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9月18日在香港金管局第六届卓越人士讲座会上的演讲辞
 

    一、中国的渐进式改革
    
    对于改革方式的选择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做法。我在这里要谈谈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问题，也为了说明中国汇率体制的演变和改革是适当的。我认为，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汇率体制改革，正是渐进式改革的一个典型案例。
    
    在我们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更强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邓小平指出，发展是硬道理。因此，在经济决策中我们最优先考虑的是发展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从经济角度看，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尊重实践的态度，这与理想主义有所不同。目前尚没有关于经济转轨的专门理论，因此，转轨过程也就是不断试错、纠错的过程。改革需要不断积聚动力，以便为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渐进式改革强调基础条件完善的时间特性。也就是说，法律、监管制度、银行体系、会计标准的完善，专业技能的培养，以及机构建设，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去完成，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涉及到改革路径选择问题。1993年，道格拉斯·诺斯因其路径依赖理论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到路径依赖问题。
    
    与渐进式改革思路截然相反的是休克疗法。后来一些人对它的评价是，只是休克，没有治疗。“大爆炸”（BigBang）最早指的是英国的金融改革，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也属于“大爆炸”。经济转轨没有理论或者实践经验可借鉴，有些人在改革之初就把成熟市场经济当作目标模式，这种模式成为了一种理论信念。
    
    俄语中有一个词叫“troika”，意指“三驾马车”。对俄罗斯来讲，它指在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初的改革要同时做三件事：市场化、大规模私有化、民主化。对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来说，这种休克疗法的后果是GDP大幅下降，使这些国家失去竞争力，耽误了经济转轨进程，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经济学理论可以对不同改革方式做出解释，其中之一是帕累托最优理论。根据该理论，经济体系应追求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自由市场经济就能达到这种最优，它也意味资源分配达到了最高效率，也就是“帕累托最优”。但对于过去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俄罗斯、中国以及其他东欧国家来说，它们试图计算出上述最优值，据此编制国家计划，命令微观经济体去实施。其中明显的缺陷在于，它们缺少充分的信息；即使能计算出这种最优值，也还需要激励机制去实施。后来，这些国家认识到问题所在，试图追求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如果它们能确定目前所处的位置，它们就能确定通往最优点的一条直线。这好比登山，如果你能看到山顶，你又知道你目前所处的位置，你就想沿直线去登顶。但是，直线并不容易爬，因此就有了另外一个概念“帕累托改进”。你不需要确切地追求登顶的最佳路线，但你要保证每一步都在向上前进。对经济改革来讲，就是选择哪条路并不太要紧，但你要保证每一步都能给经济带来利益，同时为下一步改革创造条件。
    
    上述理论也可以解释中国所进行的渐进式改革。但帕累托最优和帕累托改进也有条件，数学上称为凸集假设。在凸集条件适合的改革措施，在凹集条件下也许就不适用。对于转轨国家来说，它们试图用休克疗法来达到最优化，但可能因假定条件与现实不符，其结果是GDP下降，外贸萎缩。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第一个案例是经互会（CMEA）的垮台。经互会当时是和关贸总协议并行的国际组织，由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组成（不包括中国在内）。这些国家经济体制发生了剧变，但它们并没有必要立即放弃原有的生产和相互贸易，特别是它们的生产和贸易条件可能产生突然的变化。但为了向自由市场经济体系转变，发展和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他们倾向于在较短的时间内废除易货贸易、调整生产结构、改变贸易方式，这造成生产大幅下降，工人收入锐减，购买力萎缩。有些国家GDP当时下降了约30%至50%，很重要原因是贸易因素造成的。
    
    第二个案例是关于财务约束问题。根据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理论，如果中央计划经济进行大规模私有化改革，那么它们就可以从预算软约束转向硬约束。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尽管制定了新的法律，实行了新的管理办法，重组了银行体系，建立了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浮动了汇率，实行了私有化，但这仅仅是表面的改变，经济体制发生实质性变化还需要更长时间。因此，俄罗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并没有实现预算的硬约束。企业不支付工人工资，工人不向国家纳税，国家不支付退休金和其他福利金。实际上，在预算约束方面，俄罗斯改革后的情况比改革前还要糟。匈牙利的情况稍好，科尔奈在后来也认识到激进改革未立即改变软约束，而不得不通过渐进的方式才能建立财务硬约束机制。
    
    第三个案例是1979年左右中国进行的改革。实际上，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所进行的改革措施也像“三驾马车”，即：农业改革、工业改革、对外开放。在农业改革方面，第一是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第二是农副产品的市场化与价格开放；第三是取消农作物种植面积计划。在工业改革方面，第一是将生产的目标逐渐由完成计划转向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第二是允许搞物质刺激；第三是放开消费品产业。在对外开放方面，第一，1979年就制订了中外合资企业法；第二，1981年初将人民币贸易汇率贬值50%左右，达到2.8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第三，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这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试验措施。这些改革为社会带来了不少经济利益，并推动经济及改革进一步发展。可以说，这些改革使广大群众、政府官员以至社会各方大力支持政府当局继续推行经济改革。
    
    第四个案例是国企改革。我们也非常认真地讨论过应该进行激进还是渐进式的改革。最后，决策者决定对国有企业进行渐进改革。我们逐渐放开价格，强调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赋予企业越来越大的权力。然后成立股份制公司，逐步鼓励它们上市。我认为，中国国企改革的方向是令人鼓舞的。
    
    二、汇率体制和国际收支问题
    
    汇率体制与国际收支状况相关。我认为，中国的汇率体制是渐进改革的典型案例。要找到最佳的汇率体制改革道路相当困难，往往只能权衡利弊，做出决策。总的来说，我们汇率体制的渐进改革是成功的，属于一种帕累托改进。
    
    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我们实行了贸易汇率与非贸易汇率。1985年，我们将贸易汇率与非贸易汇率合并，形成统一汇率。为了鼓励出口，中国在70年代末期实施出口外汇留成制度，其后还成立了外汇留成市场。在1994年至1997年间，我们实行了汇率并轨，统一了外汇市场，并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汇率体制的改变往往伴随新政策的出台。一些重要事件的发生也对汇率体制的改革产生影响。在上述改革进程中，中国的经济和贸易不断获得好处。外汇储备不断增长。中国的外债也在增长，不过仍在可控范围内。外债以长期为主。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在大幅度增加。
    
    虽然人民币名义汇率在某些阶段基本保持不变，但由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有差距，和交叉汇率有关，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却在不断变化，1994年至1997年间人民币实际有效值升值约30%。
    
    当前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部分是来自贸易顺差。但应该注意的是，中国今年的贸易顺差已经大幅度减少。还有一种说法，人民币升值压力还来自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查这个问题。一是中国人均外汇储备水平很低，只介于印尼和泰国之间。二是储备占GDP的比重，中国与印尼和泰国水平接近。三是储备与进出口额进行比较，中国的水平比较满意。四是外汇储备与外债之比，情况也还可以。
    
    很多经济学家在讨论外汇储备的适当水平是多少。传统理论认为应以3个月的进口值为基准，但亚洲金融危机后，人们又说可能应以6个月为基准。但进口不是消耗国家储备的惟一途径。人们认为，如一国有外债的话，便需要多一些的储备，比如有一种说法是外债的一半。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由于要向海外投资者分红，所以有些人认为应有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来应付分红的需要。如果按此计算，中国外汇储备应是足够用的，也不算太多。
    
    在学术界，围绕汇率问题过去有一些争论，现在和今后还会有新的争论。比如说，汇率的有效性问题，货币贬值对通胀的影响问题，经常项目可兑换问题，亚洲金融危机问题，对冲基金如何冲击经济问题，资本账控制对防范危机是否有效问题，如何看待流入中国的证券投资问题。目前对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尚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在汇率问题上，我们还要研究汇率弹性。在考虑汇率变动时，我们首先要研究出口的汇率弹性是大是小，贸易顺差或出口是否会因币值变化而大幅度变化。与此相关，可得出汇率对就业的影响。储蓄率与汇率的关系，可从宏观经济方程式中得以反映。若有太多的储蓄，必须找寻方法去投资。中国的储蓄率达40%，另外还有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寻找投资机会。因此，如果投资的边际利润下降，我们可预见投资的机会会愈来愈少，会使部分资金调往海外投资，这会影响到国际收支，对汇率也会产生影响。
    
    关于上述问题的讨论，目前并没有一个各方都认可的结论。人民币汇率体制的改革，是与整体改革的路径选择相关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还与国际收支状况和储蓄率密切相关。
    
    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汇率目前是合理的，它的表现良好，与现阶段整体经济改革相适应。我们并没有充分理由去突然改变现在的汇率政策和体制。不过，从长远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会停下来，我们会继续前进。中国内地会与香港在这方面共同合作。（来源/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