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自1964年离台赴欧后，辗转迟至1987年方准许回台探亲。身为亲友本就不多的外省人，海外又留滞23年之久，再加上台湾已由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前后恍若两个世界。小时记忆中的所有“地理坐标”整个易位不说，人际关系也全然断绝。结果，便导致自然的生疏与自觉的疏远。这次，巧应世新大学的邀请，进行一学期的客座教学，终于提供了一个就近重新认识台湾的机会。在不敢错过任何机会的心态下，笔者充分地利用闲暇前往各个角落、接触尽多的社团与个人。
    
    不需太多的观察，一般游客多可发现台湾尽管口口声声“国际接轨”，而实际上长年来老百姓的“国际观”仅仅限于美国与日本。自退出联合国后，国际新闻早已失去台湾媒体的垂爱，最终，则退避至第七八版的“阴暗角落”。尽管如此，本人一向认为处于网际网络时代，应当不会出现地域间信息隔阂的问题。但是，通过这4个多月的亲身体会发现，对国际事务的了解，关键不仅在于时时透过特定媒体（如网络）的扫描，尤其重要的是，必须要有多方位的接触，和对事物“流程”的不断跟踪。尤其是处于强势媒体、主流媒体操纵国际信息的时代，一旦脱离自由媒体的接触，则视角、观点极易受到左右和摆布。这就是笔者在台期间的无意“新发现”，也是此期间拒绝对岛外时事发表太多意见的主要原因。
    
    谈及媒体，台湾另一个虽明显、却不为许多人察觉的特点在于：整个台湾岛，唯有泛绿的媒体把中下阶层当作诉求对象和主要对象。至于泛蓝势力，似乎一向无此文化传统，因此也必然一而再地一败涂地。反观泛绿阵营，除了各种平面媒体外，还有电视台与地下电台对中下层进行全方位的包围。尤其是《自由时报》，几乎从头条标题的设置，到生活、影剧版的诸多潜台词，处处表现出它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了发挥一部作战机器的所有功能；而所谓蓝军的媒体，则至多给知识分子腾出半版“论坛”，宣泄积压的情绪。不言而喻，拥有最多票源的中下阶层是无视于泛蓝势力的存在的，原因则在于他们也一向不在泛蓝的眼里。该情况，甚至也反映在所有脱离泛绿队伍的社会活动人士身上，其中，几无一人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当笔者提及此独特现象时，反应却不约而同是：“该说的，也都说了”。台湾的情况实际是，一方面在自说自话；而另一方则是把重述千遍的事情变为事实。一方面，养尊处优的泛蓝第二代放不下身段来；另一方面，泛绿者却不择手段，用草莽式的煽动语言，对历史与文化极竟歪曲之能事，来推动一场台湾式的“无产阶级大革命”……。
    
    有趣的是，当一向自诩为“中华精致文化捍卫者”的泛蓝文化人士仍旧沉醉于孤芳自赏之时，却多没意识到海峡彼岸早已随着生活的改善，静悄悄地孕育着一场文化复兴运动。他们尽管也偶尔接触到彼岸个别精彩绝伦的历史剧与乐曲，但总以为个别树木不成林；同时更是无从了解，此岸长期脱离文化土壤的“精致文化”早已山穷水尽；而彼岸却在新的滋养下快速茁壮成长。就笔者之见，整个台湾外省人，打从撤退至台湾的一日起，就是两头不着路的遗老遗少，境况至悲……但又自大。
    
    10年前的台湾民众，行为举止有如当前的大陆同胞，一般多没心情关注“商机”之外的闲杂事。然而自李登辉执政以来，凡遇聚会场合，70%以上的时间均消耗于统独问题的争论。这种纯属消极性的精力支出不说，单就亲友间感情的破裂，更是恶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当前无论是台湾人或外省人，家庭内年长的兄姐，与面临现实环境压力的弟妹之间，为民族认同问题反目相向的事件比比皆是，其情况犹如1966年文革重现。国难深重的中国人似乎都要经历过彻底的自我糟踏方能苏醒与自强，台湾也非例外。
    
    理论上，台湾绿营要求拓展国际空间实为误会一场。如果不是“国民政府”1949年偶然选定退守台湾，台湾省则与四川、江苏省一样，毫无外交关系、国际空间可言。如今，指称“国民政府”为“外来政府”之时，却要继承、甚至扩大得自“国民政府”的“遗产”，其心态确实有失健康。其实，继美国政府于1968年趁文革动乱、重提“台湾地位未定”后，“台独”分子随之以“居民自决权”的主张遥相呼应。“台独”智囊之所以提出此口号，多少是意识到台湾人不是有别于汉族的民族；除此之外，大概也知道，根据国际法，只有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可以依法提出独立要求。为回避民族问题与国际法有关民族独立的明确规定，“台独”理论家便标新立异地编造了个“居民自决权”理论。笔者以为，这也无妨，目前台湾在国家、民族认同问题上，似已明显呈现“南北对立”局面，因此台湾大可依据“居民自决原则”，让南部尝试独立，并将北部画为“非战区”。如此一来，各得其所，有意发展建设者移驾北部，南部居民则可不断独立和加强军备；大陆一方，正在酝酿的《反分裂国家法》与一切“非和平手段”也均将能够有的放矢，而不会一杆子打翻台湾岛，造成无辜伤亡。
    
    2005/2/3 于维也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