搞加速器了”。

　　“在会上，我听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是脑力劳动者’，禁锢粉碎了，真正解放了！一辈子搞科研，有希望了！”陈佳洱激动得难以自已，情不自禁热泪盈眶啊。

　　陈佳洱至今还珍藏着当时报纸上刊登的他与周培源、侯仁之参加大会小组讨论的照片复印件。

　　30年前那个春天发生的事，是他整个人生的转折点。

　　在这次大会上讨论通过了方毅副总理所作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陈佳洱有幸在钱三强先生领导下参加了“核科学与技术”部分规划的研究与起草工作。他当时只有40多岁，亲手参与了规划合肥的同步辐射装置和兰州近物所的重离子物理研究装置等大科学工程。

　　党和国家于2003年再次组织制定我国中长期科学发展的规划并在2006年年初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陈佳洱又参加了有关基础研究部分规划的战略研究与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