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海外华人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迄今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但是，它引起人们普遍关注和研究的历史却要短得多。二战以后，海外华人在政治、经济和科研领域有较大成就，社会地位和文化素质有所提高，因而文学创作也欣欣向荣。从他们的文学作品来了解他们的人生历程、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必将有助于我们团结广大华人华侨(约有3200万人)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多作贡献。同时也可开阔眼界，了解世界的多样性，从而有利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的事业。
    
    海外华人文学可分为华文文学和非华文文学两大类。前者主要是第一代移民和留学生使用华文(现代汉语)创作的具有侨民意识的文学作品；后者主要是土生华裔作家(具有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和中外混血儿作家创作的具有本土意识的文学作品。现将华人华文文学和影响较大的华人马来——印尼文文学，以及华人英文文学分别评述如下：
    
    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简况
    
    由于长期封建统治下的农村破产和历次农民义失败，自唐朝开始便有中国移民定居印尼等地。鸦片战争之后，更有大批东南沿海的劳动人民被拐骗到海外充当契约劳工。他们离乡背井、飘洋过海是迫不得已的，多数人都期望日后落叶归根、衣锦还乡。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华侨的爱国热情和对中华文化的向往。五四运动后，海外的华文报刊纷纷使用白话文发表作品，使华文文学有了发展的土壤。多数作品以祖国的政局为转移，产生了普罗大众文学、华工问题文学、妇女问题文学和抗日救亡文学等等，而富有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中国作家洪灵菲、郁达夫和胡愈之等人陆续奔赴南洋宣传抗日也推动了华文文学的发展。
    
    二战以后，东南亚各国先后获得独立。华侨也逐步觉醒到要当家做主人，要享有参政等公民权利。华侨的心态从"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多数人选择了所在国国籍而成为外籍华人。在此情况下，文学创作强调要以国家意识来代替侨民意识，要以当时当地的现实为题材，反映本国的建国历程和社会变革，提倡各民族和睦相处，同时重视表现个人的内心感情，以及华人的自豪感和幸福感等等。另一方面，有些华人作家也对华侨华人的"海外孤儿"处境和前途，以及华人后代的疏离中华传统文化表现出深沉的忧虑。菲律宾华人诗人云鹤的诗《野生植物》就是这种忧患意识的代表作。
    
    海外华人作家在东南亚有不少是一面经商一面写作的儒商结合型作家，如周颖南、黄孟文等人。另有土生土长的女作家戴小华、尤今等人。在欧美西方国家则多为学者型作家，其中不少是原先的港台作家，如白先勇、赵淑侠和於梨华等人。他们多以现实主义为导向，坚持严肃的文学创作。他们和祖国的交流也比较密切，又使用现代汉语写作，虽然其作品含有各国文化的影响，但也打上炎黄子孙的烙印，因而含有多元性文化融合的特征。例如在作品中常有英语或马来语，以及广东、福建的方言词汇出现，在生活习俗的描写上具有各个民族和各种宗教的影响。
    
    目前海外的懂中文的读者虽然比较少，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世界各国正在掀起学习中文热。近年我国出国的新移民又日益增多，他们大都能阅读中文。因此，海外华文文学必将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
    
    海外华人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化圈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已受到我国文化界的重视。在国内已有15所大学和科研机构成立了研究单位，举行过多次研讨会和征文、评奖活动，并出版了海外华文文学百科全书、专门刊物、作家辞典和大批文学作品。而且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已构成一门新学科。
    
    海外华人的马来——印尼文文学
    
    马来语是南洋群岛马来人的通用语言。1928年，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将马来语定为统一的民族语言，称之为印度尼西亚语。印尼独立后定为国语。
    
    印尼华人早在1859年便将《三国演义》译成爪哇诗歌。1877年首次出现巨港华人柯德怡译成马来文的描写地狱十王殿的《玉历宝钞劝世文》。随后有不少华人使用大众化的"市场马来语"即通俗马来语长期地进行大量的翻译和创作活动，大力传播中国历史和儒家思想等中华文化，为中印尼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
    
    据法国东方学者苏尔梦女士统计：从1882年至1960年代，印尼华人作家和翻译家共有806人，他们共创作小说和故事1398篇(部)、诗歌183篇、剧本73部；翻译《三国演义》《西游记》和《包公案》等中国作品759部，西方作品233部。此外，从1953至1983年，有黄金长、颜国梁和曾荧球三人翻译梁羽生、金庸和古龙的新武侠小说共57部。
    
    在创作方面，自1880年代起，新闻工作者出身的"记者作家群"李金福、吴炳亮、赵雨水和郭德怀等人取材自新闻报导的真人真事，用通俗马来语创作了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的历史小说，以及反封建礼教迫害的爱情悲剧小说。这种创作风格摆脱了马来古典文学单纯写帝王历史和神话故事的俗套，为后来兴起的印尼新文学树立了新风。上述历史小说有赵雨水的描写1721的抗荷英雄的《彼得·埃尔伯菲尔德》(1924)和郭德怀的描写1926年印尼革命志士起义失败后被流放情景的《上迪古尔集中营传奇》(1929~1932)。
    
    最早的通俗小说有吴炳亮的中篇小说《罗分贵》(1903)。小说写地主兼鸦片商罗分贵为了强要民女，谋财害命，后来阴谋败露，被迫自杀。作者以恶有恶报来规劝世人积德行善。1903年张振文也发表《黄氏的故事》描写一位富商干涉女儿的异族婚恋而导致女儿私奔。后来又有郭德怀的描写异族通婚的《花江的玫瑰》(1928)和史立笔的描写因婚外恋导致家破人亡的悲剧小说《出家当和尚》(1934)等等。此外，李金福著有《孔夫子传》和新闻故事《报仇》和《坏人集团》等25部著作。
    
    二战以后，在印尼文坛处于重要和领先地位的华裔作家有许平和、蔡良珠等人。许平和把中国武侠小的情节和爪哇的历史背景揉合起来，写出别具一格的印尼武侠小说约200部，被誉为"印尼武侠小说之王"。女作家蔡良珠(印尼名玛尔迦·T)专门创作以校园生活为背景的长篇爱情小说十余部。其成名作《卡米拉》写大学女生卡米拉在联欢节上被人强奸怀孕后的种种不幸。她的小说《一世痴情》《心在欢笑》和黄美拉的小说《爱情在此处首次开花》等均被搬上银幕。
    
    印尼华人马来语文学的贡献和影响表现在：
    
    (一)使用大众化的"市场马来语"在印尼各地办20余种马来文报刊并出版大量的马来文版中国作品，从而推广普及了马来语，使之成为印尼人民共同的民族语文，继而有利于促进民族觉醒和民族独立运动。
    (二)引进了租书店和租书摊点的制度，并开展上演中国戏剧和说书人的文艺活动，广泛而持久地传播中华文化，活跃了印尼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对华侨华人也进行了回归华夏文化和热爱祖国的思想教育。
    
    (三)对1920年代兴起印尼新文学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和促进作用。由于马来文版的中国文学作品早已广为流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等爱情悲剧故事几乎家喻户晓。1920年代出现的印尼小说《多灾多难》和《错误的教育》等大都描写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和反对种族歧视的爱情悲剧。二战以后除了许平和大量地移植中国武侠小说的情节，印尼土著武侠小说家明达尔查的《爪哇宝剑》和韩达瓦里的《青光剑》也明显地受到中国武侠小说的影响。
    
    (四)华裔作家创作的新闻故事、反殖民主义的历史小说和反封建的爱情小说真实地展示了华人各个阶层的生活图景，以及印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为研究先辈华人的移民史和融入印尼社会的状况，乃至印尼民族的独立运动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五)受到各国学者的积极评价。最早重视印尼华人马来语文学的学者是精通汉语和马来语的法国东方学者苏尔梦女士。她于1965年在雅加达走访许多书店搜集资料，并于1981年出版专著《印尼华人的马来语文学》，引起很大反响。荷兰研究印尼文学的权威德欧教授看到此书后叹为观止，并表示要对自己过去所从事工作的某些概念进行痛苦的重新评价。过去荷兰殖民当局借口马来语吸收中国方言词汇而把它贬低为"低级马来语"从而排斥华人的马来语文学。这是极其错误的。吸收外来语是很正常的现象，马来语中吸收了许多英语和荷兰语词汇。中文和日文也是如此。
    
    印尼文学评论家苏玛尔佐评价华人的马来语文学说："确有一些作品具有永恒的艺术效果。它们是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和百读不厌的不朽之作，产生过巨大影响。……表现在印尼新文学对这些作品多方面的模仿和学习上。"他和印尼文学史家巴克列·西列卡尔都认为应该重写印尼现代文学史，把华人马来语文学包括进去。
    
    德国学者汤姆斯·黑格尔也认为郭德怀的历小说《上迪古尔集中营传奇》在印尼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此外，应当指出马来西亚华人作家在翻译中国作品、传播中华文化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二战以后，以吴天才、叶新田和杨贵谊等教师为主体的翻译家群体用马来文翻译了《论语》、《孙子兵法》、《道德经》、《中国古典诗和现代诗》、《白蛇传》和鲁迅的小说，以及郭沫、艾青、冰心的诗篇。
    
    海外华人的英文文学
    
    (一)1945年以前的华人英文文学
    
    二战以前的华人英文文学作品也有侨民文学和本土文学两种类型。最早的华人英文作品是美国华人李延富于1887年发表的自传《我在中国的童年》。在美国发表的英文侨民文学作品有前清驻外公使裕庚的女儿德龄创作的关于晚清宫廷生活的回忆录《御香缥渺录》和历史小说《瀛台泣血记》等；留美学生洪琛(著名剧作家)的反帝题材作品、抗议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阴谋瓜分中国的英文话剧《虹》(1919)；林语堂的抗战小说《风声鹤唳》；中比混血儿韩素音在英国出版的饱含抗日激情的自传体小说《目的地重庆》(1942)。
    
    本土文学作品有加拿大的中英混血女作家水仙花(原名Edith Maude Eaton)的英文短篇小说集《春郁夫人》(1912)，内容主要围绕人权和女权，表达华人妇女儿童的心声。她充分肯定华工对建设美国的卓越贡献，并为争取华人的平等权利而呐喊。进入40年代后，土生美籍华人作家刘裔昌的自传体小说《虎父虎子》写儿子违抗父命，不愿回中国读书做官，甚至娶白人女子为妻，反映两代人的代沟和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女作家黄玉雪的自传体小说《第五个华裔女儿》则写自己勤工助学念完大学，又学会制造和经营陶器生意，颂扬妇女奋斗成功，经济独立等女权主义思想。
    
    (二)1945年以后的华人英文文学
    
    二战后，华人英文作家遍及美、英、加拿大、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国家，并由当初的"散兵游勇"发展成为进入所在国主流文化圈的群体力量。同时涌现出一批女作家。在创作方面，有中国题材的作品和当地题材的作品。
    
    中国题材的作品首先是名人传记，有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的《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1893~1953》、《风满楼：毛泽东与中国革命，1949~1975》和《周思来和他的世纪》；聂华苓的《沈从文评传》；李雷诗描写其祖父李宗仁生平的《苦甜》；林语堂的《武则天传》和《苏东坡传》。长篇小说有包柏漪创作的《春月》，以主人公春月坎坷的一生反映中国社会从光绪五年至文革动乱长达90年的变迁。自传体文学有移民美国的巫宁坤教授夫妇的《一滴泪》和定居英国的张戎的《野天鹅：中国的三个女儿》。报告文学有新加坡华裔馆馆长《海外华人百科全书》主编潘翎的《炎黄子孙：海外华人的故事》等多部。
    
    当地题材的作品有下列主题思想：
    
    一，追忆华人的苦难遭遇、揭露外国政府排华的罪恶。代表作有美华女作家林小琴的剧本《纸天使》。它描写旧金山天使岛拘留所的七位华人移民的悲惨命运，如被迫自杀、被长期关押、被卖作妓女等等。林小琴和麦礼谦、杨碧芳还将130多首华人移民在拘留所木屋墙上写下的七言诗译成英文，编成诗集。另一位华裔女作家邝莉莉的关于华人移民家族史的传记小说《在金山上》也控诉了美国当局对华工的剥削和迫害。加拿大的华人作家余兆昌的小说《鬼魂列车》则描写华工修筑太平洋铁路的苦难生活和客死异乡的悲惨遭遇。曾荣获加拿大的最高文学奖"总督文学奖"。
    
    二，纪录华人成功业绩、树立华人的正面形象。代表作有中美混血儿林露德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华人传记。《唯一生还者》写二战期间英国商船被敌人击沉后，华人海员潘濂在海上漂流133天，后来获救生还的奇迹。《查礼·金》是写美籍华人刘光钻辛勤培育甜橙新品种获得成功的光辉事迹。还有菲律宾华人作家李天荣所写的菲华名人的奋斗史《遗产》和评介华人酿酒商的《陈迎来的生平》。
    
    三，凸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交融。代表作有美华女作家汤婷婷的长篇小说《女勇士》、谭恩美的《幸福会》、李健孙的《中国小子》和黄哲伦的剧本《新客》等等。这些作品反映出表现在服饰、语言、生活习俗和人生观等方面的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两代人的代沟、新移民和土生华人的差异和矛盾，以及他们融入当地社会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其中《女勇士》也着重颂扬女权主义思想，批判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被美国前总统誉为"一部划时代的名著"。
    四，着重描写唐人街华人家庭生活和个人的坎坷经历。代表作有加拿大华人作家李群英的长篇小说《残月楼》，写温哥华唐人街王氏家族的归化历程和悲欢离合的家史。崔维新的长篇小说《玉牡丹》也写加拿大华人的封建大家庭的生活。加华女作家刘绮芬以本人经历写成的小说《离家出走：一个街头少女的日记》反映困扰加拿大的青少年教育、吸毒、娼妓等社会问题。拉刘沙·赖的《千年狐》写一个白人领养的中国女孩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还有菲律宾著名报人吴重生的长篇回忆录《出生入死》描述菲岛沦陷时，他被日军通辑追捕全家渡过1105天的逃亡历险生活，受到各国好评。部分章节入选我国出版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东南亚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