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趣英老人对往事有着清晰的记忆
    
我的家听得见中国鸡鸣

    
    我家住在越南老街省的老街市。打开我家北面的窗户，隔河就可以看到中国，天亮时候，对岸公鸡的啼叫，这里都可以清楚地听见。
    
    我家房子后面有一条河，因河水浑浊泛红，故称红河。红河的南岸是越南，北岸是中国。在红河的右侧还有一条河，叫南溪河，它也像红河一样，北面是中国，南面是越南。不同的是，红河水又深又急，而南溪河水清且浅，两国边民来往时常常是赤脚淌过南溪河。南溪河在老街市北面的不远处与红河汇合，垂直向南流入越南。
    
    老街的当地人总有“半个中国人”的感觉，他们无论做小买卖，还是走街串巷，少不了要到中国去。在与美国人的战争中，这里更是与中国密切来往，那时，我们看到整天都有从中国来的火车，载着满满货物不断地经过南溪河上的大桥运进越南，而回去的火车却是空空荡荡的，大家都觉得有中国作后方心里踏实的多。
    
    1977年，人们开始用另外的语言议论中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们这些侨居在越南的中国人，到了1978年，我丈夫的朋友就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你们还是回国去吧，迟早你们是要回去的。”我不理解为什么越南要我们离开这里，我祖辈四代安分守己地在这里生活，我们省吃俭用买了一间茅草房，我们在自己的院子里种菜养猪，我们是勤勤恳恳的老实人……
    
    后来我才知道，自1977年初，越南方面就在与中国毗连的省份推行“净化”边境地区的方针，把很早以前从中国迁居越南的边民成批驱赶回中国境内。同年10月，越南开始在越南西北地区的黄连山、菜州、山罗等省驱赶华侨，以后又逐步扩展到大批驱赶越南北方各地的华侨。
    
    那时，盛传有的地方将不愿回国的华侨集中到荒无人烟的山区里去种田，很多华侨因此全家都饿死或病死在那里，那些坏消息使得我丈夫按捺不住急躁的心情，他常常看到一列列挤满华侨的火车从越南驶向中国而不知如何是好，终于有一天，丈夫向我提出回国的事，我哭了。在老街，有时我一天可以去中国几趟，但现在这样回国，就是要我们全家彻底地离开这里，放弃我们的工作，抛弃我们的家园，成为拖家带口的难民，每天靠救济生活。
    
    其实要回国也不容易。正规的回国途径是要从横跨南溪河上的大桥上经过，那里有越南的检查站，通过检查站需要一纸证明，而要得到这“证明”得办很多烦杂的手续，最关键的是要申报财产，如果提出带财产回国，无疑这张“证明”是得不到的；直接淌水过河也是另一条回国的路，但很有可能会被在岸边巡逻的越南公安抓走关监，并且没收随身的物品。两种回国的路相比，我们还是选择了淌水过河，毕竟我家就在岸上住，熟悉水流，也认识一些在河边的越南公安。

    
一家人淌过南溪河

    
    1978年4月21日，我丈夫第一批回国，他背着一百多斤的药材，趁着巡逻的越南公安休息的时候，淌水过河。
    
    1978年4月25日，我的大儿子第二批回国。按照越南公安的说法，对岸过来的人只要在河里，就不算到越南，我丈夫因此就站在离我伸手可及的河里，从我的手里接过儿子。
    
    1978年4月27日，我将我的母亲和两个女儿也送过了河，因为我母亲是小脚女人，我丈夫只能背着她过河，我家的几包衣服和一缸腌猪肉也是这次送到了中国的。
    
    送走母亲女儿后，在回家的路上，邻居急忙跑来告诉我，我家已被越南公安贴了封条，屋前屋后有几个穿着黄衣服的人在等着抓我，见此状，我只好隐藏在朋友家。要是在以前，一听说越南公安要来抓人，我肯定会十分害怕，但现在，我一点都没有恐惧，反而有一种轻松和超脱的感觉，因为所有的家人都已安全回到了祖国，我一个人再没有什么牵挂和担忧的。附近的邻居和朋友知道我要回中国，都悄悄地来看我，有的送大公鸡，有的送糯米，还有的送甘蔗，从他们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们是舍不得我们离开，其实我更不愿离开这里。
    
    1978年5月1日，这天天气又闷又热，正午12点，守候在河边的越南公安都到树荫下休息，此时，我打扮成越南妇女的模样，头上还戴着一顶越南的斗笠，骑着自行车一阵风地冲向南溪河。
    
    我这辈子不知淌过多少次南溪河，但这次淌水过河却是最艰难的。南溪河最深处不过是淹过腹部，但我是扛着自行车过河，车上还载着100多斤的公鸡、糯米、粽子、甘蔗等食品，为保险起见，我在下河前，就把鞋子脱在了岸上，但所负的重量太大，我的脚在河里一直在打滑，我只能咬牙用力挺着，不让自己倒下。
    
    上岸后，我遇到在河边坐着的两个年青人，这两人告诉我，他们是从河内来的，已是身无分文，他们想再回到河内，接他们的亲人回国。其实，我也近乎于“身无分文”，身上只有8元人民币，看着两个年青人悲伤的样子，我只好把仅有的8元钱给了他们，还给他们指去河内的路。
    
    中国的河口骤然成为了世界瞩目的难民营，越南难民一天天的增多，被驱赶的难侨很多是老弱病残者，他们拖儿带女，颠沛流离，凄惨万状，目不忍睹。尽管中国政府开放河口的所有旅社和招待所，但也无法应对日渐增多的难民，有的难民只能栖居在屋檐下。
    
    聚集在中越边境的中国难民很快就疏散到中国的各个省，我们全家被分配到福建省的双第华侨农场，在离开河口的那天，我又来到南溪河边，看看河里的溪流，看看对岸原本是家的地方，一种惆怅油然而生。
    
    在我们离开越南后的1979年2月17日凌晨，中国被迫对越进行自卫反击战，解放军的坦克越过红河与南溪河，攻入越南老街省。

    
重回老街

    
    20年后，我和丈夫又回到这里。天刚朦朦亮，在河口的公路桥上，越南老街一方已排起了长龙，挤满了等着过关做生意的小贩；而中国这一方，却没人。边界的关口一开闸，越南人蜂拥而至，有的拉车，有的挑担，更多的则推着自行车。由于过来的人实在太多，人龙排得长长的。这里再也看不见拥堵的难民，听不见隆隆的炮声，放眼望去这里都是忙碌的商人和远道而来的游客，那动乱的年代和战争的痕迹也荡然无存，人们仿佛已忘记了这里曾经发生的事。
    
    在越南老街住了2天，我们从中国带去了很多东西，分给越南的每个人亲朋好友，了却埋藏在我心里的一种愿望。再次离开老街时，我又深情地看了看大桥下的南溪河，它还是那样的宁静、那样的美丽。
    
    谁又能知道，这条河以后还有什么故事？
    
    （来源：福建侨报。高趣英，女，越南归侨，现年65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建双第华侨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