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希（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

    [摘要]本文在对近代以来中国留学生的地位与作用，以及197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赴海外留学生的概况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结合对优秀归国留学人员进行的统计、分析，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归国留学人员在中国未来政治生活中将扮演的角色、留学人员回国和居留海外所发挥的不同作用，以及全球化时代留学人员的作用将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而渐趋缩小的趋势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探讨，以期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大陆留学人员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留学生地位与作用的历史回顾
    
    有人称“离开留学生群体，中国近百年历史不成为历史”。的确，自近代以来，中国每一历史时期留学生的派出与回归，无一不与中国救亡图强、变革发展的近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然而，虽然“历代留学生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每一历史时期中国留学生的地位和作用却是不尽相同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势虽已衰颓不堪，但清政府虚骄自大的心态犹存未亡，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留学生的派遣虽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但留学生回国以后，只被当作一般的技术工匠使用，甚至难以加入士大夫的行列。向国人译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而影响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严复就曾三次去考进士皆名落孙山，让人啼笑皆非。
    
    民国初年和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留学生社会地位和作用大幅度提升的时期。在孙中山先生组建成的临时内阁中，归国留学生在9个部的18名总、次长中占了十五个席位。从1912年至1928年，北洋政府先后更换了32届内阁，历任国务总理和内阁阁员中分别有41.93％和51.37％的人为留学出身（见表一）；其中20年代的24任外交部长几乎全为欧美归国留学生，20年代中国收回部分外交主权的活动，主要是由他们提议、经办和对外交涉的。[1]在国民政府时期，归国留学生同样有着较高的地位和发挥着重要作用。1948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传》中，共收录198名国民党党政军要人，有留学经历的占了88位，占44.4％。[2]可以说，从民国初年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是归国留学生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时期，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到传播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革命，从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到移植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乃至推进整个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他们都发挥出同时期其他社会群体所无法比拟的能量。
    
    表一：民国时期历届内阁成员留学与非留学出身的人数与比例
    
    

    
    资料来源：据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9月版）中第206、210、214页有关统计数据编制。
    
    从1937年至1977年，是中国留学运动陷于低潮的时期，其间经历了八年抗战、国共内战、东西方冷战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文革”十年，中国的留学教育几乎完全中绝，归国留学生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也一落千丈。但尽管如此，这个时期仍涌现出了一批象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著名的科学家，他们为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又有约14万新一代留学人员学成归国（见表二），正在中国的各个部门和各个领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中国至今并未“找到一个规范、有效的留学生使用办法”，“特别是和国家乃至家庭及社会对留学教育的投入相比，留学生的作用发挥得并不理想。”[3]另外，对于尚有比归国人数更多，而且同样“优秀”的留学人员还滞留海外，以及仍有源源不断的优秀学子流向海外的趋势，更有一些人在表示出担忧的同时，力图为中国政府在国际人才争夺战中献计献策。①下面，笔者即想就这些看法和有关问题，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留学人员的地位和作用做进一步的探讨。
    
    表二1985-2000年诸媒体的历年留学生派出、回国及在外总数：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历年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及《神州学人》杂志。
    
    二、七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赴海外留学生的概况
    
    1.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派出留学生的情况
    
    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WNSCO）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益的决议。从1972年9月开始，中国大陆恢复了因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而中断的向外派遣留学生的工作。这一年，中国分别向法国和英国派出了20名学习法语和16名学习英语的留学生，以及数名到日本学习日语的留学生。此前，由于“冷战”的国际关系格局和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主要被派往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从1950年至1965年，经高教部（现教育部）选派，中国共向前苏联、东欧各国、朝鲜和古巴等29个国家派遣留学生10698人（若加上其它一些经济方面的业务部门选派的留学生和实习人员，总数约为12000多人）。其中，向前苏联派遣了8310人，占派出总数的78％。这些留学生95％以上都在学成以后就回国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甚至尚在外学习的留学生也基本上都被召回国参加了工作，一直到70年代也不再有留学生被派出。70年代重新恢复派出留学生的工作以后，从1972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先后向49个国家派遣了1629名留学生。他们仍都是中国政府公派出国的留学生，大多在学习结束以后就回国了。
    
    邓小平复出以后，向外派遣留学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部分。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尽快缩短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这位曾经在法国勤工俭学、又在前苏联学习过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作出了恢复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决策。1978年3月，中国政府选拨了23名“尖子”，于同年五六月间将他们派往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学习。这一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派出了首批赴美的50名留学生，赶在中美建交之前前往美国。从此，中国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留学大潮。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留学生的政策以及中国留学生赴海外的四个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派出和吸引留学生回国的政策以及中国留学生赴海外的情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其间形成了三次大的留学热潮。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为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是中国派遣留学生工作的恢复和重新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力图走出“文革”期间闭关锁国所造成的孤立状况，因而留学工作的方针是“广开渠道，力争多派”。这一阶段出国的留学生基本上还都是公派的留学生。他们主要是中国各大学和科研单位的一些年纪较大、思想可靠的业务骨干，多以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的身份被派往欧美各国。这一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中西方的对立还严重存在，留学生大多是经过严格挑选后派出的，而且留学生派出的渠道尚未完全打开，因而这一阶段基本上没有留学生滞留不归的现象。这一阶段派出的留学生（约有六千人）回国服务的情况同后来相比是最好的。他们的回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在“文革”后人才断层的危机。
    
    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中国逐步放开了自费留学的政策以及出国留学的多种渠道（如校际交流、地方集资、部门公派和自行联系等），导致了“出国热”在全国迅速升温，这一阶段首先形成的是“留美热”。从1984年以后，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去美国留学的。这一阶段，出国攻读研究生以上学位的人数开始大幅度增加，留学人员的年龄开始偏小。由于在国外攻读学位所需时间少则四五年，多则八九年，因而这期间派出留学生的回归情况在当时难以明了。但中国政府也开始注意到了留学生的回国问题。如1985年，中国接受李政道教授的建议，在全国试行博士后制度，即是以吸收和安置留学生回国为出发点的。
    
    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为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出国热”继续升温，自费和单位公派留学的规模迅速扩大。“留美热”方兴未艾，“留澳热”和“留日热”又相继形成。这一阶段的出国留学人员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自费留学成为不少人出国打工挣钱或移民定居它国的捷径，一些单位也出现了“轮流派遣”、“照顾出国”等不正常现象。，这期间，1989年的“六·四”事件后，中国大陆留学生中的大部分人获得了所在西方国家的长期或永久居留权。
    
    1992年至今为第四个阶段。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南巡讲话”，向世界传达了中国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信息。中国对在外留学人员获取“六·四绿卡”的现实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对他们护照的延期和更换、退出中国国籍、出入境手续、家属探亲和回国工作等提供了一系列的方便，并由此确立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留学工作方针，同时提出了吸引在外留学人员“为国服务”的口号，受到了广大留学人员的普遍欢迎。这一阶段，中国还对自费和公派出国的留学政策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总的趋势是趋于更为平稳、宽松和公平、合理。不仅国家对留学工作的调控走出了在一定程度上盲目和无序的误区，而且一般老百姓也由对出国留学的狂热和盲从，恢复到了平静和理智的心态。近年来，留学生年龄进一步趋于低龄化，“留学”也更多地回到“求学和深造”的本意，打工挣钱和移民定居正逐渐成为退居其次的追求。
    
    3.中国大陆留学生大量在海外的居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新移民进入发达国家的方式有留学、亲属团聚、技术移民、工作移民和投资移民等多种方式。其中，留学是最主要的方式。根据1999年中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共有近32万人赴海外留学，其中国家公派留学人员5万人，单位公派留学人员10万多人，自费出国留学人员16万多人。此外，据估计，还有约10万以其它身份（如陪读等）出国后转为留学身份的自费留学生。这些留学人员的分布呈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即广泛分布于世界上103个国家和地区，但90％集中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他们所学的专业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学科。目前，已回国的留学人员有10万人，完成学业后留居当地者则有20万多人。这些已成为“新华侨”、“新华人”的大陆留学生以在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三国的人数最多。其中获美国“绿卡”者约8－9万，在日就职、定居或入籍者约6万，获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者约4万。此外，获加拿大永久居留权者也在万人以上，还有一些则在西欧各国获得了长期居留权。
    
    中国大陆留学生目前留居海外的规模主要是1989年以后西方国家给予中国留学生永久居留权或长期居留权的特殊政策造成的。“六·四”以后，澳大利亚政府批准了3.6万名在澳中国留学生（其中约有3万名是语言生）的合法居留权，加拿大也宣布给予当时中国在加的全部留学人员约8000人以居留权。在美国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中国留学生更多达5万余人。此后，又有留学生的家属约数万人陆续获准到国外定居，他们中大部分人在国内受过高等教育，不少人到国外后也继续攻读学位。在70年代中期以后出国的约70万（一说有一百余万）中国大陆新移民中，据中国官方的估计，到目前为止，已取得留学国各种合法居留权的中国大陆留学生连同其家属，人数总计在40万人左右。他们整体素质较高，多任职于大学、各类研究机构、公司企业和国际性组织等，有相当一部分人已获得了较高的职位，因而被称为是中国大陆新移民的主体，是中国大陆新移民中境遇最好，也最有前途的部分。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留学生则是持过期签证滞留不归者。如据华尔街日报1998年9月5日报道，每年至少有五万名中国大陆留美学生或观光客签证到期仍滞美不归。
    三、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归国留学生在中国未来的政治生活中将扮演的角色
    
    笔者曾依据《学子风华——优秀留学回国人员业绩录》一书，对70年代末以来做出了各种业绩和受到过各类表彰的424位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的一些基本情况进行过归纳和分析。从有关统计结果看，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归国留学人员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各自的专业研究领域，特别是科学技术领域，而尚未见他们能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变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的外国学者认为“中国长期对海外学者不信任，伤害了留学人员并降低了中国吸引留学人员回国的能力”。[4]中国国内一些学者也认为，“中国政坛人物的产生，不是以文化水平高低和是否有留学经历作为唯一标准的”，“回国留学生对中国未来的影响，将主要表现在科学技术和经济贸易方面。”[5]然而，笔者认为，留学教育的效应需要一定的时期才能充分发挥出来，需要一定的积累才能由浅移默化转为显而易见，更需要特定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所形成的“时势”才能造出“英雄”。
    
    纵观以往历史上归国留学生对中国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可以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6]：其一，直接作用于生产力，促进中国生产力的现代化。这主要是指学习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留学生。其二，直接作用于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这主要指学习经济管理、文学艺术等专业的留学生，他们把西方的经营管理方法和思想文化传播到中国，对中国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向现代化方向发展起了积极因素的推动作用。如晚清时期，严复等人虽是因洋务运动所需被派往欧洲学习海军船政的，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最大影响却是他们所翻译和介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社会、政治学说。此被称为近代中国留学史上“种豆得瓜”的意外收获。[7]其三，直接作用于上层建筑。这主要是指从事政治、军事、法律、外交等专业的留学生。由于活跃于上层建筑的归国留学生大多官高显赫，因而他们在这一领域的作用往往比前二者更引人注目。除上述已提到的活跃于20世纪前半期各阶段中国政坛的归国留学生外，在新中国的发展进程中，也有两批归国留学生的作用引人注目。第一批是20年代初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留法学生，包括陈毅、李富春、邓小平、聂荣臻，他们长期活跃于中国的政坛和军界。第二批是50年代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留学苏联（或短期工作）的人员，包括李鹏、邹家华、钱其琛等，他们是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重要领导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国留学生仍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既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在改革开放之初派遣留学生的出发点是力图尽快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也是因为学习自然科学较易获得国外奖学金资助和如果选择居留国外也更易得到就业机会的缘故。然而，很难说他们的作用将仅仅局限于专业技术领域。在上述受表彰的优秀留学回国人员中，就有既身为大学教授，又兼任副省长（1人）、副市长（1人）、省政府秘书长（1人）、省长助理（1人）及官至厅（司）局级（6人）的人，另外，有1人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有10人是全国人大代表，5人是全国政协委员，担任地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分别有5人和9人。①实际上，已担任各级行政领导的归国留学人员远不止这些。而且，中国政府也已进一步推出了可聘任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担任司局级职务等较已往“有突破”的政策。[8]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指出，“缺少有必要专业知识的官员是妨碍中国前进的一个因素。”可以说，与目前中国在职官员攻读学位的热潮相比，由归国留学人员担任各级行政领导或行使各种管理之职呈普遍之势，将更有益于加快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使中国能更快地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留学生，无论是出国的人数还是回国的人数，其数量之多，都是空前的。从1850－1978年的128年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总计约为11.08万，而改革开放仅20余年，出国留学的人数（约34万）已是过去128年间总和的三至四倍。②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一代留学人员的作用和影响，绝不会止于目前的水平。正如一些媒体所称：“越来越多留学人员的回国，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动力。”[9]
    
    四、关于回国留学人员和海外留学人员所发挥的不同作用
    
    目前，虽然学成而归国的留学人员在不断增多，据报道，近几年学成回国的人数每年平均以13％以上的速度递增。③但从总数来看，学成而留居当地的中国留学人员仍多于已回国的人数。一般认为，这是人才外流的表现。至于这一“外流”对中国的损失有多大，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我国学者多倾向于认为人才的外流反映了世界各国对高层次人才的激烈竞争。这一竞争，不但是今日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一竞争的结果。[10]这些认识无疑是具有洞察力的，然而如何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使我们在处于不利地位的国际人才竞争市场上“趋利避害”而获得最大的利益，国内有的学者多以发展中国家的态势和立场考虑这一问题，因而其思路往往让人觉得气馁，甚至悲观。而留学人员所在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又不时地担心流入的人才成为威胁其国家安全的“盗火者”，以至于“在硅谷，中国最优秀人才引起怀疑”。[11]如果我们将这一问题置于全球化大背景和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来考察，或许能有益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一问题。
    
    从全球范围来看，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起步时间和启动方式各不相同。有学者将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区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早发内生型”，一类是“后发外生型”。[12]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属于“后发外生型”，具有“落后的优势”，也称“随机的优势”，也即落后国家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先进国家而降低现代化的成本，因而向外派遣留学生成为发展中国家推进其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正因如此，才使得发展中国家因派遣留学生而导致的人才外流格外引人注目。然而，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加速和各国在经济与其它领域中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本、货物、服务，以及人力和信息资源）跨国界的自由流动也变得日益频繁和规模更大。在这一大背景下，限制人才“自由贸易”是很困难的，因为人才也像其它商品一样容易受价格因素的影响，倾向于流向报酬高的国家，政府很难用政策来限制。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发达国家也如此。当然，对于特别需要人才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辛辛苦苦培养的人才外流了，这确是一种损失，不过人才究竟不一般的商品，是有民族感情的，在许多高级人才看来，还有比金钱更可贵的东西，只要发展中国家，能够做到国家统一，政治开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人才是可以流出也可以流入的。至于中国，我们正处在中国历史上最佳时期，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蒸蒸日上，始终保持着巨大的活力，我们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今年以来，在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缓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仍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待开发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地，世界各地的资金和人才正被吸引到中国来。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相信，我们的大部分留学人员，在学成之后，必会或迟或早地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将所学到的知识直接或间接地运用于中国这块最能让他们施展才华的地方来。
    
    笔者认为，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由于现代交通工具和通讯技术的发达，我们对于人才的流动，对于留学人员的回归与居留问题应当想得宽一些，远一些。对于中国来说，归国留学人员将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中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海外留学人员也将同样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也就是说，回归率不等于回报率，有些留学人员甚至认为“留下比回去发挥的作用更大”。[17]虽然“新移民”、“新华侨”、“新华人”尚未能形成政策上的明确概念，但事实上，无论归国与未归国，“留学人员”的涵义已远远超出其字面意义，因为多数留学人员早已离开校园，进入当地社会。近代华侨曾经对祖国和侨居国做出过巨大贡献，并延及今日，新一代华侨华人同样会以自己的文化智力资源为祖国和所在国做出新的贡献，并成为促进祖国与所在国之间科技教育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而对于留学人员的居留国来说，也大可不必一方面为吸引人才发展本国的高科技而高兴，另一方面又为本国的先进科技会因此失窃而担忧。[18]早在本世纪初，美国人就认识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的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将由于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方面的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获。”[19]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既熟悉外国技术和产品，又了解中国市场行情和运作的留学人员，无疑在促进中外经济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方面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总之，从中国来说，在外留学人员的“为国服务”，可以使中国人才流失的损失通过“智力回流”和“资金回流”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偿，可以通过他们在国际上保持和扩大对中国的友好势力；对西方来说，通过中国留学人员扩大和加深中外贸易、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发展，推进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符合西方利益的。可以说，历史和时代将海外华人和华商资本演变成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招商引资的基础和依托，同样也将使中国的留学人员群体演化成为中国在欧美国家招商引资的基础和依托。这将是一条“双赢”和“互惠互利”之路。
    
    五、关于留学人员“特殊”地位与作用的“终结”
    
    如上所述，留学人员无论是回国还是留在国外，都有可能为中国做出贡献。中国自1992年以后，也对留学人员实行了“来去自由”的政策。然而，从中国政府来说，还是迫切希望广大在外留学人员能回国工作的。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吸引留学生的政策、措施，诸如，成立留学服务中心，开辟留学生创业园区，设立归国留学人员科研启动资金，在工资、住房、配偶子女安置、职称、职务等方面对留学生的优惠；来去自由、选择工作自由等等。如果再加上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出台的五花八门的优惠政策，就更可观了。这些无疑显示出中国政府吸引留学生回国的诚意，但也在无形中加强了留学人员这一群体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以至这些政策同样引起非议和一定程度的负作用，如“土”、“洋”博士之分，以及促使更多的人走上出国留学之路，等等。如今的归国留学人员，虽不能象20世纪早期时“假如倒霉也可以当一个大学教授”，①但其在中国地位和作用之突出仍是无庸置疑的。这一方面固然是留学人员自身学识与才华卓而超群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很难说“在外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不是“获得高薪、住房和好工作的捷径”，[20]而这同时多少又说明了“留学在本质上意味着落后”。
    
    但不管怎么样，留学也正是为了改变落后。吸引留学生回国工作的优惠政策是中国政府力图增强在国际人才市场竞争力的一种努力，而对于广大留学人员来说，则可谓是历史赋予他们的又一次机遇。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当一个国家处于社会变革和转型的时期，是最具历史挑战性的时期，也往往是一个“时势造英雄”的时期。胡适当年年仅二十六七岁，且尚未正式拿到博士学位就问鼎北大，可以说正是五四前后中国时势所提供的历史机遇造就了他。当今的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新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时期，一些同样已成为了当今中国著名高等学府校长、副校长的留学人员在一些不无羡慕和嫉妒的人看来，不过也是因为回来得早而已。据笔者对上述受表彰的优秀归国留学人员的统计，虽然自1993年以来留学回国人员以每年13%的速度递增，如1998年学成归国人数达7379人，几乎是1990年1993人的5倍，[21]但在总计为560人次（含两次或多次出国与回国统计）多次的回国者中有345人次是在1993年以前回国的，不能不说也有“物以稀为贵”的原因。②也就是说，回国越早得到较高荣誉和地位的机会越多。
    
    然而，机遇不是总会出现，“物以稀为贵”的情形也不会长久持续。虽然目前中国吸引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的力度不断加大，政策也不断有突破，今年初又推出了“十五”期间争取每年吸引万名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的目标，[22]然而，很难说再过若干年，当再有10余万留学人员回国时，他们的身价还能象今天这样炙手可热。在这一点上，中国国内高等教育的发展已未尝不是一个写照。10余年前，大学本科生在中国尚供不应求，但好景不长，随着国内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今天连硕士研究生毕业想谋一相当职位，亦非易事。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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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如《八桂侨史》2000年第4期“华人专业人才”栏目中的一组文章。
    ②参见拙作：《对优秀归国留学人员的若干分析》，载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①据《学子风华——优秀留学回国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1999年12月）统计。
    ②128年间留学人员的总数参见方雄普：《有关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归国留学生的几个问题》（日本文部省重点研究领域“当代中国的结构变革”第五次国际研讨会论文）；改革开放后20年间的留学人员总数，据一些内部资料估计，若算上以“陪读”等名义出国后转为留学身份的，已有40余万。
    ③参见拙作《对优秀归国留学人员的若干分析》中“1985-2000年见诸媒体的历年中国留学生派出、回国及在外总数表”，载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①中国著名作家许地山的小说《三博士》中主人公之语。
    ②参见拙作《对优秀归国留学人员的若干分析》中的“优秀归国留学人员出国与回国时间统计图”，载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随着国家经济文化教育水平的发展，留学人员的作用不会是一如既往地增大，而是会逐渐缩小。[23]
    虽然，随着中国入世的契机，近年来各地中小学生赴海外留学的势头有所增强，但1980年代初曾经躁动和席卷中国的出国留学热潮从总体来说已趋于平稳和理智。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人类接受教育的空间日趋国际化，人才的使用和流动也将日趋国际化。对于中国人来说，人们将以一种比现在更为冷静和理智的心态看待出国留学，也会以一种不再带有“特殊”色彩的政策对待回国留学生。出国留过学的人与在国内受教育的人相比，只是一种受教育地域背景的不同，而不是衡量知识能力差异的一种尺度。当一个国家不再过分仰赖留学回国人员，不再需要对回国留学生采取种种优惠特殊政策的时候，才是其真正独立富强的时候。那时候，“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留学运动，也终将成为不同国家之间的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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