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星期在孤寂中挨过去了，用“挨”字来形容，是因为过得太慢太无聊。
    
    这一个星期中，她跟婆婆去过附近的自由市场，买过一次瓜果蔬菜。再就是星期天，与全家人去过一次教堂。除此之外，她没迈出过家里的大门。
    
    马塞罗告诉胡秋妹，他们住的地区很乱，她初来乍到又语言不通，最好不要单独出门。这话倒也不是危言耸听，马塞罗绝无吓唬她的意思。他们住的区，离市中心约15公里，住在这里的人，大都在圣保罗市区打工。不言而喻，这里住的都是下层阶级。他们当中，一旦有人经过数年奋斗，爬上了中产阶级地位，就很快卖掉房子搬走了。
    
    这个区按中国的说法，是一个脏乱差的区。但它却有着一个美丽的名字——玫瑰花园区。也许很早以前，当这里还是一片没有人烟的田园时，某个城里的富豪曾在这里建过玫瑰园。
    
    马塞罗家的前两条街上，每星期四有一个“费拉”（FEIRA），翻成中文就是自由市场。这个清晨开市，至下午三点收摊的“费拉”，主要卖的是果菜鱼肉一类农产品，它是当地居民果菜的主要采购点。
    
    “费拉”上，不管卖菜还是卖水果，都一律不用磅秤。卖主把菜和水果，分成一堆一堆，或装在小塑料盆里，一盆一盆地摆在案上供人挑选。在水果摊上，你可以任意品尝各种水果。尝了不想买，二话不说就可以走人，甚至还可以把没尝完的水果带走吃，卖主也决不会跟你计较。如果你尝好了决定要买，卖主也决不会因为你刚才尝了一个而扣下一个。这与在中国做买卖大不一样。
    
    在中国的农贸集市上，买东西前要先要问价，问了价开始讨价还价，讨完价过秤时要争秤高秤低。到了算账付钱时，买者与卖主还有一番锱铢必较。卖主对一两一钱，也得算个分厘不少。尽管这样苦心计较，当你回到家再过一下自家的秤，回回准短秤少两。卖主沾点秤高秤低的小便宜倒也罢了，最可恨的是卖米的在米里掺沙，卖肉的肉里打水，卖松花蛋的里面包着土豆蛋，坑人的招数无奇不有，多得一言难尽。记得有一次，胡秋妹为爸爸过生日去买鸡，明明看着那只母鸡挺瘦小，可一过秤却近三斤。回家杀了鸡掏出肚肠一看，恍然大悟，原来鸡嗉子里灌了半斤重的石膏，你回去找吧，天黑集市散了。就算没散市找得到卖主，他也不一定认这壶酒钱。
    
    与之爱投机取巧的中国人比，巴西人显得厚道、大放、豪爽多了。胡秋妹跟着婆婆在水果摊前一路品尝着，还没有买肚子就饱了，最后买了一打香蕉，一盆木瓜和半打芒果。
    
    跟着婆婆赶“费拉”，胡秋妹知道了一个窍门，赶“费拉”最好的时间，是下午一点后。早上刚开市时，价格最高。而过了中午，价格就拦腰砍半。临到收摊的时候，价格就跌到三分之一了。有的摊主在收市时，干脆就把剩下的果菜倒在地上，施舍给了那些捡菜拾果的穷人。
    
    赶这样的“费拉”，对胡秋妹来说，真是一种购物的享受。
    
    这个星期天，她还第一次迈进巴西人的教堂。在中国，她的妈妈是佛教徒，她虽然是无神论者，但她也曾经陪妈妈到寺庙里进过几次香，但是从没有迈进过教堂的大门。如今到了巴西，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巴西人都信教，她也随马塞罗一家，走进了高悬十字架的神圣教堂。虽然她还听不太懂神父的讲道，也听不甚明白信徒祈祷中说些什么，但她很喜欢听那诗班唱的圣歌。那些圣歌不像在传统的西方国家，是用钢琴伴奏的。巴西人喜欢用吉他伴奏，节奏如迪斯科一般欢快轻松，而又不失神圣和庄严。
    
    在这一个星期里，她也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一天早上，在她家不远的马路拐角处，一个黑人被打死了，当她随婆婆赶去围观时，尸体被两张报纸覆盖着。她看到报纸下流出一条长长的血带，和一那双赤裸的脚。死者是个黑人青年，听说是被人用枪击中脑袋死去的。死者的父亲赶来后，坐在尸体旁老泪纵横，呜咽着向路人哭诉。事后人们得知，这位黑人老头，来自北部的巴伊亚州。到圣保罗后，在一家印刷厂打工，他儿子闲在家中无所事事。前几天黑人老头发现儿子吸毒，怕他学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准备带儿子离开圣保罗回老家。谁知还没来得及走，就被打死了，永远回不了巴伊亚了。据警方判断，老头的儿子因欠买毒品的钱，才惹来杀身之祸。
    
    从这宗凶杀案件中胡秋妹得知，巴西的社会治安很糟糕，民间到处贩卖无照枪支，市中心的枪店，可凭身份证购买有照枪支。更糟糕的是，巴西是天主教国家，法律上没有死刑，杀多少人都不必偿命，因此凶杀案泛滥。尤其是像玫瑰花园区这样的下等区，隔三叉五就有人丧命枪下，简直就如生活在阎王殿门前。胡秋妹毛骨悚然，萌生出要搬家的念头。但是刚到巴西，无亲无故，又没有钱，往哪里搬，她惶然无措。
    
    马塞罗每天晚上送报，风雨无阻。没有星期六，也没有星期天，称得上任劳任怨。他供职的报纸，是一份日本侨民办的日文报纸。因为日本后裔住得很分散，除了自由区以外，其他区往往要隔许多条街才会有一家订户。这样一来，他的投递作业异常辛苦，尤其是到了春天雨季里。
    
    马塞罗每天晚上八、九点出门，到凌晨三四点才回来。这是一份既苦又危险的活儿，但是你以为因此而收入较高那就错了。如果折合成美元，他的薪水也不过五六百块。不过，马塞罗干得很起劲，他对这份工作很满意，一副知足常乐的样子。
    
    据说，马塞罗干这一行，已经有六、七年了。他之所以干上了这一行，是因为他很喜欢东方的武术和功夫。他曾在一家日本人开的武馆里学功夫，他的一位师兄，就给日本报馆送报纸。马塞罗偶尔也会因为师兄有事不能送报，帮忙代替他送一回。后来，师兄在一次车祸中脑袋给压爆了，他就接过了这份工作，同时也接过了这份危险。
    
    除了这份送报的工作，马塞罗还在一家中国武馆里学螳螂拳。他是习武三年的老学员，因此既是徒弟也是教练。他跟中国师父学新招，把过去已学会的旧招，教给刚进来的初级班新学员。在师父面前他是徒弟，在新学员面前他是教练。他作为中国老师的助教，所得到的报酬低得可怜，每月只有100块。但这是他的兴趣和爱好，从没把这笔钱当成是养家糊口的进项。他对中国师父崇拜得五体投地，只要能跟他学习螳螂拳，即使是掏腰包也不含糊。
    
    胡秋妹与马塞罗婚前，没有谈到夫妻财产归属问题，即未明确各自的收入是共管或是分管。到了巴西，马塞罗从未把工资交给胡秋妹，这就等于说，他们的财产是各归己有的。在巴西，夫妻财产独立，分而制之的情况很多。有的夫妇终身一起生活，到白头偕老，双方的财产还是井水不犯河水。这种夫妻，每月按口头协议，谁该交房租，谁该交水电费，谁该购买食品，谁负担孩子的学费，都会各尽协议和职责。如果一旦家中需要添置家具、电器等大件，经过协商后，双方各出一半费用。如果谁未经协商，自作主张买东西，钱就由擅自作主的一方承当。尽管这种夫妇各打自己的小算盘过日子，倒也不乏一辈子相安无事、和睦幸福的夫妇。这一点和中国人的家庭不大一样。中国人夫妻婚后财产，大都是双方共有的。要么男的掌财政大权，要么女方理财，双方顶多暗地里存点私房钱。就拿胡秋妹的家来说，爸爸每次发工资，都必须连工资单一把交给妈妈，一分不能少，然后妈妈再给爸爸点出坐车的钱、吃饭的钱、抽烟的钱。每到了要叫他买油盐酱醋的时候，妈妈再按价另给。妈妈有一句常念叨的俗语，叫作“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就受穷。”
    
    胡秋妹并没有像妈妈一样，想把马塞罗的钱管起来。马塞罗的收入在她看来太少了，似乎引不起她掌控的欲望。而马塞罗呢，虽然工资微薄，却没有让妻子出去工作，以分担家庭经济负荷的意愿，甘愿让她当一个在家由他供养的主妇。
    
    作为刚进婆家门的儿媳妇，胡秋妹怎么说都是勤快的。她常主动帮婆婆洗碗刷锅，炒菜做饭，扫地抹桌。然而，东西方文化毕竟是两种文化，它们有着明显的差异，生活习惯也很不一样。有时不是单靠勤快，就能搞好婆媳关系的。比如，每顿饭吃完了，婆婆都要把锅子里里外外，用金属丝擦洗得锃亮。在巴西主妇的眼里，擦洗锅底比擦洗锅里更重要。谁家的锅外面脏兮兮，会被人耻笑懒惰。可是按中国人的习惯，洗锅是不擦洗锅底的，所以中国人的锅底，家家都是黑黢黢的。胡秋妹想不通，锅底顿顿都要烧，完全没有必要刷得这么亮嘛，这样做有点多此一举。然而她的婆婆，一见她不刷锅底，就摇头叹气表示不满。
    
    两国风俗上不同的地方还有很多。再比如，中国人吃饭，总习惯嘴巴喳啦喳啦发出声响。似乎吃得越响，饭菜就越香，仿佛也是对做饭人的一种无言褒奖。巴西人吃饭，是不能吃出动静来的。嘴巴弄出声音来，是没有教养的表现，只有猪吃食才会弄出声响来。
    
    有一天晚上吃面条，胡秋妹出出流流地往里吸，婆婆见了直摇头瞪眼，黑妞在一旁捂嘴嘲笑。马塞罗忍不住了，当场纠正妻子的不雅习惯。当众之下指教，使得胡秋妹下不了台。她很不高兴地反问马塞罗：“面条不吸怎么个吃法？”
    
    马塞罗说：“你看我的示范。”他用叉子叉住面条，然后旋转叉子柄，让面条缠绕在叉子上，再挑起来送到嘴里。至于喝面汤，马塞罗用汤匙舀着喝，所以没有任何声响。
    
    胡秋妹明白巴西人怎么吃面条了，但是心里仍不服气：他妈的，巴西人穷讲究还不少。活了那么大，到了国外连饭都不会吃了，还得要婆婆老公教训！
    
    还有，早上起来上厕所，胡秋妹按国内的一套，习惯大声清清嗓子，咳咳痰。这也像犯了马塞罗家的大忌一般，惹得一家人都不高兴。说她打扰别人休息，动静太不文雅。总之，马塞罗这个家虽然穷，但毛病规矩却一样不少。想到这些不愉快的事，胡秋妹越发觉得该走出这个家。
    
    促使胡秋妹痛下决心，要离开马塞罗家最重要的原因，还不是生活习惯问题。她终于看清了一个事实，马塞罗是那种胸无大志的人，丝毫没有穷则思变的精神，没有出人头地的意愿。跟着这种人生活，一辈子恐怕都混不出人样来，更别想发财致富做一番事业。自己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出国是来干什么的，只是为了混三个饱一个倒吗？如果只是为了求温饱，她用不着千里迢迢到地球另一端的巴西来。看看马塞罗妈妈的结局，胡秋妹也替她可悲。这些年来丈夫跑了，她无一技之长，又没有钱，就和一个黑老头子暗姘。那个黑妞，就是她和黑老头作爱的产物。在巴西，一个家里的孩子们，有白有黑，白不白，黑不黑，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胡秋妹暗自下定决心，尽快走出马塞罗的家，到外面去发展自己的事业，万不能被囚禁在这里。这里对马塞罗来说，也许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乐园。而对胡秋妹来说，简直是抹杀青春的藩篱。
    
    二
    
    人生地不熟，语言还不胜任去巴西公司打工，要想走出去开创自己的天地，最简单的办法是找自己的同胞。胡秋妹央求半天，马塞罗终于同意，带她到自由区去看看。那里是中国人居住和经商最集中的地方，算是巴西的唐人街。
    
    马塞罗习惯直接思维，不善从蛛丝马迹中发现问题，也不会从中产生联想，因此不知妻子去自由区的真正目的。
    
    马塞罗把她用金龟车带到自由区，她撒着娇把马塞罗打发回家后，就独自徜徉起来。她早计划好了，要在这里找一份工作，不再过寄人篱下的生活。找工作的事情，她当然不能和马塞罗讲。她只是说近来食欲不好，想到自由区买点她喜欢吃的中国食品。她告诉马塞罗，逛过自由区后，会她乘公共汽车回家去。她如果能一人乘车回去，下次也就知道怎样乘车再来。熟悉交通情况，这也是她的计划之一。
    
    马塞罗要去中国武馆教新学员，的确没有时间陪伴胡秋妹，就同意她自己乘公车回家。
    
    出国这些日子，胡秋妹耳闻目睹的，全是那些洋字母。当眼下走在自由区街上，看到华人店家的中文招牌，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她一边向前走，一边认真读这些原本在国内不屑一顾的招牌。她想起一句俗语，“物离乡贵，人离乡贱”，现在她要再补充上四个字：那就是“字离乡亲”。
    
    走过了“好莱坞旅行社”，经过了“万里大旅馆”，迈过“龙华小吃店”门口，再跨过“华侨老人院”深深巷口，她在“刘胖食品店”门前停了下来。
    
    “刘胖食品店”，顾名思义，老板保姓刘，肯定只胖不瘦。没有错，胡秋妹向店里一望，收款台里晃动着的，果然是一个肥头大耳的脑瓜。
    
    走进刘胖食品店，心里又是一喜。哇，这里摆满各式中国食品，从油盐酱醋到花椒大料，从山珍海味到米粉挂面，从筷子碗盘到炒勺电锅，一应俱全，琳琅满目，无所不有。
    
    胡秋妹买了一罐四川榨菜，一瓶豆腐乳，一瓶香油。其实，这些东西应该是回家前买的，早买了拎在手里多沉。但她为了想向老板作点咨询，于是就先买他一点东西，为的是让他高兴高兴。以防他对你爱搭不理。这点中国人的世故，胡秋妹还是懂的。
    
    食品店的刘老板是广东人，胖得名副其实，像个小号的汽油桶。人很爽快又健谈，只是那一口广东话，让她听起来十分吃力。她觉得广东人讲话，像是掉进了大水缸，被淹得咕咚咕咚的动静。
    
    刘老板本来就是爱说话的主儿，胡秋妹又买了他的东西，就更是有问必答，不厌其烦了。胡秋妹问他，哪家中国餐馆需要帮手。她想别的活一时干不来，饭店里端个盘子洗个碗，还是可以胜任的。
    
    刘胖老板打量一下她，摇摇宽大的脸盘笑道：“你又不是大师傅，无人要了，人家无要小姐喽——！不过你可以去问问喔。呶，对面有家‘开屏’饭店，你去试试运气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祝你好运喽——！”
    
    “谢谢刘老板！”胡秋妹一高兴，差点给刘胖老板鞠个躬，转身朝对面的“开屏饭店”走去。
    
    敲过一阵门铃后，一位光头男人从饭店出来，开门便用女人一般尖细的嗓子问：“你要吃饭吗？现在还不到点呢！”光头把胡秋妹当成了来吃饭的顾客了。
    
    “不不，我不吃饭，我是想找份工作。你们这儿需要人吗？”胡秋妹努力使脸上的笑容可亲可爱一些。
    
    光头思忖了一下，从头到尾把胡秋妹看了一遍，目光停在胡秋妹那张不算十分漂亮，但笑起来倒有几分妩媚的脸上。问道：“来找工作，你会什么？”
    
    “我会包水饺，我会擀面条，我也会捏包子，我还会烙大饼！”胡秋妹一口气呵出四大绝活。不等光头表态，又连珠炮般接着说：“包水饺、擀面条，和面要讲究面软面硬。水饺面要软，面条面要硬。俗话说，软面饺子硬面汤嘛！再就是，下水饺也要讲究个火候，火要猛，水要清，俗话说，开锅煮皮，盖锅煮馅！……”“什么猪皮猪肩的，好了好了，我们这里不是煎饼卷大葱的山东饭馆，我们这是粤菜馆！”胡秋妹的话语，被光头不耐烦地打断了：“我只想问你，你会做合粉吗？你会做烧腊吗？你会做叉烧吗？”
    
    光头一连三问，把胡秋妹给问楞了。她摇摇头，一时语塞，眸子里刚才曾燃烧起来的希望之光熄灭了。
    
    光头干咳了一下说：“好了好了，看你人还长得不丑，倒是可以来帮我们端端盘子啦。正好一个北京小姐走了，你就顶替她喽。”
    
    “怎么，录取我了？胡秋妹脸上的失意一扫而光，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
    
    “别太高兴了，”光头突然抹下脸来，话语变得有点严肃：“薪水每月只有二百五美金，小费你和几个巴西跑堂的分，一个月也能有个百八十块吧。如果你同意这些条件，就明天来上班，错过时间，别人再来应聘，可就没有你的位子喽。”光头眨巴眨巴眼睛说。
    
    胡秋妹不假思索地说：“好，二百五就二百五。这活我愿意干，明天我就来。”
    
    “那你明天上午10点来上班吧，干我们这行的，上班晚，下班也晚，你要有思想准备哟。”光头提醒胡秋妹。
    
    “没有问题，我能适应，明天一定来。”胡秋妹向光头伸出手，与他感激地握了一下。光头的手软软肥肥。胡秋妹听人说过，凡长着一双女人手的男人，都有财运会发财。
    
    回家的路上，胡秋妹脚步变得轻盈了，腰肢一扭一扭的。每当高兴的时候，她就会情不自禁地扭腰摆胯，像在扭着胶东大秧歌。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国外找工作这么容易，二句话一说，就板上钉钉子敲定了。不像国内找工作，又要劳动局下指标，又要报名考试，还要过政审关，最后呆在家等通知。如果运气好被录用，进了单位要先学习培训，然后方可上岗工作，那一套程序太烦琐，太罗嗦，太折磨人。
    
    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工作，胡秋妹甭提心里有多么高兴。她觉得命运之神在向自己招手了，她在巴西的奋斗之路，己经始于足下了。进开屏饭店工作，是她创业的开端。打工不是她的目的，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是一个资本、经验、人脉关系原始积累的过程。值得庆幸的是，她那么顺利地进入了这个过程。
    
    然而，高兴的心情还没等过夜，就在与马塞罗的一场龃龉中消失了。
    
    得知妻子要去打工，马塞罗没有想到，更不要说同意了。自从胡秋妹嫁给他，他就不能想让她再回到中国人堆里。他不懂中文，正因为不懂，他才有一种本能的戒备之心。当胡秋妹和中国人在一起聊天，因为他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他总疑心话题是在谈论自己，总觉得是在对他评头论足，总感到是在策划于他不利的事。他脑子里常冒出一个解不开的问号，长得并不难看的胡秋妹，为何不嫁给同种族的中国人，而偏偏选择了他。报纸上说，很多穷国的女人，嫁给富国的男人，完全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他怀疑胡秋妹正是这种人。如今，胡秋妹要去中国饭店打工，对他来说是一个不祥的信号，是一个要过河拆桥的迹象。他不明白，胡秋妹为什么不能像巴西女人那样，只要有房子住，有衣服穿，有饭吃，她们就足矣，就安分守己地待在家里过日子。
    
    这一天晚上，马塞罗气得没有吃晚饭，倒头睡到八点半，然后一语不响，爬起来骑上摩托车送报去了。
    
    望着他垂头丧气走出家门，胡秋妹又有点歉意，有一点心痛。她担心马塞罗没有吃饭，会体力不支出现交通事故。但是，歉意归歉意，心痛归心痛，要想让她改变自己的决定，那是不可能的。去中国饭店打工，不可动摇和改变，它关系到她的前程。她出国的目的是什么，绝不是围着丈夫、锅台和洗衣机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