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14日，我生于香港新界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母亲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父亲是一个海员，早年参加香港海员工会，并且参与工会所举办的爱国运动，是一个积极的爱国分子。后来日本鬼子占了香港，父亲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后来他被日本鬼子强掠去做苦役。父亲失踪了，重担压在母亲身上，为了年小的我和待哺的弟弟，母亲不得已把我们寄养在外婆家，一家人分散了。
    
    1945年和平了，在一个寒冬的晚上，父亲蹒跚地回来了。母亲抱着弟弟，牵着我来到父亲面前，让我们叫“爸爸”。失踪多年，消息全无，我母亲悲喜交集，只能以泪水代替语言。当时这种悲欢离合不知发生在多少家庭，在我幼小的心灵刻下不可磨灭的烙印，种下了热爱祖国的种子。
    
    1952年秋，我在乡办小学毕业。在父亲的督促和一位我所尊敬的老师陈兴（当时是党地下工作者）的鼓励下考进了广东省深圳宝安第二中学（现在改为深圳中学），从此接受祖国的中学教育。1955年初中毕业后考进广东高要县“西江农业学校（高中专业）”学习农业（植物栽培技术）。毕业后正好是农业合作化高潮，我被派去博罗县农业局工作。一年后我报考华南农学院，但因在反“右”斗争中我被划为资产阶级右倾分子，并由于成分问题，我未被录取。那时我很是惆怅，为什么我一心一意回国求学，想将来更好地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却总是事与愿违呢？后来只好申请回香港并得以批准。回到香港，十里洋场人浮于事的殖民主义统治社会，我感到很不适应。由于两地的教育差距，继续读书是不可能。后来经友人介绍，进入香港中国旅行社工作，晚上进修英语，这为后来到英国谋生创造了条件。一个人的品德和情操不因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我在香港工作4年间一直参加工会的工作，历任“种植工会”的义务书记，宣扬爱国思想。后来“种植工会”被取缔，当时的主席和执事递解出境，而我也是黑名单之内。可由于我是香港新界原居民而不在此例。
    
    1961年冬，我与妻子罗二娣结婚。1962年，我的弟弟得了重病，需在医院就医。为了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为了生活，我只身远到英国谋生，以减轻家庭负担。3年后，经过勤奋和节俭与友人合作，生意打下了基础，便接妻子来英共同生活和工作。当我到了英国后，即受到爱国前辈刘新先生的照顾。由于思想合流，在伯明翰推广爱国事业，成立了“华联社”——一个爱国社团。那时我仍年轻，血气方刚，组织电影放映队和文娱小组。晚上下班后随同“落乡宣传队”到其他地区放映爱国影片，丰富当时的侨胞文娱生活。
    
    自从1962年起，每年都举办国庆庆祝活动。“华联社”成为当时英国社团的榜样，后来爱国社团纷纷成立。那时爱国先行者，如文良生、刘新、林光照等，在1968年中英关系极端低潮时成立了“英国爱国华侨社团联合会”，担负起重要角色，为团结广大华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来英国的华人逐渐增加，社团也逐渐增多。为了适合形势的发展，联合会易名为“英国华人社团联合会”。我一直担任秘书、副会长之职。1984年，经过改选，我被选为“英国华人社团联合会总会”会长。从此连任了8届（1984－200O年）。16年来，我一方面发展自己的事业，可是大多数时间都投入社团工作。与中国驻英大使馆历任的参赞、秘书互相沟通侨情，保持密切的联系。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我组织了135人参加观礼团，而我荣幸地被邀请参加香港交接仪式的庆典，感慨万千，终身难忘。
    
    为社团之间的团结工作，本人足遍英伦三岛。每逢有祖国来访的亲人，我乐意地参与和提供多方面的协调。我立足英国中部伯明翰，由于多年前为促进中国长春市和伯明翰市建立友好城市而作出一点贡献，我被委任为伯明翰市政府少数民族委员会的华人代表，又兼任“伯明翰华人统筹协会”的会长。为培训青少年的就业技能，为安排中国来英留学的学生和学者的学习环境和生活方面的照顾，以及促进中、英文化学术交流，本人付出一定的力量。每当华人社会重要的活动，如国庆节，我都呼吁总会的属会（43个社团）参加，如江泽民主席提出统一祖国的8项主张，连续3年本人发动和组织全英的资深侨领和学者进行研讨会，促进祖国早日统一。尤其是台湾李登辉提出的“两国论”激起英国华人的极大愤慨，举行全英华人声讨大会，由我主持并发起严正声明，深受中外传媒的重视。《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都有所报道。前年长江大洪患，本人在伯明翰市发动捐款赈灾和慈善晚会，一夜之间筹得两万英镑交到湖北省武汉市。本人所率领的代表团得到贾志杰中央委员、湖北省省委书记的盛情接见和宴请。
    
    正当中国50华诞，我有幸地被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邀请作为嘉宾参加盛典，并就此而组成85人的观光团，游览祖国山河，目睹祖国50年来政治稳定局面，改革开放的胜利成果。人类正在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展望我大中华更繁荣富强，中华民族更显示强大的凝聚力，树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身为中华儿女一员的我，将更加坚定不移地为祖国、为人类，在我的一生鞭策自己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