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内四处对留学生响起质疑、非议之声时，1985年12月28日，国务院中国留学生工作组一行12人飞赴美国。时任天津外经贸委研究室副主任的杜厦，是工作组中最年轻的成员，此去大洋彼岸，他身兼考察、招聘两职。

　　他归国后作的一次报告，打开了人们了解、认识新一代留学生的崭新窗口。张建伟在听过他的报告录音后连夜拜访了这位主讲人。采访后，又飞车进京，向编辑部汇报了这一“宏大”选题。

　　编辑部一致肯定：“一个好题材！决不能给糟蹋了。”

　　接下来在报社地下室招待所的7个日夜里，张建伟整整修改了6稿，每一稿都是1万多字。“除了上厕所，这7天，我不记得离开过这间‘囚笼’。”张建伟回忆说。

　　他的思想渐渐形成一条历史线索：从严复所代表的“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代留学生，到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动身的周恩来、邓小平等第二代留学生，到以钱学森、钱三强为代表的毅然回国为科技、教育倾力的第三代留学生，到建国后赴苏联深造的第四代留学生，面对改革开放后走出的新一代留学生，张建伟将其定义为“第五代”。

　　在现实一片猜疑、谴责的舆论氛围中，大洋彼岸的“第五代”究竟是怎样一幅群像？

　　国务院工作组在美国走过22个州、66个城市、98所大学，同7000多留学生见面，座谈了66次。

　　此前，人们最为担忧的是，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第五代”即使全部学成回国，是不是也会被西方价值观“资本主义化”了？他们到底接受了什么观念？

　　杜厦眼中的“第五代”所具有的“现代人”观念令人耳目一新：人人争当经济人、才干成为竞争的唯一标准、“不自立不能生存”的顽强拼搏精神、争分夺秒的高效节奏……

　　经考察，杜厦和工作组成员得出一致意见，这样一幅海外华夏学子群像清晰可见：心向祖国的爱国之心、承继先辈的报国之情、奋发有为的竞技状态、感人肺腑的美好心灵。结语是：“第五代留学生是完全可以使祖国感到自豪的！”

　　调查同样显示，自1978年至1985年，我国留学生共出国3.8万人左右，回国有1.6万人，证明“80%不归”的提法不准确。回国的人中，已有170多人取得国内重大科研成果，78%成为所在单位骨干或学科带头人。

　　很快，一份关于我国留学生情况的详尽报告呈送党中央、国务院。

　　事实上，就在稿件将要刊登之时，有关部门来了一份红头文件，对留学生政策有了更严格的规定。一是留学生在国外拿到博士学位以后，不准滞留，要做博士后研究，可以回国做。而在《第五代》中，把在海外做博士后研究，视为“用别人的机器，铸造自己的利剑”。二是取消“伴读制”，就是说，留学生的伴侣不准出国“伴读”，因为“两口子”都出去了，还会再回来吗？但在《第五代》中，视“伴读制”为“双重人才效应”。“你花了一笔钱，有两个人受教育，何乐而不为？”“不回来了”又何妨？《第五代》的回答是“科学已经没有国界”。

　　《第五代》的责任编辑认为：这篇报道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冲破了这些被束缚已久的观念，呼唤一种全新的爱国精神和现代化的人才观念。他说，当时社会上很多人把留学生回国与缓回国、不归国视为“不爱国”，甚至是“卖国”。《第五代》却在告诉人们，这个观念应该改变了。爱国，还有另外一种热爱的方法，举凡对中国现代化起到作用的，即为爱国，这包括回国的，也包括缓回国和不回国的。

　　如今这种观念已深入人心，但在当初无疑是振聋发聩。据悉，从1978年到2007年年底，我国共派出各类出国留学人员达121万人，留学规模较30年前扩大了168倍。相当数量的“海归”已成为国内诸多领域的领军人物。(崔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