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国教育对外交流史的人想必还记得，1966年6月30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当时负责留学工作的高等教育部向全国下发了《关于推迟选拔、派遣留学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为使拟留学出国人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进一步得到锻炼和提高，经请示中央批准，今年选拔、派遣留学生的工作决定推迟半年进行”。

　　虽然在1973年和1974年，当时的外交部、国务院科教组先后向有关方面呈递了《关于1973年接收来华留学生计划与留学生工作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以及《关于改进和加强出国留学生选派管理工作的请示报告》，但是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这个当时拥有近十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也仅仅是向海外21个国家派出了337名留学生而已，而同时期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一些中小国家一年派出的出国留学人员都远远超出这个数量。

　　这种现象引起了邓小平等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高度关注。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来华访问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痛心地说：“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我们国家的发展耽误了十年。六十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

　　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到本世纪末还有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以后，世界是什么面貌？包括你们在内的发达国家，在七十年代的基础上再向前发展二十二年，将是什么面貌？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达到你们现在的水平已不容易，要达到你们二十二年后的水平就更难了。所以，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邓小平的倡导，旋即化为中国政府的决策，由此可见，扩大派遣留学人员是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设计的宏伟蓝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在邓小平发表著名的“扩大派遣留学人员重要讲话”后不到20天，教育部就提交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确定了选派计划。但是，在国家交往尤其是国际教育交往中，没有政治自信心是不行的，光有政治自信心又是不够的。

　　1978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方毅在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科技代表团时，与对方商定我国派团赴美直接商谈双方互派留学生事宜。当时中美还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自然是一个有力措施，也寄希望能借此打开局面。不久，美国卡特(JamesEarlCarterJr.)总统科技顾问弗兰克·普雷斯(Dr.FrankPress)向方毅副总理发出邀请，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去美商谈其后几年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有关事宜。

　　谈判之门似乎已经开启，但是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性的大国当时并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中国赴美谈判代表团只能以民间身份出现。选谁做团长成为当时中央和教育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团长既要在国外科技和教育界有影响，知名度较高，有外事活动经验，又要对国内教育情况相当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