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正是这段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话，使我对几家报纸上的报道产生了不满。从他每次见我都关心地问起鲁迅博物馆和鲁迅研究领域的事，可以推测鲁迅著作的翻译在他心目中所占的比重。煌煌四卷，他对鲁迅的作品是下了很多功夫的——凡是做过翻译的人，都能体味个中甘苦。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译作中最有分量的一部可能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和思想家鲁迅的四卷本选集。”顺便说一下，他的回忆录，原以英文写成，意大利文本出版时，题为《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中文版时，则命名为《漏船载酒忆当年》，就取自鲁迅的诗句。翻开他的诗集，不断见到或化用鲁迅诗句，或步鲁迅诗韵的作品。

　　他的回忆录中饶有兴味地回忆翻译《鲁迅选集》时的情形：1954年，外文局的负责人介绍他认识了冯雪峰，他们两个一起选编鲁迅作品，选好篇目后，由杨先生和戴先生译成英文。那时，篇目的选择是必须考虑政治因素和时代风气的。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他那时做的一些工作：“我们实际上只是受雇的翻译匠而已，该翻译什么不由我们做主，而负责选定的往往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我们翻译的很多这类作品并不值得我们为它浪费时间。”而翻译《鲁迅选集》，他没有这样的怨言。一方面，他很喜欢性格温和、对事业充满热情的冯雪峰。愉快的合作使他们之间产生了深厚的友情。冯雪峰还介绍他认识了若干年后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胡耀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不是为完成任务，勉为其难来翻译鲁迅，而是出于对鲁迅著作的喜爱而从事这项工作。

　　鲁迅著作的英文译本中，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鲁迅选集》至今仍然是篇幅最大、收录最全面的。最近，也是在杨先生去世前几天，我收到外国友人报告的消息：英国企鹅经典丛书最新推出一个鲁迅小说英译本，译者是伦敦大学历史系的朱莉娅.罗威尔(Julia Lovell)。鲁迅小说的英文版本最多，杨先生并不是最早的译者。鲁迅在世时，《阿Q正传》就有了译本，而且有好几个，截止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十种之谱。斯诺(Edgar Snow)也曾选译鲁迅小说，收入他编的《活的中国》?穴Living China?雪一书。杨译本的最大特点，在内容上，是顾及了——准确地说是突出了——鲁迅的杂文，而不像西方的译者，多以小说为主。迄今为止，英语国家还没有出版过鲁迅杂文选之类的译本，除了从杨译《鲁迅选集》中选出的那本《无声的中国》(Silent China，牛津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西方研究者把鲁迅当作一个虚构作品的大师，而忽略了他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忽略了他作为一个中国新旧交替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承担，忽略了杂文这种文体的复杂性和艺术性。《鲁迅选集》用三卷的篇幅收录鲁迅的杂文是一个创举，也可以说是打了一场攻坚战，从而在那文化贫瘠的时代里完成了一次积累。因为，对鲁迅杂文的理解一点也不比对其小说的理解容易，需要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的更广博的知识。从这方面说，由杨先生这样学养深厚又亲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来翻译鲁迅杂文是最合适不过的。

　　20世纪在70年代以后，杨先生夫妇还翻译了鲁迅著作的单行本，如《野草》、《朝花夕拾》、《呐喊》、《彷徨》等。这种努力，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要弥补《鲁迅选集》在选目方面的缺憾，完整地译出鲁迅某一时期的创作特别是鲁迅本人编定的文集，使读者认识全貌。

　　杨先生的译文较为先出，自然会有后人取法，而且评说。既然有多个译本，就有优劣的比较，这种比较是不会消歇的。《红楼梦》和《聊斋志异》且不说，即如杨译鲁迅作品，也有人批评语言呆板，缺少生动活泼风格。杨译本的有些译法，当然可以商榷，可以改进。即如关于书名和篇名，后来的译本就颇有与他不同的。如《呐喊》，他译作Call to Arms，有人译作Battlecries 或Outcry，《彷徨》，他译作Wandering，有人译作Wavering或Hesitation，《野草》，他译作Wild Grass，有人译作Weeds；《孤独者》，他译作Misanthrope?熏 有人译作The Lone Wolf，《伤逝》，他译作Regret for the Past，有人译作Remorse，各有自己的理解，对读者理解原文都会有所启发，不妨并行。后来者也可以比较各种译法，择优使用。我觉得，杨译用词准确，语言风格平实，因此较为可信。外国人的译本，如美国威廉.莱尔?穴William Lyell?雪的《狂人日记及其它》(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 by Lu Xun)，多美式俗语，虽然文笔生动，但原文的意义在这有意的“本地化”中就不免会流失一些了。

　　四

　　12月中旬，我到悉尼参加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中文系和孔子学院举办的“活着的儒家文本：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国际学术研讨会。“活着的文本”系列研讨会的目的是在一个全球视野和比较框架内重估清末民初的文化遗产，集中研究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鲁迅、王国维、刘师培、何震和其它对当时社会运动和知识更新有贡献的人的文本。会议强调国际合作，注重文本细读，倡导翻译近现代中国思想和学术经典为英文，为跨学科研究提供基础材料。

　　与会学者普遍感到目前学术界精细而严格的原典细读功夫不够。中国近现代文献存在很多语言上难点，容易发生理解不准确甚至误解之处。即如鲁迅研究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更不要说文字古奥的作家如章太炎了。专业的中国文化研究者尚且难以理解，一般读者更难问津。如果有准确的译本作为研究的基础，不但为外国学者提供便利，而且还可以吸引更多普通读者进入中国学研究。从会议情况看，鲁迅研究的学者们在一起交流起来比较顺畅，那是因为鲁迅的很多作品都有英文译本。这不能不让我又想起杨宪益先生在这方面做的工作。

　　有一天下午，我和寇志明、北京大学的高远东教授谈到鲁迅著作英译问题，认为应该尽快组织《鲁迅全集》英文版的翻译和出版。寇先生曾译过鲁迅的全部诗歌，目前正在做鲁迅早期文言论文的翻译。鲁迅的早期论文正好属于我们这几次会议讨论的晚清重要文献，引起很多学者的兴趣，都鼓励他尽快完成这项工作。加上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翻译的《两地书》(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为鲁迅书信的翻译打下了基础。将这些合起来，颇具规模。出版英文版《鲁迅全集》的时机已经成熟。

　　我回国后，写出访总结时，就此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期望引起重视。

　　为什么要英文版《鲁迅全集》？因为鲁迅的思想仍然有现实意义，他提出的很多问题我们今天仍然必须面对。鲁迅是中国历史和文化转型时期的杰出代表，他刚劲不挠，英勇顽强，思想深刻、文笔犀利，他的文字是中华民族智能的结晶。他人格高尚，一生所做，片言只字，均可示人。

　　几十年来，中国曾有″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翻译计划″，出版了几千种译着。中文版的《屠格涅夫全集》、《莎士比亚全集》、《纪德全集》等等，琳琅满目，但我们翻译中国文化典籍到外国的情况如何呢？进多出少、文化逆差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当然，我们也出版了不少中国古典名著的外文译本，也以丛书的形式出版了多种现代文学作品。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中国文化史上的代表性作家的作品被全部翻译成一种外文，除了屈原、陶渊明这样的作品数量不多的作家，李白、杜甫、苏东坡等等，都只有选本。应该将一个中国作家的文字完整无缺地推向世界。这种完整无缺并非多余，而是很有必要的，完整性是真实性的重要因素。弥补这一缺憾，不妨从《鲁迅全集》开始。有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选集做基础，国内外很多资深的鲁迅研究者可以结合自己的研究工作，承担翻译的任务。

　　我们一方面感谢杨先生翻译了鲁迅的著作，为鲁迅研究这门学问具有一定的国际规模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我们还想更进一步，将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作家完整地介绍到国外。有这样的设想，归根结蒂还要感谢杨宪益先生。我们应该继承他的事业，把这个展示我国近现代文化成就的工程做得更好。

　　如能做到，当是对杨宪益先生的最好纪念。

　　(本文作者为鲁迅博物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