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围绕国企要不要进行产权改革的争论中，不断看到多家报刊介绍有学者提出的观点：国企问题不在于产权而是来源于政策性负担———除了国企背着包括冗员、老工人的退休支出的社会负担之外，中国国企的政策性负担主要是“战略性负担”。
    
    该观点强调：中国是一个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过剩，只适宜搞劳动力密集产业，而有战略性负担的国企所在的行业，基本上是资本密集的，这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因此，国企改革的核心在于，不但需要剥离冗员及企业负责职工养老的社会性负担，还必须剥离“战略性负担”。即除了靠财政拨款、国家直接采购和监管的国防领域之外，必须让大部分大型国企的技术人员和工人，转而生产劳动力密集的产品，或是把资本密集领域转给外资。对此，笔者想表达一点不同看法。
    
    第一，中国只适合从事劳动力密集产业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同许多大国一样，必须有自己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不应该也不可能只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而放弃包括重工业在内的所有需要更多资本和技术的行业。历史上美国独立后，并没有只从当时具有技术和资本优势的英国进口工业品，或是只把英国投资者请进来搞重工业，自己则埋头于不需要太多资本和技术含量的传统行业中，而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并不断创新出新的产业和产品。一些较小的国家诸如瑞士，由于资源和国内市场容量等因素，可以只依靠传统手工艺、旅游方面的比较优势形成本国的产业体系，可以完全从国外进口重工业产品。但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等国家则不然。尽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随着各自比较优势的变化，各大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会有所调整，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有所为又有所不为，但那里始终保持着本国独立的工业体系包括主要的重工业行业和资本技术含量密集的高新科技行业的基本完整，这是个基本事实。我们中国也应当如此，怎么可以只发展劳动力密集产业，而完全靠进口获取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品，或是将非劳动力密集以外的领域全部让给外国投资者呢？
    
    第二，多年来，许多国企特别是历史上曾有辉煌业绩的国企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基本的投资和经营机制的问题。
    
    在“战略性负担论”者看来，国企主要是误入歧途，进入了本不该由中国企业进入的领域，背上了“战略性负担”，于是才造成了今天的困境。因此，得出“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剥离企业的战略性负担”的结论。然而，这样的结论不能令人信服。譬如，前不久曝光的伊利集团事件。这家国内知名的乳业企业具有行业中的比较优势，并未背有“战略性负担”，问题出在了这家国企的高层管理者，非法挪走企业的资金，去私下投资属于他们自己的公司。现实中，许多已把冗员下岗，已将老工人推向社会的国企，虽剥离了政策性负担，却仍然陷入困境是因为具有同伊利集团相似的原因———存在于国企内部的“穷庙富方丈”式的经营机制。对此，人们岂能视而不见？
    
    第三，资本稀缺在许多国企尤其是大型国企身上并非事实，因而也不能构成国内企业若想搞好只能转入劳动力密集产业，再不可进入资本密集产业的理由。
    
    长期以来，不论在当年计划经济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大型国企无论在立项建设还是在经营运作中，非但不缺钱，反而都具有超强的占有资本的能力。靠着政府部门特许、银行奉命注资、特殊政策的保障，它们不但不缺钱，不但在获取资金和其他稀缺资源的能力方面，大大优于国内的民营企业，而且也超过了市场经济国家中的企业。它们陷入今天的困境绝非因为资本稀缺，分明是大笔资金和大量各种资源持续不断地遭遇着浪费、挥霍、贪污、流失等方方面面的滥用。今天如果回避包括产权改革在内的真正的问题所在，不思转变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基本投资、经营、约束和激励机制，指望转向劳动力密集产业就能发挥出比较优势，就能搞好国企，其可信度如同指望一个只晓得使用一只各处都在漏水的水桶去浇地的农民，以为只要从种水稻转为种玉米，就一定能够取得好的收成。
    
    第四，不论经济学里讲的还是现实中存在的比较优势，均非一成不变的，而是相互兼容和相互转换的。
    
    （1）同一产业、同种产品，既可用劳动力密集方式生产，也可用资本密集方式生产。例如同是生产汽车，在中国可比发达国家使用更多的人工，而少用些机器。
    
    （2）一家公司，可以既生产资本密集的产品，同时又生产劳动力密集的产品，形成自身的比较优势互补。例如有的钢铁公司既产销钢铁，又产销化肥和食品。
    
    （3）在人工劳动力和资金之间谁更“贵”，也是随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例如，在人力资本作用更大的地方，人工成本会大于资金成本。因此，在市场经济中，没有哪个企业愿意或者能够把自己的发展只定位在一种密集型，而排斥另一种。有的只是企业根据不断变化的内外部条件作出自主选择。
    
    总之，就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而言，重要的是要有大批在市场经济中可以生存、发展、有创新力，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可以破产、再生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其中包括私营、民营企业和可以转变原经营机制的国企。至于国企改革的主要问题，则是如何使其成为真正意义的企业，而决不是在政府官员或是某些专家的指挥下，靠行政手段剥离所谓的“战略性负担”，再去全面转向所谓的劳动力密集产业。（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兰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