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骆晓戈

    冰凌是一位旅美作家，他在近年写作旅美系列中篇小说。着眼于他对东西方文化冲突中旅美华人的思考，尤其注重对是近年来出国热中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的思考。历史上总是有一些十分相似的现象，比如当今的“出国热”，总让人联想到二、三十年代甚至抗日战争时期的“文人下海”。将历史与现实中的某些现象作些比较，是十分有益也有趣的。一番温故后而知新，似乎能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冰凌小说中向我们展示的当代旅美华人的状况种种。
    
    二、三十年代也有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纷纷“下海”，他们有的“毁家办学，”有的舍弃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去乡村进行“乡治”社会变革实践，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一大批杰出的知识分子涌现，不仅使“五四”运动成为掀开中国文化史崭新一页的重要标志，同时为后来的文化人创办各类独立于社会的文化实体作好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当年由文化人创办的各类学校，文化社团，书店，书社，印书馆以及报社，杂志社，大而观之，确实为当时的“百家争鸣”、“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提供一个切实的保障，为弘扬学术与艺术做出了贡献；小而观之，这些文化实体为文化人以传播文化知识为谋生手段提供了经济保证，遥想当年的文人能无党无派无“铁饭碗”，以自由人的一份独立人格评判是非，挥斥方遒，独立谋生，我们不能不感叹当年兴办的各类文化实体，它们确实以它的经济实力支撑过一代文人，而从他们兴办的学校、刊物、杂志、报纸和各类社团上站出来的一代文人，确实，在当代中国文化史上，留下过璀灿的一页。
    
    今天的文人出国洋打工和下海是否可以与当年的文人“下海”相提并论呢?个人的素质和动机姑且不论，在这里仅仅想比较一下二者所不同的历史环境和人文背景。
    
    在冰凌的这一系列中篇小说的人物，大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他们的童年或者青少年时期正好是处在一种对文化的“全盘否定”，他们的启蒙读物往往是一本红语录，而向他们传授知识的尊敬的师长，往往在一夜之间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批判对象，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对他们来说，如同旱地下了一场及时雨，长久饥饿者终于捧到一钵急功近利的“快餐”盒饭，快餐和及时雨当然是十分及时十分功利，他可以解决户口返城，找到职称、工作，等等。但快餐和及时雨自然不能与从小的文化训练与学习打等号，弄到一纸文凭更不能等同学贯中西。看看今天的出国留洋的人物种种，实在难以找到当年弘扬学术与文艺的踪迹。对于这一点，一直在美国倡导中美文学交流，一直在努力架设文学的丝绸之路的冰凌先生相比是深有感慨的。
    
    当年文人投身社会办实体，用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说，是因为他从十四岁起，就有两个困扰他将近八十年的问题：一个是人生，一个是中国，他投身实业，就为了从根本上批判中国文人务虚而不务实，清谈误国的倾向，他身体力行投入乡村建设，他的务实，与我们当今的文人下海确是两码事，问问当今下海的文人，有几个是因为他要解决终身困扰的问题而下海呢?
    
    在冰凌先生的《旅美生活》中的老金是个生活的成功人士，同时也是一个生活得十分无奈的空心人。他刚刚到美国为了适应环境，认定这种生活说它是软禁，他必须适应软禁，睡不惯沙发床，就睡地板；他是60岁在中国大陆办理了退休手续后儿子将他接到美国享福的，可以他无论如何都觉得是活受罪，他想念他的工厂大院，他无数次憧憬这一幢在美国的洋房子如果搬到他那个工厂大院就好了，这么大的楼房不知道能让多少往日的工厂老伙计一块坐在这宽敞的厅堂里搓麻将聊天……。可是，儿子让他出马担任餐馆总经理，手下管理几十号人，老金的心态变了，他不再牵挂昔日的工厂的穷哥儿们，拿出在中国大陆管理工厂的办法来当“资本家”。成天算计着如何降低成本，如何赢利赢得人心和市场。
    
    这位昔日的共产党的管理干部面对自己西装革履，连自己都觉得奇怪，怎么一下子成了资本家呢？今天的华人出国文化大背景有两个：一个是对文化全盘否定的“文革”，一个是高度物质化的商品大潮，人们在摆脱文化专制的同时，极容易投入金钱至上的怀抱。尤其在原始资本积累的初级阶段。前一个因素导致今天的不少华人，既不比西方文人有宗教信仰有人道主义的传统，又不象中国的传统文人讲究伦理道德儒者风范；全面的“礼崩乐坏”往往导致今天的某些华人无法无天无德无行，而原始积累时期对金钱的崇拜，往往使刚刚移民的华人囊中羞涩，他们再也平衡不了自己，当他们无法正确评估自我价值时，便积极地经商，目的只有一个，快速追求自身的商品价值。从快速追求对文化的背叛的“造反派”，到快速成才的“文凭派”，到快速追求金钱的“老板派”(当然不是全部)，这里既无终身困惑可言，又无自我戒律可循，正如小说中所描写的“十二年前，儿子来美国自费留学，书没好好读，整天泡在餐馆打工，几年下来，日子过得蒸蒸日上”，按照现在时髦的语言来说发了财。老金的儿子如此，老子老金的快速由共产党的老干部转型为“走资派”也就成了十分自然的事情。
    
    接下来在老金领导下发生的事情就很自然了：比如觉得西方人只吃鸡脯肉，鸡架子骨头都扔掉，老金觉得丢掉很可惜留下来犒劳餐馆员工，被人抓住把柄被称为“周扒皮”的亲密战友；又比如发现托尼有常常得客人小费之嫌，故意给他穿小鞋，让他主动辞职。种种表现都让人觉得这个走资派的确再也不是往日工厂大院里那个退休的老头了。甚至更让老金自己都迷惑的是他怎么可以被美女伺候着，他在三陪小姐的微笑之中突然有一点清醒：“老金想起一个电视连续剧的镜头，有一个干部就是这样被美女拖下水。”（《旅美生活》）他觉得自己成了被糖衣炮弹击中的对象。到这个时候，老金在中国大陆生活了60年所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不击自破统统崩溃了，就连他牵挂了几十年的老情人来电话，他也只是逢场做戏来一些虚假的承诺，例如，老相好赵淑娟在电话里告诉他，丈夫去世了，老金在电话中说接她来美国，说完后，“老金自己也吓了一跳，”“到美国以后，老金真体会到，加一个人决不像加一副碗筷那么容易。”“加一个人就是加一副碗筷”这是中国人的一句俗话，老传统，中国人讲究热情好客，讲究两情长久，如今老金是美国人了，这时的他已经开始不再按照传统中国人的价值标准来判断人伦与是非。在美国经商洗脑子换观念，对于经历了多次文化革命，已经对传统观念十分淡漠的中国现代人，一旦找到了生财之道，什么都可以改变——就有这么容易。
    
    然而老金的成功究竟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幸福生活呢？他觉得自己已经越来越犯迷糊了，他成功地将托尼“炒“了，可是就在托尼辞职的当天晚上他失眠了。他在桑拿的时候联想的是电视剧中的腐败，他不知道生命都走了一甲子，这以后的生活怎么个走法？面对应该明白的人生与世界他犯迷糊了。耳边的那些旅美华人的谈心说得明明白白，到美国不就是赚钱，赚了钱不就是吃呀，干呀（嫖），赌呀，对于这种人生态度，老金总觉得“我和你的生活环境不一样，所以讲，啊，这个，怎么讲呢……”作家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渗透着作家的思考，人究竟该怎样一个活法？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之中，难道只有挣钱才是我们唯一的生存目的么？当金钱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的幸福感为什么越来越少呢？我们究竟在满足了物质需求之后需不需要精神追求，我们究竟在关心自我物质利益发展的同时还需不需要对自身精神做一些清洁和自律，对他人多一份关爱和牵挂？我们中西文化交流之中如何坚守自己的精神领地和精神操守？我想，读者在阅读了冰凌的小说之后会有自己的一份心得。
    
    冰凌一直说自己没有想明白的事情便写小说，是因为自己苦苦地思考过，苦苦地寻求过，仍然没有找到明明白白的答案，在他的另一个中篇小说《中风》中小说中的他甚至反问自己何苦千里迢迢来到美国，以至于父亲中风了都不能在床前尽一点孝心，他怀疑自己的精神中了风的。在《同屋男女》中的男主角赵先生面对有着北欧血统的露西那种开放的随意性观念，开始对自己过去一直鄙视的东方性观念的重新思考和审视，冰凌的小说来自他对旅美生活的体验和思考。他深深地感到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中不仅仅是文化的英汉对照和移植克隆，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的。如果作者将笔触更深入更细致地剖析人物的内心，同时也将自己的思辨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我想小说的震撼力会更大一些的。
    
    （作者为湖南商学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