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工,也叫做社会服务者和志愿者,这些为社会做出无私贡献的人们活跃在美国社区的各个角落。医院、学校、老人院、幼儿园,甚至街头都会出现他们繁忙的身影。很多人都说义工是天使,总是在人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随着华人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华人利用空闲时间加入义工队伍,进入美国主流社会,摆脱一些人对华人不入主流的陈旧印象。年轻的也罢,年老的也好,在纽约的华人义工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服务社区。
学生义工学经验
William Wang是纽约大学下城医院的义工部主任,10年前开始做义工领导工作,谈起华人作义工,他说:“如果要谈我们华人作义工的感人事迹,我想三天三夜都说不完。”10年前,当William刚刚来到下城医院工作的时候,医院只有几个华人义工,而如今已发展到每年约350个义工,William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在他办公室里采访的时候,几个新来的中学生义工们陆续走进他的办公室,请教问题,他说:“这些义工们都像我的孩子们一样,看着他们从什么都不会,到成为一名优秀的义工,我感到非常欣慰。”
由于下城医院离华埠最近,来看病的华裔病人占很大比例,华人义工的出现,病人们能够得到最贴心的帮助。在医院大厅里,记者看到一对华人夫妻,丈夫搀扶着怀孕的妻子不知所措。原来他们刚刚搬来纽约,由于不懂英文,因此从来不到医院检查,直到最近妻子总是心跳加速,先生不得不带着妻子来医院。在门口,一位年16岁的华人义工刚刚从门外进来,看到这对不说英文的夫妻,就主动上前与他们沟通。简单的对话后,他便带领夫妻两个上楼挂号,看门诊。这位小义工是高中生,来医院工作刚刚半年,她说:“我觉得每天能够帮助人很开心,尤其是那些不懂英文的人,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助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像这样年纪的华人义工在纽约大学下城医院很多,他们大都通过朋友介绍来医院工作,有的接电话,整理文件,也有的负责专门的翻译和照顾病人的工作。William说,年轻人来做义工非常有意义,除了能够学习到如何与年长的人共事之外,他们可以学到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及如何为人处事,接人待物,这些都是他们在书本上学不到的。
做义工的最低年龄要求是14岁,很多孩子们从14岁就开始做义工,坚持到上高中,大学,有很多人甚至大学毕业,有了固定工作之后还抽出时间来做义工。对于他们,义工不仅仅是一份课余工作,而是他们社会经验的一部分。
Alice今年16岁,做义工将近一年,她说:“我基本每天都抽出一两个小时来工作,我也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她觉得,做义工能够学到很多东西,最重要的就是让她学会了如何尊重别人。她说:“虽然我做工作没有钱赚,但是我所做的工作得到了别人的肯定,很多人也因为我的帮助而开心,这些都是金钱难买到的。”
这些年轻的孩子大都生长在美国,对于他们来说,做义工是一件必要的事情。
有的高中要求学生必须达到每个学期做义工的学时,也有的学生想要通过做义工增加自己的社会信用,将来在求学求职的时候能够为自己的简历加分。
William表示,很多孩子开始来做义工的时候都是父母陪着来面试,有的孩子甚至胆子小到不敢与他人交谈。而经过锻炼和医院工作人员的培训,这些孩子很快就能够适应环境。有的孩子刚开始的时候看到电话响不知道如何应付,短短几个星期之后他们就都能与电话那边的人们对答如流,信心十足。很难想象一些在家娇生惯养的孩子们做在家从来不做的事情。有的负责接电话、打字,也有的负责收拾病房,照顾病人,他们还负责组织一些大型活动,让他们能够自由发挥自己的领导才能,充分体现出自己在大集体之中的力量。William的助手蒋小姐也告诉记者说,孩子们做义工好处非常多,很多孩子交到好朋友,他们互相影响,在生活和学业上互相帮助,真是学校学不到的经验。每年暑假蒋小姐都会接待上百名的中学生义工,每当暑假结束这些孩子要回到学校的时候,蒋小姐总是依依不舍。偶尔孩子们回到医院探望这些曾经共事的朋友时,大家总是像很久不见的朋友一样,开心地互相拥抱。
老人义工不逊色
在美国社会中,做义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而在中国的传统理念里,做义工或许还是一件新鲜的事情。华人在美国日渐强大,在经济、文化等领域中屈居领先,尤其是近年来高素质新移民的增加,让美国人对华人在各方面的表现竖起了大拇指。有人说,来到美国这个社会,就要摆脱永远停留在华人社区,尽可能地深入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各个领域,使得华人也成为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而不仅仅是少数族裔。
说到华人做义工,谁的经验都比不过Kim Chu。Kim今年80岁,做义工已经整整40年。满头银发的她身体健康,谈笑风生,从精神和外表都很难让人联想到她的年纪。她说:“我觉得做义工让我很开心,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心情好的原因吧。”
40年前刚刚开始做义工的时候,她可以算是美国第一个做义工的中国人。Kim回忆道:“那时候还在打仗,我见过不少生死离别,或许因为怜悯,我决定利用我的空闲时间帮助那些需要帮助人的。”在一家大公司上班的她在下班之后便顺路去医院工作,帮人挂号,填表,安抚病患家属,照顾病人等工作Kim全都做过。她说:“当你看到一个人因为你的帮助而微笑时,那种开心是发自内心的。”这么多年来做义工使得Kim认识了很多朋友,每天一想到要来工作,Kim就笑容满面。
Kim回忆起几十年前做义工的时候,华人还很受歧视,由于会说广东话,她经常帮助华人做翻译。她说:“以前经常有护士故意刁难中国人,每个病患都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就是中国人被冷落。”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Kim便上前理论,为华人争取公平的服务。Kim觉得近年来华人受歧视的现象有所好转,但因为语言不通,很多华人在医院还是不能得到最好的照顾。她说:“现在我们有很多华人义工,专门帮助不会讲英文的病人。”Kim还笑道说自己不会讲普通话,需要更进一步学习才能够帮助更多人,她说:“活到老学到老嘛,我还是会继续做义工。”
在采访Kim之时,她刚刚安排一位哮喘病人看门诊。她说:“这个病人坐在门口等了很久,可是因为不懂英文,她不知道去哪里等。”Kim赶忙拉着病人,找到门诊部,把她交给了护士小姐才下楼接受采访。她说:“很多病人来医院心里本来就很害怕,我们义工除了要负责安排他们尽早找到该去的部门,还需要安慰他们。”
在医院做义工多年,Kim见过不少生老病死,面对死亡,她一点都不怕。记得几年前一位华人妈妈带着儿子坐地铁出意外,4岁的儿子无辜死亡,Kim在医院里抱着这位痛失爱子的妈妈,陪着一起哭。她说:“那个妈妈抱得我很紧,抓得我胳膊好疼,但我对她也像亲人般,安抚她,希望能够在那个时候减少一些内心的痛苦。”虽然事隔多年,Kim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位妈妈,可她常常在梦里梦见她,希望她平安。
Kim说中国人对死亡很惧怕,有人面对亲人的遗体不敢看一眼。她记得有一位女士前来认领姐姐的遗体,由于害怕,说什么都不敢睁开眼睛看。Kim抓着她的手,慢慢引导她,解除那位女士的恐惧心理,最后见了亲人一面。她说:“我做义工多年,开始的时候怕血,看到尸体浑身发抖,可慢慢地我觉得那些并不恐怖,反倒使那些家属让我很担心。”有的时候Kim还要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安慰死者家属。
退休之后,Kim还是坚持每个星期做两天的义工,她说:“我平时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加上做义工,我觉得我的生活非常充实。”或许是一颗充满爱心的心,也或许是因为她带给他人的帮助,Kim看上去充满活力,除了那一头的银发之外,她对待工作的态度就像一位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热情而专心。
罗老先生在美国居住已经60多年了,打过餐馆工,当过兵,10年前开始做义工。年过80的罗先生花白的头发修剪得很短,一身天蓝色义工制服穿在身上他显得格外精神。退休之后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罗老先生总觉得还需要做点什么,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充实一些。一天偶然在听中文电台的节目时,听说医院里要招收一些义工,他毅然决然地报名。从未想到做义工从此变成他晚年生活的一部分。
罗先生一直在门诊帮忙,时年来勤勤恳恳,医院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他。一提起罗先生的名字Peter,大大小小的护士都合不拢嘴。有的叫他Peter爷爷,有的叫他Peter哥哥、Peter仔,只要门诊部笑声不断,大家一定知道是Peter来了。
一个星期做3天义工,Peter从来不怠慢他的工作。他说:“大部分时间我在门诊部帮助华人做翻译,也有的时候整理资料,X光片子等等。”本来只会说广东话和台山话的他竟然在70岁高龄的时候学会说普通话。Peter表示,多年前纽约的华人移民大多都讲广东话,而近几年来说普通话的越来越多。为了当好一名称职的义工,他学习普通话。虽然发音并不是非常标准,但很流利,很难想到几年前他连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讲。
说起做义工,Peter感到非常光荣,不善言谈的他总是腼腆地笑:“我鼓励我身边的人都去做义工,为社会做贡献。虽然我现在80岁,我还是要继续工作,除非有一天我老得动不了。”
有了罗先生的影响,他的几个孩子前前后后都在各个机构做义工,他还鼓励孙子们去做义工,他说:“小孩子做义工能学到很多,最主要让他们知道要尊敬各行各业的人们。”
Peter在门诊部员工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地位,虽然只是一名普通义工,每次门诊部有职工请假或临时有事,Peter便一个顶俩,让人不得不佩服他专业的工作水准和认真的工作态度。
做义工不容易
杨小姐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目前在一家非营利性机构负责招收华人义工的工作。她说:“我经常见到很多华人学生的家长,也许因为是第一代移民,他们对美国的学校制度了解得非常少,所以我需要与他们沟通,让他们能够从家里走出来做义工,更多地了解美国文化。”
她见过不少不会说英文的华人家长为了政府的救济金而做义工。杨小姐觉得做义工不应该有所图,应该真正地无偿献出自己的爱心,为自己所在的社会出一份力量。有的家庭因为生活在贫困线下,每个月都拿政府救济金,而政府也规定这样的家庭需要每个星期最少做6到8个小时的社区服务,才能够保证救济金的按时发出。
朱太太目前住的是政府廉租房,几年前失业之后的她就没有了工作。由于两个孩子都在上中学,朱太太不得不腾出时间来照顾孩子的生活。两年前她找到了一份在西饼店卖饼的工作,工资拿的是现金,朱太太仍然可以继续领到政府救济金。为了能够保证生活,朱太太不得不做义工。由于英文水平不高,朱太太在唐人街一家小学里做义工。她说:“觉得喝小孩子们在一起真得很开心,可想到自己在这里做事情没有工资,心里不免有点失落。”朱太太在学校里负责收拾孩子们的午餐室,有时候也整理图书馆被孩子弄乱的书本。她说:“如果将来我的孩子大学毕业,有了自己的工作,不再需要我的经济资助,我会考虑到学校来做义工。”的确,像朱太太这样的义工并不少,虽然想对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可是由于时间和经济的原因无法做到。就像朱太太自己说得那样:“我们第一代移民都是来给下一代开辟天地的,等下一代长大了,英文说得呱呱叫,就不用像我们这样一直在工厂和餐馆里工作了。”朱太太希望自己的孩子们能够融入主流社会,当然她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全心全意做义工,不用再为钱而担心。
虽然杨小姐在Learning Leader这个教育机构做的是一份有报酬的工作,但她也经常腾出时间来做一些义务工作。她说:“长时间接触义工,自己难免也想伟大一下,做点什么。”前几天,几个美国人通过另一家华人机构找到她,希望她能够教他们中文。下班之后,杨小姐就赶忙坐地铁赶到一个公司所提供的小小课堂,为两位美国年轻人讲解一些基本的中文课程。她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乐意教外国人说中文。”虽然只是一个星期几个小时的课程,但杨小姐总是认真备课,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中文老师。在她小小的课堂上,两名学生正在大声说着中文“请问您贵姓?”“我姓高,你呢?”
杨小姐说,虽然教外国人讲中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她会尽自己所能,传播更多的中国文化。课程原本计划在8点半结束,可其中一位学生表示想多学15分钟,杨小姐欣然答应。她说:“多教15分钟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对这些学生来讲,可能会让他们多学到一些东西。”
不唱歌跳舞为做义工
Amy是一名来自香港的大学生,到美国3年,目前在Queens College上大学3年级。来美国第一年她就开始做义工,她说:“以前我在香港的时候就参加了青年志愿队,每个星期都与教堂的好朋友去做义工。所以来了美国我也要继续做义工。”她每个星期都去一家唐人街的教堂,在那里Amy认识了很多做义工的朋友。虽然现在Amy的课程比较忙,但她每个周末总是出外做义工。清洁华埠协会、高云尼医院、华策会,Amy跑的地方还不少。她说:“我觉得做义工能让自己心情舒畅,上帝也叫我们多做好事。我还很年轻,多腾出一点出去唱卡拉OK的时间帮助别人是好事,总比我们每天在街上晃强啊。”
陈伟是布鲁克林区的一名中学生,每天下学他都会觉得很无聊。他说:“很多同学都出去玩,打游戏,喝东西,我觉得做义工比较有意义。”每个星期五陈伟没有课,他便会与两个好朋友一起搭地铁跑到唐人街做义工。他说:“地铁卡周末都就不能用了,而平时还要上课,所以我们整个周五都出来做义工。”虽然像其它的孩子一样有着一颗爱玩爱闹的心,陈伟觉得做义工会让自己在学校很特殊,他说:“当我与其它同学聊天时,他们很骄傲地跟我说他们去哪里唱歌了,去哪里打撞球了,我都不觉得羡慕。而当我说我去做义工了,他们都觉得我很伟大。”(来源:美洲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