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邱章卿/ 执笔/林小宇
我这辈子与山有缘,最让我难忘的是在东北大兴安岭森林里的日子。
祖国的北极漠河
1952年4月我踏上从印尼回国的轮船到了广州,接着我们坐上北上的火车到了北京,在北京我选择了林业部直属的河北黄村林校读书,3年后我分配到中国林业部森林调查处第一大队,第一大队的队部设在哈尔滨,而野外作业的队部设在中国最北部——漠河。漠河位于大兴安岭北麓,黑龙江上游南岸,当时漠河只是默默无闻的一个小村庄,连一个小吃店都没有。在漠河隔着黑龙江往北看,可以看到对面的苏联。由于漠河纬度高,随着季节的变换,到每年的夏至时,便产生了昼长夜短的极昼。在极昼出现时,晚11时,天仍然亮,人们可以坐在白夜里看书、写字。当夜幕降临到午夜后的1-2时,天稍黑一会儿又开始放亮。这些自然景观会让现代人趋之若骛,可在当时,我们这代人并没有这份“闲情”,只知道到了漠河,就意味着要开始背着行囊步行走进大兴安岭,那时大森林里没有公路,要到作业点需步行5-6天。
气势磅礴的大兴安岭森林
在没见到大兴安岭森林前,森林给我的印象就像是印尼的热带森林。印尼的森林平均气温有摄氏27度,而且年平均降雨量有400到1000mm,所以是一个相当潮湿且温暖的森林,非常适合动植物生长,热带雨林特色鲜明的树木繁多,大板状根的树木随处可见,天生喜好阳光的乔木为了得到充足的阳光和雨露,生长得特别高大,为了能支撑这高大的身躯,树干的基部就发育出特别庞大的翼状根,景象奇异壮观。在密林深处,常有许多缠绕在树下的藤蔓,横七竖八,无奇不有,有的直径粗达50厘米,像棵小树;有的纤细如绳;有圆的、扁的;还有方的、四棱的。它们上下盘缠、穿梭悬挂、蜿蜒伸展。
如果印尼的森林给人以“杂”的感觉,那么大兴安岭的森林给人却是宏大的印象。我忘记第一次踏进大兴安岭准确时间,但初识大兴安岭,完全被它磅礴的气势震撼了:从远处看,森林像整齐的军队,让人肃然起敬,落叶松林与白桦林,时而分开,时而混杂,但不管怎样,他们总是那样的挺拔,那样的圆实。森林虽说铺天盖地,但人们可以从森林里看见悠远的苍天;大森林里溪流交织如网,河水清澈见底,蓝天碧云交映;在密密的树林里,原本在远处看起来并不高的树,近前一看,竟意外之高、意外之大,那粗壮的树干笔直地矗立着,根部往上约三分之二还多的地方,竟无一根枝桠,似乎要让出一些地方给小树们生长。
我在大兴安岭工作是为国家林业部作森林资源调查,计算出木材的蓄积量,这工作是对既定区域的树林作观测,得出树林的密度,目测出树木的年龄,掌握树林的种类和树种的比例。我所在的第一大队分成了许多调查小分队,每个小分队有调查员两人,助理四人,后勤三人,这是最小的野外作业单位。小分队一般同住在一个帐篷里,帐篷把我们溶为一家人。白天,大伙都在“户外”工作,我作资源调查,助手确定调查路线,后勤烧火做饭。晚上大伙“聚会”帐篷里,油灯下做完资料整理后,便开始聊天,因为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尤其我是从异国他乡来的,就更有聊天的内容,这也许是我们最主要的业余生活。
大兴安岭就像一个巨大的家园,我们在一个地方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就搬家到另一个地居住,这近似浪漫的生活其实是取决我们野外作业点的远近。我们每天都是步行到野外调查,一旦工作点离帐篷太远,后勤人员就会打包搬家,这种迁徙也是我们当时习以为常生活的一部分,由于寒带森林里的景物几乎一模一样,因此我们无论如何迁徙,都感到还是在老地方,而真正感受有不同的是季节的变化。我们每年5月份进山,10月初就得撤出森林到哈尔滨,一年的野外工作时间只有短短的5个月,其余的时间就是在哈尔滨的队部做资料汇总和整理,此时大森林已是冰雪世界。在森林里,当感到凉凉山风吹来时,我们就知道天寒地冻的冬季要来了,剩余的工作时间不多了,一种使命感让大家都“快马加鞭”地工作。
我爱大森林的山风
我们很少有时间去品味大森林的春天、夏天和秋天,但现在细想起来,印象较深的是大兴安岭的秋天,大兴安岭的秋季,天高云淡,不同树种,由原来的绿色逐渐变颜色,由绿、红、黄、橙、紫五种色彩组成,使群山披上了五彩斑斓的新装,那些低矮的灌木也悄悄地装扮自己,枝梢上结满的果实有红有紫,一弹就破。我爱森林里的缤纷,但更爱大森林的山风,每当山风吹来,森林像抖动的彩缎,发出“哗哗”的涛声,时而咆哮,时而低吟,就像潮涨潮落的声音。
两年后,我母亲回国,考虑到老人家在北方不适应,我提出调到我的祖籍地福清。到了福建,我还是从事林业工作,还是在大山里转,在森林里走。奇怪的是,大兴安岭的影子却时常出现在我的眼前,特别是山风吹来的时候,那林海的涛声让我陶醉,让我浮想联翩,同时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起:作为一位归侨,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过中国最大的森林。然而,这些“自豪”与祖国宏大的事业相比,显得平淡而细微,就像树林里的雾霭一样那般轻柔,只要微风一吹,它们就消遁得无影无踪。(来源:福建侨报)
(邱章卿,男,现年79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州市林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