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满足了我的需要

    
    郑自治于1925年出生在印尼三宝垄，祖籍福建省龙海县。其曾祖父系清咸丰年间的翰林学士，后因参加农民起义而惨遭迫害，逃往印尼谋生。到近百年之后的第四代孙郑自治时，一家人讲的都是印尼语和荷兰语，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番仔”。但故国、故乡情结却世代相传，从不断歇。
    
    郑自治6岁那年，母亲突然暴病辞世，祖母毅然地承担起照顾郑自治四兄妹的责任。7岁时他被送到荷兰学校去读书。到了1946年，郑自治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万隆工学院数学系，1952年取得了数理统计学硕士学位。在印尼、荷兰工作几年之后，1958年郑自治又到比利时罗芬大学攻读数理统计博士学位，经过3年苦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先后在意大利欧洲原子能联营公司工作，在土耳其、比利时和荷兰等国的大学讲授数理统计专业课。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在探究科学发展渊源的进程中，郑自治始终以科学的态度，在中西文化交汇撞击中，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把中华古老而灿烂的文化，介绍给欧洲和西亚。
    
    春来秋往，岁月更迭，转眼郑自治已快到退休的年龄，他开始考虑自已最终的归宿。是留在荷兰，享受优越的晚年生活；是回印尼，与兄妹亲朋团聚；是回中国，那既熟悉又生疏的祖国？
    
    1981年，郑自治与妻子登上了返回祖国之途。当飞机到达北京站时，他忍了许久的泪花夺眶而出，“祖国，我回来了”！在到厦门路途中，语言不通的他得到了一位厦门印尼归侨陈先生帮助，加之厦门的好天气，让郑自治决定在厦门定居，随即买下了南华路14号的一套住房。
    
    1985年，年满花甲的郑自治退休了，他毅然放弃子女均在荷兰的天伦之乐，只身来到厦门定居，加入中国国籍。他先是分文不取地为厦门大学计统专业研究生讲课，还先后捐赠好几万元给厦门大学图书馆购置图书设备和电脑。如今的他，已能说较流利的汉语，每天早上与一群老友打太极拳，下午到老干局参加活动。荷兰籍的妻子王金璇女士一年中也有9个月陪他居住在厦门，她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获得《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证》（中国“绿卡”），免去每年办签证等许多烦琐的手续。
    
    当有人问及郑自治先生，“中国有没有让你失望？”他严肃地回答说：“不会，住在祖国这个大家庭里，人们能接受我，我的心灵和精神感觉很满足。是祖国，满足了我的需要！”

    
中国现在还穷，但发展速度很快

    
    走进位于南华路14号郑自治先生的家，几件简单、陈旧的家具，一间狭小、简陋客厅，让人误以为是进了七八十年代工人家庭。吃的、穿的、用的更是节俭，据说4块钱一盒的快餐他都嫌贵；家里的房子是自己粉刷的；衣橱的脚坏了用砖块垫着；但却舍得从自已有限的荷兰退休金中，捐出40多万支持祖国的教育、建设等多项公益事业。
    
    当有人说起他在中国没有老人福利金时，郑自治先生马上说这没关系，因为中国现在还穷，但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他记得1948年荷兰一家报纸公布联合国的统计结果说，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但现在我们必须说，中国共产党的功劳就在这里，是社会主义改变了中国，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华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提高了。”
    
    当年在荷兰时，别人认为他是从印尼去的，是印尼人，他说“不，我是中国人”，外国人很难接受。尽管自已受人尊敬，但看到同胞遭人岐视，让他明白海外华侨的生活与祖国强弱息息相关。“住在荷兰，退休金足够生活，但感觉自已是个孤儿，没有根，没有归属感。回到中国，住在厦门，这里的人们都很友善，都乐意接受我，让我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孩子们现在只是几年才来看我一次，还没有回国的意愿，但我相信，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儿孙们也最终会回到辽阔、伟大的祖国。”（鹭风报/青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