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秘书长、经济学博士郭万达表示，对于珠江三角洲地区而言，《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大珠三角”加快经济融合提供了大好时机。
    
    郭万达用三条理由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其一，CEPA提供的是一个“制度”资源。CEPA提供了相当重要的经济制度框架，是对“一国两制”政治架构的积极补充。CEPA关于香港公司的界定、原产地原则、零关税、18种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等，都可以看成是“技术”问题，而这种“制度”框架所提供的合作空间，比这些“技术”问题要重要得多，所以说CEPA是“制度重于技术”。
    
    其二，CEPA提供了一个跨境次区域经济合作或次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机会。在一个主权国家，不同的法律制度和不同的关税制度下，如何开展经济合作是一个新问题。现在有了CEPA，使建立深圳与香港的共同市场，加速促进深港经济的融合，形成事实上的“深港都市圈”或“深港共同市场”有了制度依据。
    
    其三，CEPA为珠三角提供了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信道，打通了CEPA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接口。CEPA推动了“泛珠三角”的合作，使“泛珠三角”成为CEPA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重要合作纽带。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澜沧江-湄公河“黄金水道”、中缅公路、泛亚铁路的建设，广东获得空前的向西、向南拓展的经济腹地与发展空间，因此提出“泛珠三角”的区域经济合作计划，区域包括香港、澳门与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和广东九省、区。“大珠三角”和“泛珠三角”的合作，可能打通CEPA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之间的经济联系。
    
    在言及如何利用CEPA加速“大珠三角”的融合时，郭万达认为，要在珠三角经济区内与香港建立“更更紧密的经贸联系”。这种联系可以考虑在整个珠三角与香港之间建立，也可以让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分别与香港签署全面合作协议。
    
    郭万达还提出，要充分利用CEPA关于投资贸易便利化的内容，加快深港经济的融合，使之成为珠三角经济融合的“突破口”。他认为，CEPA第三部分即投资贸易便利化的内容与珠三角关系更为密切，对珠三角尤其是深圳的经济发展关系更为密切。因此，应研究如何善用CEPA第三部分的内容，加快深港的经济融合。（来源/新华网，作者/李南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