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当山的水是有功劳的。它因肯于向下而成景，因敢于翻越坎坷而能歌；它飘动的云霓拂绿了山峦，它晶莹的晨露润红了花朵；那由纯净涤亮的万物惹眼，那灵动引诱得众禽争鸣；以雾为形，它舞美了八百里山脉；以隐为库，它“内存”了万般丰富……水在武当山是不可替代的圣物。水和龙彼此不分，有水的地方必有龙，人们便以“龙宫”、“龙潭”、“龙池”、“龙泉”为寄托，水被至高无上地尊崇着、膜拜着、弘扬着，走过了千年百年。“水态”、“水性”、“水义”、“水愿”，一个水字，让武当山的历史水灵灵地鲜活。然而，武当山还有另一种水，它流得崇高、流得难忘、流得辛酸、流得沉重。

　　明朝皇帝朱棣，为争取政治的合法性，弄得一个名正言顺的帝位，便拿神来说事儿。在武当山敕建“紫金城”，为传说中的“真武大帝”加冕。于是江南九省的资财，全国30万工匠，便浩浩荡荡地朝武当山涌来。30万工匠，就意味着有30万个家庭要离散异地。14年日晒雨淋，14年风寒霜雪，14年蚊叮虫咬，14年历尽艰险。还有那14年的相思、乡情，是怎样地灼烤着工匠们的灵魂，其苦痛，其苦衷谁人能知……那时的武当山就是一个大工地，工匠们抛洒了多少汗水，又有谁说得清楚！

　　在武当山博物馆里，有一处被浓缩了的施工场地。工匠们有凿有扛，有刨有锯，那场面还很有些逼真。复制的岁月再形象，也难以再现那往日的鲜活。且看天柱峰垒筑“紫金城”宫墙的石块，每块都在一吨以上。那么陡峭的山崖，那么沉重的负荷，在运输工具并不发达的当时，是怎样运上去的？是怎么垒上去的，而且数百年仍如此地坚实牢固？遥想彼时情景，连当今的建筑专家们都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声感叹。如此浩大艰巨的工程，如此艰险艰难的施工，肯定有流淌的血水，肯定有遇难的工匠。在那里我终于看到了一块纪念368名死亡者的石碑。“一将成名万骨枯”，这里真的是只安放了368位亡灵吗？那些死亡者名单里，是否也包括了为工程献出生命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卑贱得不能再卑贱的“下等人”！

　　历经数百年的风雨行程，墨水、泪水、汗水、血水、潺潺流淌的泉水、从天而降的雨水，就这样聚集着，交织着……每一滴水都在诉说着武当山的凝重。

　　武当山是一部水的文化史。山是硬件，水是软件，丰富的文化是它的内存。山，诠释宏伟；水，演绎太极。水善，滋润万物；水智，启迪灵性。水无言，山捧出花朵向它致意；水隐忍，山举起绿荫把它颂扬；水无争，山撷来秋果为它祝福；水洁净，山披挂银装为它布告……

　　有人说，参透了武当山的水，就会获得一种平和的心境和看待世界的智慧。所以，如果说武当山是中华灿烂文化的一个章节，水当是武当山这一章节的主线或者脉络。

　　在武当山金顶一隅，矗立着一块“圣旨碑”。上面镂刻着明永乐十七年五月敕建武当山“紫金城”的一道圣旨：“今大岳太和山大顶砌造四周墙垣，其山本身分毫不要修动。”仅凭这一句，人们也该为朱棣皇帝说句公道话了。

　　这是一种环保意识萌动，是对大好河山的敬畏，还是出于一种什么别的心思？对朱棣皇帝的意图不好揣度。但，这道圣旨的客观效果倒是值得一说。

　　无疑，这圣旨是一道难题，但同时也让修建“紫金城”的工匠们大显了“身手”，从而成为武当山乃至中国的一笔珍贵文化遗产。这里，且不说那顺势而建的“太子坡”造型如何奇特、美观，工艺怎样先进、考究，只说“金顶”的那道宫墙吧，它绕着山腰顺势而筑，最后形成的曲曲弯弯的墙垣，再加上金顶一侧一座突兀隆起的山头，当几年前人们乘直升飞机航拍时，惊喜地发现，那满山的碧绿仿佛深不可测的大海，由宫墙、金顶和那座小山三者组成的立体图案，原来是一只正在朝着深海游走的“大龟”。

　　这不是巧合，是武当山金顶“紫金城”的建筑设计者们独具匠心的艺术创造。一项工程一旦上升到了艺术的层面，其审美价值，就远远地超出建筑本身的意义了。

　　还需称道的是，自从朱皇帝下达了“其山本身分毫不要修动”的圣旨，后来不管是敕建还是修缮武当山的人，真的就再没有人去随意“修动”它，所以那里的山水草木、飞禽走兽们才一直悠然自得地生存着，繁衍着。那4条如练的清泉，也才潺潺不倦地歌唱着，跨越了千年、百年，而没有像“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庐山瀑布，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游武当山期间，有幸乘船游览了太极湖。太极湖原名丹江水库，是我国南水北调工程的水源。始于金顶的4道清泉水就注入在太极湖里时，望着这青山碧水，我们不禁感慨600年前的那次“敕建”，竟为后人保留下这方清水净地；感慨那里渗出的一滴滴甘泉，600年后竟有了这么一次神妙的轮回——它以“上善”的水，来回报当年曾经关注过武当山的北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