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华侨华人的一个组成部分，五邑籍华侨华人的历史命运当然带有出自其它侨乡的华侨华人同样具有的很多共性，从他们的身上完全可以看到世界华侨华人历史发展的波澜曲折，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同时，华侨华人都是出自各个特定的侨乡的，中国地域文化有着明显的多样性，不同侨乡与主要居住国的空间距离、海外移民所面对不同国家的不同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以及由此决定的对待华侨华人的不同态度……，又不能不对各个特定侨乡的海外移民群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形成一些特质，与其它侨乡的华侨华人有所区别。这是我们更为关注的方面。因为，如果缺少了这方面的考察，不仅对五邑籍华侨华人历史的认识是残缺的，而且也会直接影响对全球华侨华人历史的研究。一部统一而又类型各别的华侨华人史才是真实全面的华侨华人史。
    
    一、五邑籍华侨华人的类型特征
    
    基于大量史实的分析，结合其它侨乡的华侨华人历史加以对比，五邑籍华侨华人表现出如下明显的特征。
    
    (一)华侨华人数量众多，海外人口与侨乡人口之比，居广东全省之冠。
    
    五邑侨乡面积为9288平方公里，现有人口390多万，海外华侨华人为215万多人，相当于侨乡人口的57%；如果再加上149万多五邑籍的港澳同胞，这个比例则高达96%。（1）其中，有的侨乡海外人口比侨乡人口还多，台山总人口为100万人，旅外华侨华人86万，台山籍港澳同胞42万，（2）超过侨乡人口。开平总人口为67万，华侨华人是49万，开平籍港澳同胞25万，（3）也超过了侨乡人口。潮汕地区是广东省的又一大侨乡，面积为10384平方公里，现有人口1104万多人(1996年)，海外华侨华人是560多万(1996年)，相当于侨乡人口的51%。加上170多万潮汕籍港澳同胞，相当于侨乡人口的66%。（4）这种情况只有福建第一大侨乡泉州可以相比。泉州侨乡有11053平方公里，总人口是573万多人(1990年)，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达565万多(1990年)，相当于侨乡人口的99%。其晋江、石狮、永春等县市海外侨胞与港澳同胞的人数也同样超过了侨乡人口数。（5）在这3个全国最大的侨乡之中，五邑侨乡面积最小，人口总量、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的绝对数量最少，但是相对数量却很大，超过了潮汕侨乡，与泉州侨乡齐名。
    
    (二)分布集中，大多是美洲华侨华人。
    
    215万五邑籍华侨华人有155万集中在美洲，占该侨乡海外移民总数的72%。尤其集中在美国和加拿大(132万)，当地华侨华人社区中，不论从人口数量还是政治、经济实力，五邑籍华侨华人都居前列，所以五邑有“美国华侨之乡”、“加拿大华侨之乡”的称誉。这一点也与其它侨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560多万潮汕籍海外移民有80%分布在东南亚，以泰国最多，其次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565万多泉州籍海外移民有90%居住在东南亚，以马来西亚最多，其次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以梅县和惠阳为中心的广东客家语系侨乡的300余万海外移民也是以东南亚为主要的聚居地。
    
    (三)生活普遍比较安稳，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产生了一些资本家，形成了一些华商家族经济，但大多是中小业主。
    
    五邑籍华侨华人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基本上都在居住国立稳了脚根，在北美的华侨华人普遍都过上了衣食不愁的富足生活，小有积蓄；一些拥有产业的移民，生活更为殷实。从经济实力对比上考察，五邑籍海外移民富裕者多富豪者少，虽不乏有像陆佑这样的巨商，但是大多数为劳工阶层或中小业主，大企业家大金融家巨商富贾不如广东潮汕、客家和福建泉州、福州侨乡多。
    
    中国华侨华人的大企业集团集中在东南亚和港、澳地区，这些家族色彩极浓的企业集团又主要出自广东潮汕、客家和福建泉州、福州侨乡。如印尼主要的华人企业集团中，三林集团的林绍良、盐仓集团的蔡道行、力宝集团的李文正祖籍都是福建福州侨乡，巴里多太平洋集团的彭云鹏祖籍广东潮汕侨乡；马来西亚主要华人企业集团中，郭氏兄弟集团的郭鹤年祖籍福州侨乡，云顶集团的林梧桐和丰隆(马)集团的郭令灿祖籍都是泉州侨乡；菲律宾主要华人企业集团中，亚洲世界集团的郑周敏、陈永裁集团的陈永裁、Summit控股集团的吴奕辉、杨应琳集团的杨应琳、首都银行集团的郑少坚祖籍也是泉州侨乡；泰国4大金融华人企业集团的首脑有3个祖籍潮汕侨乡、1个祖籍客家侨乡，7大工业企业集团的首脑有5个祖籍潮汕侨乡、1个祖籍福建、1个祖籍海南，八大农基工业企业集团的首脑中有5个祖籍潮汕侨乡。
    
    在这些国家祖籍五邑侨乡的大华人企业集团很少。祖籍五邑的大集团大财团在香港、澳门较多，也有像利氏家族这样的商界巨擘，不过从总体实力上看，祖籍潮汕、客家侨乡的大集团大财团似超过五邑。五邑和潮汕侨乡各有一所大学，即五邑大学与汕头大学，它们都是由海外乡亲、港澳同胞提议兴建的，各自得到乡亲支持的方式很有意思。汕头大学为香港商界巨擘李嘉诚先生一人资助，投入资金已达14亿港币。五邑大学由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共同支持，尤以香港同胞出力最大，总投人已近2亿港币。虽然我们不能够简单地将资助金额的多少与两大侨乡在外乡亲的经济实力完全划等号，不过也能够说明一定的问题。
    
    (四)与家乡的联系更为紧密，“根”的意识更为浓厚。
    
    海外移民与家乡的联系有内在的机制，并通过一定的形式来体现。广东、福建侨乡海外移民的动机最初都是为了挣更多的钱回来改变家乡的环境，改变亲人的生活境遇；挣钱以后回乡娶媳妇、建房、买地，是所有海外乡亲的共同心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叶归根”意识，更强化了他们的这种观念和行为。家乡年迈父母少妻幼子渴望改变生活的殷殷期盼、对未来拥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和老婆孩子热被窝的热切憧憬，是身在异域它乡的华侨们能够面对任何艰难屈辱痛苦而奋斗不息的动力所在，这是他们心中的希望和目标。多积攒下一些钱也就多了一份实现愿望的能力，哪怕自己过的是非人的生活，也都有了生存的意义。绝大多数华侨不断地从自己少得可怜的劳动报酬中抠出来的血汗钱汇回家乡，以此拉紧了他们与家乡的联系，家乡亲人的生活同时逐渐增加了对海外游子的依赖，家庭、村落、墟镇点点滴滴的变化都打上了华侨们的烙印。五邑籍海外移民与侨乡的这种联系比其它侨乡表现得更为突出。
    
    首先，从侨汇来看。广东乃至全国在20世纪30年代接受的来自美洲的侨汇比来自东南亚的侨汇要多，美洲的侨汇经常占全国侨汇总数的1/3或1/2，在美洲侨汇中来自美国的侨汇又占67%—76%；如前所述，五邑侨乡的华侨主要在美洲，潮汕、客家侨乡的华侨主要在东南亚，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五邑侨乡的侨汇就多于潮汕和客家侨乡的侨汇，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五邑侨乡来自美洲的侨汇在全国侨汇中的地位也非常突出。1929年以前，仅台山一县来自美国的侨汇就有1000万美元，占当时全国侨汇(8100万美元)的1/8。1930年台山的侨汇猛增至3000万美元，几乎占全国侨汇(9500万美元)的1/3；太平洋战争结束以后，五邑侨乡因战争而中断的侨汇迅速恢复，数额巨大；而潮汕、客家侨乡的侨汇反比战前减少，与美洲侨汇形成鲜明的对比。1946年广东全省侨汇为245亿国币，其中来自东南亚的只有83亿，另外162亿则来自美洲。当年五邑侨乡每月侨汇收人是500万美元，台山县1946年每月的侨汇收入就达到425万美元。而潮汕、客家侨乡每月只有400万港币，约合80万美元。
    
    我们再来跟福建泉州侨乡做一个对比。泉州侨乡的侨汇收人在福建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据估计，20世纪初占全省的95%，20年代后半期占94%弱，30年代前半期约为90%，1938年为70%(另一种估计该年占56%)。1931年侨汇收入为7200万国币，1939年达到1.2亿国币。五邑侨乡的侨汇收入大大超过泉州侨乡，仅一个台山县1929年1000万美元的侨汇收入折算成国币就有4000万-5000万元，1930年3000万美元侨汇则高达1.2亿—1.5亿元国币。
    
    在全国重点侨乡中，五邑侨乡的侨汇收入不仅数量大，而且与家乡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相互依存关系更为紧密。据研究，广东侨汇的绝大部分是用于赡家养眷，1862年至1949年用于投资的侨汇为2.1%，最高时期也不到4%(1919-1927)，捐献性侨汇也十分的少。因此，可以说，不少于90%的侨汇是用在养家糊口上了，侨汇完全是侨乡的命根子。这一点，五邑侨乡对它的依赖更大。潮汕侨乡依靠侨汇维持生活的人口是4/10—5/10，而五邑侨乡人口对侨汇的依赖比前者多，如开平就有7/10的人口靠侨汇维生。华侨更多的台山依赖侨汇过日子的人口，决不会比开平少。所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中断，遍布五邑侨乡的侨眷侨属失去了经济来源，变卖房产田地，卖儿鬻女骨肉分离的惨剧像瘟疫一样在侨乡蔓延，牵涉的人口、家庭之多，当在各侨乡之上。战争结束后，五邑侨乡侨汇的迅速恢复和急剧增长，明显具有一种补偿性，其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
    
    如上所述，五邑侨乡在海外的移民绝大多数是劳工阶层，数额巨大的侨汇具体分摊到每一个华侨身上并不多。这个特点也正说明了时刻情系家乡的五邑籍华侨之多之广泛，长期持续不断的侨汇流人侨乡每一个华侨家庭，表现了海外赤子与家乡无法割断的联系是那样的紧密。有一位美国华侨写过这样一首诗：“日用行需宜省俭，无为奢侈误青年。幸我同胞牢紧念，得些薄利早回旋。”华侨们省吃俭用获得的也只是微薄的一点积蓄，想到的首先是带回家，家乡的父老亲人时时让他们牵挂于心。
    
    其次，从华侨人口的性别构成看。二战以前，五邑籍华侨集中的美洲，华侨人口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唐人街是个单身汉的社会。如美国，1860年华侨男女比例是18：1，1890年扩大到20：1。在一些大城市华侨集中的唐人街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状况更为严重，纽约唐人街在20世纪初男女比例是110：1，到1940年才下降到6：1。这种情况在潮汕、客家、泉州华侨集中的东南亚就大为不同。新加坡华侨社会1860年男女比例是14.4：1，1881年下降为5.1：1，1891年再降为4.7：1，1911年是2.8：1，1931年为1.6：1。马来联邦华侨社会1901年男女比例是10：1，1911年下降为4.6：1，1931年达到2.05：1。菲律宾华侨社会1918年男女比例是13：1，1933年大幅度下降为4.6：1，1939年再降为3.2：1。泰国华侨社会1921年男女比例是5.6：1，1929年下降到2.3：1，1937年更降到1.7：1。印度尼西亚华侨社会男女比例从19世纪后期以来一直都比较正常，比如华侨移民较早的加里曼丹1880年是1.7：1，1900年为1.4：1，1930年是1.3：1，同年全印尼为1.5：1。
    
    显然，美洲华侨社会男女性别比例长期严重失调，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比东南亚华侨社会高得多。这种差别直接影响到各国华侨社会组成家庭的难易。大量五邑籍华侨年轻力壮在一个男女比例失调极其严重的社区要想找到一个配偶(还不管她是否称心如意)，组成家庭，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只有把娶媳妇成家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家乡，侨居国终究不是久留之地，不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最终他们都是要回国的，因为那里才有他们渴望的家。故乡的“家”对他们不仅是一个心理上的寄托，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追求；“落叶归根”对他们不仅是一个传统观念，更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行为。
    
    无疑，潮汕、客家、泉州的华侨在男女比例不太失调的社会里结识异性的机会多得多，比较容易找到自己比较满意的配偶，落地生根地组成自己的家庭。这样，与故乡“家”的联系逐渐变为与宗族的联系，故乡的“家”渐变为祖居所在，减少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家庭的直接感受，演变成一个具有文化优势的意识(我们来自经济文化发达、历史悠久的“唐山”)；“落叶归根”更多地成为寻祖的行为，作为一种传统观念形态深留在自己头脑之中并在后代中延续。
    
    (五)中外文化交融，深入到侨乡社会的各个角落。
    
    移民是文化的传播者，海外移民不论是到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低于中国的东南亚，还是到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北美洲，都会将中国的文化传到侨居国，同时将异域文化带回来，必然在侨乡形成中外文化的碰撞。中外文化的碰撞是在多方面展开的：文化教育最为突出。各个侨乡都由华侨出资开办了新式学校，西方的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乡村社会得到实践；各种图书室在侨村出现，使远离城镇的农村青少年接受到外界社会的新信息；医院的创办，让侨乡农村的民众见识了西医的治疗方法和技术；因一些华侨在海外信仰了基督教、天主教，西方教会的势力开始在侨乡发展，教堂尖顶上高耸的十字架在召唤善良的人们对异域宗教的选择；排球、桌球等西方体育活动走进了侨乡青年的业余生活。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具出现了一些在非侨乡地区看不到的“洋玩意”，生活习惯也掺杂了一些外来的色彩，咖啡、西餐进人了人们的饮食。这样的文化碰撞在广东、福建各个侨乡都能够见到。
    
    另一方面，五邑籍华侨华人从北美洲带回来的西方文化对侨乡造成的冲击更为剧烈，导致中外文化的碰撞交融在五邑侨乡表现得非常的强烈、非常的显形，涉及面之广之深，在其它侨乡少见。比如侨刊，这是侨乡一种特有的杂志，有“集体家书”之称，他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交汇的载体。五邑是全国侨刊乡讯最多的侨乡，仅一个台山县，1949年以前就有122种。1987年全国共有近150种侨刊，广东占103种；1990年广东省侨刊发展到126种，五邑就占了74种。90年代后期，五邑的侨刊已经发展到86种。五邑侨乡各个村委会、各个姓氏基本上都有自己的侨刊乡讯，侨刊的普及说明外来文化触及侨乡传统社会面之广。再比如语言，它是中外文化交融的活化石，五邑侨乡各阶层的语言都渗透了外来语的因素，这一点在全国侨乡还是很少见的。五邑尤其是台山至今流行着很多独特的语汇。例如：“好”称“骨”(Good)，“很好”称“伟里骨”(Very ood)，“好球”称“骨波”(Good all)，“邮票”称“市担”(Stamp)。称老太婆为“老缅婆”就更是一种独创了，“缅”是英语男人(Man)的读音，老人称为“老缅”，在“缅”字后面再加一个“婆”字就成了老太婆的代称。五邑侨乡流行的一些有独创色彩的语言不少还流行到了广东其它地区。
    
    侨乡建筑更是最充分地反映了中外文化交融在五邑侨乡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建房是所有华侨的一大追求，全国各个侨乡在清末民初都出现了一个房屋建设的高潮。有意思的是，五邑侨乡的乡土建筑完全有别于其它侨乡。最大的区别是，其它侨乡的房屋建筑基本上保留了当地传统的建筑样式，中国传统建筑的色彩极浓。比如，潮汕侨乡农村的侨房一般是具有潮汕传统风格的“四点金”或“下山虎”，大户华侨的侨房主要表现为用材的考究，面积的广大，工艺的精美，而型制还是传统式的；客家侨乡的建筑仍然多是“大围屋”。
    
    但是，在五邑侨乡，西方建筑文化渗透到了乡土建筑的各个方面，形成了独有特色的一种类型。
    
    首先，侨村建设之初均有规划，村落布局呈纵横垂直交错的棋盘状，各户宅基整齐划一，道路、排水系统根据地形进行统一安排；家畜饲养等附属建筑集中建设在村旁，实行人畜分离；房舍是“三间两廊”或“五间两廊”，统一从侧面开门；大量用了西方的建筑材料；在房屋的窗、柱、门的造型上引进了西式建筑的样式；房屋门楣、窗楣的壁画或泥塑的图案、花纹明显吸收了西方建筑艺术的因素。
    
    其次，一些在建筑型制上以西方洋楼风格为主的建筑群耸立在田野之间。比如，台山端芬镇汶秧村村面首排14户9幢房屋全是两层西式洋楼，建筑式样基本一致，东面5幢洋楼的凉台护拦采用外凸的曲线型造型，既增加了空间又给风格统一的村首屋面建筑增加了活泼的变化，有几分浪漫的气息。门楣和窗楣多采用圆拱或三角形造型，饰以西洋山花。类似这样的村落在台山、开平还有不少。
    
    再次，数千座碉楼更是凸现了五邑侨乡乡土建筑的中西合璧风格。碉楼虽然不是五邑侨乡独有的，但是数量之多类型之丰富而且成为乡土建筑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全国侨乡乃至非侨乡村落建筑中都是独一无二的。碉楼建筑的西方风格非常突出，不仅仅是主要使用从香港引进的水泥(红毛泥)、钢筋、坤甸木等建筑材料和西方建筑工艺，更表现在其上部的造型上。碉楼的廊、柱、顶、窗、门大量使用了西方建筑样式，比如楼顶就有平台式、穹窿式、凉亭式，柱就有西方不同时期的造型和柱饰，有的四角建有英国城堡式的回廊、柱又带有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的特点。可以说西方古代和近代的各种建筑风格在碉楼身上都可以找到缩影，而且它很好地将各种风格协调地糅合在一起自成一格，使人很难说某座碉楼是哪个国家哪个时期的建筑风格。
    
    第四，大量兴建在五邑侨乡的“庐”将一般侨房与碉楼的功能相结合，成为侨乡又一种侨房建筑，其实它就是一种别墅。庐一般为两三层，开间高大，窗户较一般侨房宽敞，主楼正面的装饰浮雕往往是一些象征西方文化的图案，如带翅膀的小天使等；门柱、顶层廊柱多为古罗马的式样，窗户和柱顶造型也以西方古典式为主，在屋顶四周和门楣顶设有枪孔发挥着碉楼的功能。庐一般为比较富有的侨户住宅，它是财富的象征，五邑侨乡至今仍然将一些高层的楼房称为“庐”。
    
    第五，西方建筑风格渗透进了宗祠建筑。祠堂是祭祀祖宗的家庙，血缘崇拜的圣殿，正俗教化的场所，其建筑理当更加讲究中国传统的风格。可是，在五邑侨乡最固守传统建筑风格的祠堂也被“西化”了。开平荻海的风采堂是余氏家族的祠堂，是一座3进15厅堂6院的两层建筑，外观既有岭南传统祠堂建筑肃穆端庄、规整有序的风格，又有西方建筑的浪漫气息。祠堂重心所在的中路主厅堂——风采堂，采用了中国传统建筑中极其少见而西方很常见的联柱结构形式，其中柱的形态丰富多变，有浓郁的西洋风情，柱头融合了爱奥尼克式和科林斯式的花式，檐底托板具有明显的巴洛克建筑的痕迹。风采堂前的拜厅以4根铁柱支撑屋架，铁柱间的铁花装饰图案又有着伊斯兰建筑的神韵，十分精美独特。东西两斋更具西洋建筑风格。开平塘口镇强亚村委会子宅村九二方公祠、台山端芬镇曹凹村曹氏祠堂等都是这种中西结合的典型建筑。
    
    在其它侨乡也不是没有类似五邑侨乡这样的中西结合的侨房，但是多建在县城或乡镇，深入到广大农村的极少，而且外来建筑文化因素对乡土建筑的渗透面也比五邑侨乡小得多。仅此而言，五邑侨乡乡土建筑在全国侨乡或非侨乡建筑中占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从上述语言、文教、建筑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五邑侨乡广大民众如此自觉、主动地接受了外来文化，说明他们具有更加开放、自信的心态；如果说华侨文化本身就是中西文化全面融合的产物，那么五邑籍华侨华人、五邑侨乡的文化就更好地体现了华侨文化的这一特质。
    
    二、五邑籍华侨华人的生存环境分析
    
    如果我们上面对五邑籍华侨华人类型特征的分析是可以成立的话，自然就会引出另一个问题：这些有别于其它侨乡海外移民的特征是哪些因素和机制促成的呢？简单地讲，这与五邑籍华侨华人在居住国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有直接的关系。
    
    (一)不同社会发展进程对五邑海外移民的影响
    
    五邑侨乡向北美的大规模移民是1848年以后的事。当时的中国是清朝政府统治下日落西山的封建专制社会，政治僵化，技术落后，经济衰退，民不聊生。而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五邑籍华侨进入的美国，则是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的繁荣、人们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华侨们对此感到十分的陌生和新鲜，观念上受到的冲击非常强烈。同时，他们也明显地感受到了这个社会的“敌意”。
    
    作为已经进人更高层次文明的美国民众看待这些异国异族异教移民的态度和行为，在最初的好奇之余，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了高傲、鄙视和排斥。1854年加尼福利亚州最高法院的判决书是这样污蔑华人的：“华人在这个州是一群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除非在需要时，他们不会承认任何州的法律。他们带来了偏见和族群间的仇杀，而且不顾法律的约束公然进行械斗……。他们不能把文明和知识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他们与我们在语言、观点、肤色和体形特征等方面都不一样。在他们和我们之间，自然已经造就了一种不可跨越的鸿沟。”还有的人攻击：华人由于抽鸦片、迷信、崇拜神像而堕落，他们是“一个没有自我尊严的民族，一个没有雄心大志的民族，一个没有真理的民族，一个没有对自由的热爱的民族”。“华人不可能被同化，吸收进我们健康的基督教文明。”华人是一群皇权主义者，憎恨自由制度，不欣赏美国制度和美国思想。这些议论明显带有政治偏见、种族歧视和对事实的歪曲，是别有用心的，这一点在后面还要谈到。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华侨与美国社会的文化冲突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华侨是一个弱势人群带着封建弱势文化进入到以白人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强势文化环境之中，华侨与当地白人之间的相互好奇和不适应都存在。中国政府政治落后、经济贫弱、外交无能，让自己的同胞在资本主义强权国家没有尊严，尤其在长期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的美国，华侨只能处于劣等民族的地位；习惯于臣民思维的华侨来到强调公民意识的社会表现出来的逆来顺受，并不会被所有拥有公民权的白人认可，还误解他们不热爱自由；华侨内部的族群争斗以及解决纠纷的械斗方式，给习惯靠法律进行调解的白人以华侨自甘堕落、缺乏秩序的印象；早期华侨大多是一些文化程度很低的农民，加上语言不通，使白人误以为中国文化低等落后而增加他们自己的文化优越感，慢慢就形成一种蔑视的态度。社会心理是种族歧视的基础之一，所以，上述种族歧视言论并不完全是一些反华人士的鼓噪，它也有相当的社会基础；社会上的歧视又会因排华政治运动而加深。
    
    一个封建弱势文化人群在一个资本主义强势文化环境中奋斗的艰辛，在东南亚基本上不存在。中国自汉代以来便与东南亚各国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政治联系，东南亚国家对中国长期形成了一种“朝贡”关系。高度发达的中国封建文明在东南亚各国广泛传播，先进的技术、各种生产生活必需品乃至风俗习惯都源源不断地进入东南亚，受到当地统治者和民众的欢迎，东南亚民族对待中国文明和中国人一直怀有崇敬之心。即使成为殖民地以后，西方文化也传人了东南亚，当地民众和统治者仍然对中国人比较优待。文化上的差异使主要来自潮汕、客家、泉州侨乡的华侨没有遇到五邑籍华侨在北美洲所遇到的文化上的歧视和排斥，他们时时还会有似曾相识的感受。
    
    中国与华侨不同侨居国社会进程的差异，必然使华侨生存的社会环境和他们对待异域文化的态度有所不同。
    
    因此，五邑籍华侨一方面由于在北美洲的生存环境非常的艰难，巨大的文化差异带给他们心理上的痛苦是东南亚华侨难以体会的，因此他们对家乡的思念就更为强烈，“落叶归根”意识更是深植在心中。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在西方文化氛围中生活，五邑籍华侨只好顺应潮流，并不排斥西方文化，他们恰恰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了它，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这些转变不仅使他们逐渐调整了与当地文化的心理距离，减轻了一些不适应感，同时也十分明显深刻地改造了自己的家乡。中西文化在五邑侨乡碰撞交融之激烈、广泛、显形，与华侨自身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它实际上就是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在华侨身上碰撞的体现。
    
    (二)不同政治、社会环境对五邑海外移民的影响
    
    在美国，从一开始五邑籍华侨就受到歧视和迫害。美国是五邑籍华侨最主要的侨居国，加利福尼亚州就是早期五邑籍华侨最主要的淘金地，该州对待华侨的态度和政策对后来美国政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853年，加州州长约翰·毕各勒发表了加州官员的第一篇反华言论，提出了剥夺华侨合法权利的主张，从此加州华侨的命运开始走下坡路。1854年，加州最高法院作出裁决，确认华侨在加州既没有资格人籍，也没有权利在法庭上作对白人不利的证词。1858年，加州议会又通过“防止华人和蒙古人种向这个州的继续移民”法案。到19世纪60年代，加州已经建立了一套控制和管理华侨的政策和制度。应该说，加州的排华倾向当时总体上受到其它州和联邦政府的反对，1872年参议院几乎通过了给予华人人籍权的法案。但是，反对种族歧视、反对排华的力量仍然没有阻挡住排华势力的膨胀，社会上存在的文化差异和冲突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利益集团和政客所利用，加以夸大、歪曲、渲染，借以推动国家政策的制定。1875年国会通过了第一个与华人移民有关的限制性法案，它成为美国移民法律史的一个分水岭。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排华法案，华侨通过归化成为美国公民的大门被彻底地关上了。五邑籍华侨进入了长达60年的黑暗时期，他们在司法制度上被剥夺了最基本的平等法律保护权，在政治上被剥夺了成为公民的权利，在社会上必然要遭受各种偏见、敌视和迫害。这股排华的浪潮后来还波及到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一些五邑籍华侨集中的国家。
    
    反观东南亚，并没有出现像美国、加拿大这样的排华运动，华侨受到的是另一种政策对待。西方殖民统治者在东南亚面对的是散居在群山密林之中汪洋大海般的土著人口以及众多的华侨，仅靠殖民者是无法对土著居民和华侨社会实施有效管理的；语言的障碍更增加了直接管理的困难；华侨已经成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没有语言障碍，与当地政府和居民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再加上西方殖民者来到东南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获取中国的经济利益，所以要完全抛开华侨直接与当地土著或中国开展贸易活动根本不现实。于是，各殖民政府在一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对华侨采取的是两面性的政策：招徕、依靠、利用，限制、打击甚至屠杀。具体做法是将华侨社区与土著居民相对隔开，分而治之；华侨社会内部实行自治，委托可以信任的华侨社会首领管理华侨事务。由于中国与东南亚有长期密切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华侨给当地政府和人民带来了种种实际的好处，东南亚各地方政府基本上对华侨采取的是善待政策，允许华侨社会实行程度相当高的自治，拥有拓地、贸易、管理华侨聚居区域的全权，豁免兵役、劳役。
    
    与五邑籍华侨在北美遭受的境遇很不同，东南亚地区的华侨政策、社会环境比较宽松。殖民政府和地方政府基本上是鼓励华侨迁入东南亚的，鸦片战争以后，东南亚华侨人口数量呈不断增加的势头。比如英属马来亚在19世纪40年代华侨约5万人，1911年为91万人，1921年是117万人，比19世纪40年代增长了22倍；菲律宾1886年华侨有9万多人，1918年达13万人，1939年增长到30万—40万人。一些以东南亚为主要迁入地的侨乡海外移民的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如潮汕侨乡，1868年以前每年移居暹罗的华侨为1.75万人，1900-1906年间每年4万人，1918-1927年间每年也有3.6万人。
    
    五邑籍华侨在北美一开始就受到人籍权的困扰，他们被当作不能够被同化的异类，天然的劣等民族，受到虐待和迫害。一位美国律师就曾经作过这样一番描述：“我本人曾亲眼看见华人在旧金山第二大街下的码头登岸的情景。我住在林肯山上，在去市区时常常路过第二大街。我曾看到他们从轮船上下来，看见沿街的白人少年在他们路过时殴打他们，另一些人则纷纷向他们扔东西——土豆、石块等等一切随手可以抓到的东西。我常常看见中国人被打破脑袋血流满面。这种情况我从朋友那里也常常听到，他们也是目击者。”
    
    在一个充满敌意、常常迫害华侨的社会环境之中，五邑籍华侨的迁移心理不稳定，很难有长期的发展计划，只能作短期的打算。全国性排华运动兴起之后，散居在农场、矿山的华侨有的向城市唐人街集中，更多的人则打起行装愤然返回祖国，在美国华侨的人数逐渐下降。1890年，美国华侨为10.7万人，10年后减少到8.8万人，1910年再降到7.1万人011J1920年更减少到6.1万人，有一种估计在美华侨的人数是由排华运动前最多时的25万人下降到1920年的6万多人。
    
    1888年，美国国会通过臭名昭著的斯考特法案，单方面宣布1882年颁发的华侨劳工回美证无效，使2万多名华侨再不能回到美国，即使他们在美国有家庭有财产。
    
    歧视性的政策，又中断了一些还希望返回美国的五邑籍华侨的移民行为。
    
    与东南亚不同的还在于，美国的排华思潮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185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一名外国妇女如果本身不具备人籍的资格(只有白人才具备人籍资格)，即使同美国公民结婚也不能够成为美国公民。虽然当时这个法案不是专门针对华人妇女提出的，但它实际上对华人妇女移民产生了阻碍作用。1875年通过的移民法案提出，禁止输入以卖淫为目的的妇女。美国国会认为中国传统的礼教不允许本分的妇女出国，到美国的都是妓女。这样一种极其荒谬、歧视的论调给华人妇女出国与丈夫团聚造成了威胁。所以，我们看到五邑侨乡极少妇女出国，基本上都是年轻力壮的男性出洋“淘金”。早在全国排华令通过以前，加利福尼亚州华人客商会馆就在致加州州长的一封信中指出：“华人至本埠者甚多，乃独自孤身而来，不携家眷，盖中国良家妇女，缘多裹足深闺，不惯风波，甚难携家远涉重洋，而今也有来者，非尽无也。”五邑籍华侨并不是不想在美国组成家庭，或夫妻团聚，但是在一个歧视华侨而且给华人妇女身上泼了脏水的社会，如何能够使人对家人性命和家庭财产有安全感，“因屡有禁止华人来此之令，各怀疑未能安心挈眷而来”。
    
    东南亚的殖民政府和地方政府却鼓励华侨眷属前往。早年出国的华侨在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后便改变了对当地社会的态度，从而改变了他们的计划，从旅居者转变为定居者，第一个步骤就是纷纷将自己在家乡的眷属接出国，安家于侨居地；一些华侨青年或亲自回乡或以照片在家乡相亲，不少女青年便随“水客”或亲友出洋成亲。一位原籍厦门禾山的菲律宾华侨是这样回忆他的父母的：“父亲年青时就到了苏禄，后来又回故乡成亲。我的母亲是禾山仙岳人，父亲和母亲结婚后，把母亲带到苏禄，后来又迁往三宝颜。我有一个姨母嫁给禾山围里一位姓陈的，后来他们举家来菲，去了宿务。另一个姨母嫁给了禾山殿前一位姓陈的，后来他们一家也去了宿务。”
    
    这样，以东南亚为主要移民目标的潮汕、客家、泉州以及其它侨乡，妇女出国的人数自然就会比五邑侨乡多得多。比如，厦门侨乡1878-1901年出洋的女性华侨为30826人，年均1284人。
    
    1878年仅前往马来亚(含新加坡)的女性华人是1818人，10午后增加到5375人，1900年达到123293。
    
    女性华人的到来，使东南亚的华侨社会出现了很多核心家庭，在新的土地上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男性华侨在享受正常的人伦家庭之乐的同时，与家人共同拓展事业。
    
    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这些区别，对不同侨乡的华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不同国家的华侨社会出现前述不同的男女性别比例，东南亚华侨社会核心家庭多(除了与本族通婚，东南亚的华侨与当地异族女性通婚的情况也比北美洲的五邑籍华侨多)，而北美洲五邑籍华侨社会男女比例长期严重失调，出现以单身汉为主的畸形现象。
    
    第二，由于组成核心家庭更容易，东南亚华侨的迁移心理和迁移行为一般比较稳定，他们更倾向于作长期的发展计划。北美洲的五邑籍华侨这方面的稳定性较弱，迁移心理不稳定，迁移行为比较短期。家乡才是自己最终的归属，只有在家乡才能够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是他们坚定的信念。
    
    这两点告诉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五邑籍华侨最爱国最爱家乡，全球所有的华侨华人都有浓厚的爱国爱乡情结、落叶归根意识。五邑籍海外移民之所以与家乡的联系更为紧密，“根”的意识更为牢固，是他们所处国家的政策环境、社会环境，逼迫他们难以在异国他乡与家乡的女青年成亲，或将家人接往侨居地(商人可以)，绝大多数人只能把家安在故乡，把根留在家乡，这自然也就增加了对家乡对亲人更直接更具体更实在的牵挂。
    
    第三，与家乡与亲人更直接更具体更实在的联系，又决定五邑籍华侨将他们积攒的血汗钱尽可能多地汇回家乡，或资补家用，维持家庭的发展，“吾台(按：台山)男界，出洋者众，妇女在家……，惟日盼夫婿汇款，以供家用”；或为自己将来回乡，养老告终创造条件。而潮汕、客家、泉州等侨乡在东南亚的华侨有一些人已经将自己的家庭安在了当地，家乡留下的是年迈的双亲，他们首先要维持的是自己的家庭，其次才是家乡的父老，因此不可能像五邑籍华侨那样将自己积累的血汗钱大部分汇回国内。这是五邑侨乡的侨汇多于其它侨乡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经济发展条件对五邑海外移民的影响
    
    司法、政治方面的权利被剥夺，五邑籍华侨必然遭受到经济上的迫害和歧视。
    
    首先，占有生产资源和经济负担不平等。五邑籍华侨去北美洲的第一个高潮是由美国加州发现金矿引起的，但是一开始在矿坑、矿井的占有上就受到歧视，他们只能在白人已经采过认为无利可图的废旧坑穴里淘金，如果华侨们淘得的数量超过一定限量，白人就会来加以驱赶。1852年，加州许多矿区不准华侨开矿，不许华侨拥有矿产。不仅如此，加州政府还对华侨课以歧视性的“外国矿工税”，华侨矿工每人每月要缴纳4美元。在1850—1870年的20年间，加州政府共收取了509万美元的外国矿工税，其中华侨缴纳了490万美元，占总数的96.36%。仅此一项就可看到华侨承受的税务负担是多么的不公平。所以，不少华侨离开了矿区，走向铁路工地和农场。19世纪中叶以后，华侨在东南亚不论进入农业还是工矿业，在生产资源的占有上并没有遇到这样的歧视，限制他们的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同样是开矿，马来亚是世界上最大的产锡国，1850-1882年华侨几乎包办了当地的锡矿业，到1925年华侨在马来亚锡矿业中占有56%的产量，后来因资本和技术原因其长期的支配地位才被西方殖民者取代。
    
    其次，在行业准人上受到歧视和限制。继开矿之后，横贯美国东西部的铁路建设和加州农业的发展，形成了五邑籍华侨移民美国的第二次和第三次高潮，紧接着全国性的排华运动形成。在长达61年的排华黑暗时期，华侨们难以进入美国资本主义工业体系，有60多种行业禁止他们从事，比如铁工、铜工、纸厂、面粉厂、电线厂等。华侨们只好退入唐人街，以不与白人抢饭碗的洗衣、餐饮、杂货等服务业为其经济支柱。而东南亚的华侨早在19世纪中叶以前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商业资本，到殖民地的自然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资本主义工业、农业、交通、金融业得到发展的19世纪后半叶，一部分华侨的商业资本也开始转向产业。除了金融业被西方殖民统治者垄断外，华侨进入其它行业并没有受到很多限制，华侨商业资本投资的生产领域比较广泛。
    
    第三，美洲的五邑籍华侨与东南亚的潮汕、客家、泉州等其它侨乡的华侨在经济方面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五邑籍华侨以服务业为主，即使有的人进入了轻工业，也是干与白人无争或少争的工作，如雪茄烟、火柴、制衣、家具等。作为经济支柱的服务业，不论洗衣、餐饮，还是杂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技术要求低，投资小，属劳动密集型行业。一块搓板、一些肥皂、一个熨斗和熨衣架，再加上一个狭窄的房间，洗衣店就可以开张了。这种经济模式与受到歧视和迫害的华侨的心理状态是基本适应的，对于没有长期事业发展打算并不想定居的人来讲，靠自己的体力和最小的投入获得较多的效益，是最合理的行为。五邑籍华侨被迫选择的这条道路，可以使他们发展成为中小业主。二战以后，在北美洲坚持下来的五邑籍华侨靠服务业过上了衣食不愁的比较稳定的富足生活；但是难以壮大为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工商家旗。因为，资本积累慢。与故乡家庭、亲人的密切经济联系，也必然影响他们的资本积累过程。东南亚的华侨经济依赖19世纪中叶以前积累的商业资本投向矿业、工业、农业种植园、航运业，发展为产业资本；20世纪前期，一家家华侨银行的创立，华侨的产业资本逐渐向金融资本挺进，从而形成了在世界上很有代表性的华人家族集团，大大提高了华侨的经济地位，他们的投资和经营对所在国家或地区有很大的影响。
    
    不同经济条件促成的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由此确定的不同经济地位，又影响到不同侨乡华侨华人的文化心理。中小业主的经济模式使绝大多数五邑籍华侨具备援助家乡亲人的经济能力，为巩固家乡观念提供了物质基础。潮汕、客家、泉州等侨乡的东南亚华侨最初是依赖家族关系保障其资本安全与经营的顺利发展的，当他们成长为工商家族后，因为要寻求在海外的独立发展，业缘关系超过了血缘的重要，血缘的联系必然逐渐被利益的联系所取代，乡土观念也就会随之衰退。比如海外潮商开始抛弃回归乡土宗族的念头，更重视小家族的独立发展，追求在城市的独立发展就是一个例证。
    
    前述不同侨乡的侨汇差别，同时也与这样一种产生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文化心理有关。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华侨类型特征的出现，深受华侨所处的不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法律、政策决定他们的社会处境和经济地位，后者致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形成特征鲜明的心理状态和行为特点。
    
    (来源：江门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