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在2004年经历了两个可能影响其改革进程的重大事件：一是“郎顾之争”，由此弥漫开来的“国有资产流失”阴影；二是垄断行业的大型国企取得了历史上少有的利润业绩，改革的必要性受到很大程度的忽视。
    
    日前，广东体改研究会、广东经济学会与惠州市政府联合举办“经济发展与国企改革研讨会”。此次会议就国有企业改革涉及的诸多深层次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将为广东省今年七八月间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重要文件的出台和20家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重组提供思路，对广东7000多亿元国资总量的管理体制和9000多户国有企业的改革走向产生影响；也将为全国的国企改革提供重要的参考意见。
    
    此前中央明确提出，“今年是改革攻坚年”，国务院在4月份公布的《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更是把“深化国企和国资改革”排在“十大改革”的第二位，可见政府推进改革的决心。
    
    认识论：国资是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么？
    
    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什么？广东体改研究会会长黄挺认为，国企改革应是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虽然国务院提出了今年十项改革，但“重中之重”仍是国企改革。他说，多年来正是把国企改革当作主战场，由此破解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国民经济效率得以提高。特别是国有资产总量（7930亿元）居于全国之首的广东，去年GDP增速高达14.2%，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深圳、广州、惠州和顺德等地对国企改革的重大突破。而当前国企改革面临难啃的“硬骨头”，主要表现为产权改革力度不够，国资管理层级过多。“攻坚”意味着在十六大和三中全会原则精神下，探索国企股份制改革和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具体做法，为地方经济进一步蓬勃发展消除体制性障碍。
    
    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经济生活中的种种弊端，追根寻底，都与行政体制有关。比如，经济过热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盲目投资和控制银行信贷的结果，“经营城市”的背后是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垄断和批租，电力、电信、铁路等能源交通的短缺是行政垄断以及政府规划的失误。正是政府职能改革不到位，造成了滋生腐败的“坏的市场经济”。迟福林说，转变政府职能才是新阶段体制改革的重点和中心。政府若能减少经济干预，打破行政垄断，致力于提供公共服务、再分配和社会福利，国企将是一个迎刃而解的问题。
    
    有资料显示，在今年1-2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中，地方项目投资增长占64.9%，而中央项目投资增长只占12.1%；在银行不良贷款中，30%来自政府干预，30%来自国有企业，10%来自行政与司法环境；五部委联合督察的10余万起土地违规案件，几乎件件都与行政行为有关。“正是GDP政绩观的牵引，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冲动去盲目投资、干预信贷和批租土地。”迟福林如是说。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也认为，国企改革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他说，20多年来正是首先开放了产品市场，“把国企生产的圆珠笔和港资台资企业生产的圆珠笔摆在一起卖，结果是国企生产的圆珠笔写不出字，卖不动了”，就不得不进行要素市场的改革。因此，国企改革是“开放市场逼出来的”。当务之急是打破国有企业对电力、电信、石油、交通等领域的行政垄断——这些领域国企获取的巨额垄断利润其实是国民和消费者的福利损失——国企改革就会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晓亮推崇“工夫在诗外”的国企改革路径。他说推进国企改革，须与发展民营经济配合，坚持“两条腿走路”，才能收到实效。为此，他高度评价今年2月国务院出台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36条意见”，不过他强调，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认真贯彻落实”。在他看来，“36条意见”在金融、电信、电力等许多传统的垄断领域都向民营经济开放了市场准入，因此，民企将对国企形成市场竞争压力，“外压之下必有善改”。
    
    方法论：国资流失还是增值？
    
    国有资产由于其“全民所有”或“国家所有”性质，国有资产流失从来就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具有足够的敏感性。然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方法距离国有资产流失的路径，往往仅有一步之遥，这使得一些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创新之举，被误认为是变相侵吞国有资产的暗箱操作或私相授受。由此导致了可能“形”似“神”非的规范。
    
    首先是人们对“协议转让”的种种诘难。一般认为，国有产权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由转让方寻找、选择受让方，通过一对一的谈判确定转让价格，这种场外交易存在不透明、不公开的弊端，缺乏有效监管，容易产生不规范、不公正的现象，难免暗箱操作、私相授受、低估贱卖等现象的产生。为此有关文件明确要求国有产权转让必须到交易市场内进行，公开披露转让信息，广泛征集受让方，进行公开竞价交易，确保国有产权交易的公开、公正和公平。
    
    此种规范当然必要。但黄挺认为，市场并非万能的，应该允许交易形式多样化，不搞“一刀切”，不能简单地实行“价高者得”。他在国企改革调研中发现，内部协议转让可以与进场交易结合起来做得很好。他说此种做法应该推广，“只要严格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同样可以实现国有产权转让公开、公正和公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周其仁则通过实例说明支持了黄挺的观点。他说，去年12月联想集团收购IBM全球PC业务，便是“协议转让”的成功案例。实际上，IBM在考察联想作为受让方时，在研发、生产、销售和渠道等方面的互补性与合作潜力是双方谈判的更主要的议题，并非简单地在市场上公开叫价，按“价高者得”选择买主。相反，三水政府没有把健力宝股权按3.8亿元的收购价格卖给熟悉公司运作业务的经营班子，而是按“价高者得”的原则以4.8亿元的卖价选择了一个金融高手。但此金融高手虽有融资的能耐，却无经营实业的本事，这导致了健力宝这个惟一能与外资饮料品牌叫板的民族品牌的衰败。周其仁解释说，企业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拥有巨量的信息，而优秀的企业家在判断市场信息和企业资源上拥有天然优势；所以产权转让不能只看“物”的价格，更要看企业家“活”的价值。
    
    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强调，关键是要“做到资产真实化”，最重要的是按“市场法”评估。他说同样的资产规模或净资产，有的可能比较值钱，有的就不值什么钱，这取决于投资者对企业效益和预期利润率的判断。因此不能主观地认为，转让价格高就好，价格低了就是国有资产流失。
    
    其次则是对MBO方式的超越。2004年以来对国企改革的主要争论聚焦于MBO中的“自卖自买”弊端，为此政府叫停了大型企业的MBO。但这并未否定经营者持股。广东省国姿委刘文通博士表示，TCL的“增量奖股”模式，可能会在今后阶段广东省国企改革中获得推广。
    
    1997年惠州市政府与TCL集团签订《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实施方案》，全面授予经营自主权，核定经营性国有资产2.43亿元，以此为基数，经营班子确保每年国有净资产增长达到10%以上，超出部分按一定比例“分段累进”奖励股权；达不到10%则要处罚。截止到2004年6月TCL国有资产增值率达到532.79%。
    
    周其仁对TCL“增量奖股”模式评价甚高，认为这是面向未来签的一个“约”。他分析了为什么要奖“股权”而奖“现金”不行。因为若想企业做大做强，十年二十年地做下去，就不能说你干得好就多给你钱。企业家今天的决定会影响企业长远的未来，这就需要一个机制把他的利益与企业的未来联到一起，这个机制就是股权，这个机制一定要体现在资本或股权结构的层面上。
    
    最后是对国有企业退出方式的探索。广东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宋子和教授观察到，惠州市政府是促进“国有劣势企业”退出，而当年顺德市政府则是采取“靓女先嫁”的办法，两者对国有产权改革的路径根本不同，但都推动了本地经济蓬勃发展。他认为这都是具体的改革方法，难分孰优孰劣，评判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
    
    谁是解铃人：
    
    《国资法》艰难出台与国资委模糊定位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法》是近期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似有出台之意。但是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博士表示，尽管《国资法》起草至今已有十二个年头，但是近期出台仍然不大可能。
    
    一是因为对于这部法律所规范的“国有资产”的范围争议很大。现在国务院国资委及地方国资委监督管理的国有资产仅仅是经营性的企业资产，对于金融资产、矿产资源和土地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则不在国资委的监管范围之内；金融资产由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以及银监会监管，矿产资源和土地已有《矿产资源法》和《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进行规范，而机关事业单位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则还没有明确的监管机构。其实，机关事业单位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规模庞大，且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许多机关事业单位的资产其“经营化”的程度已经很高，但对其收益或流失状况没有机构去监控。
    
    季晓南认为，《国资法》很难出台的第二个原因则是国资委自身的定位不够明确。国资委的这种定位模糊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虽然国资委在成立之初就遵照国务院领导指示，力避“又当婆婆又当老板”，但运行一年多来，现实中常常被人们认为既是监管国有资产营运的政府机构，又是行使出资人权利的股东组织。
    
    二是国资委究竟应该隶属于国务院还是全国人大？不少经济和法律专家认为，国资委应该作为单纯的监管机构隶属于全国人大，不但监管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而且监管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权利的国有资产股东，而作为国务院“特设机构”的国资委很难避免双重身份。
    
    第三个方面就是中央国资委与地方国资委的关系很难界定。是上下级关系还是业务指导关系抑或没有关系？其背后则是对国有资产“所有权”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问题。
    
    不过，季晓南表示，《国资法》近期不出台也很正常，因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探索性”。
    
    然而，众多专家对国资委表现出越来越强的“既当婆婆又当老板”倾向颇有微词。广东省委党校杨平教授认为，正因为没有《国资法》的规范，国资委无论是当婆婆还是当老板，都很难找到法律依据说它是“越位”或是“错位”；黄挺提出国资管理的层次太多，一般的省级管理层次就有四个：省国资委—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企业集团—国有企业，一个生产单位上面压着三个婆婆或老板。周其仁认为现今国资委不宜过多地插手经营业绩考核和高管人员招聘等国有企业的内部事务，他说应该坚持十六大提出的“国资改革”的命题，而不能倒回到“国企改革”的阶段。（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龙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