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最近公布的数字，中国大陆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存量在2002年达到了448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四位；如果把香港地区吸引的FDI计算在内，中国则拥有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而在1990年，中国在这一排行榜中仅位列第17位。与此同时，根据商务部的统计，中国在2003年下半年的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增长速度大幅下滑，11月份外商直接投资较去年同期更是大幅减少将近40%。两相对照，让人们不得不对当前中国利用外资的形势感到忧虑。
    
    如果我们对FDI增速减缓的客观原因和结果进行冷静的分析，就会感到心平气和得多。除了上半年发生的SARS危机对对外贸易的滞后冲击逐步体现这样一些客观不利因素，以及有关部门调整统计口径、挤压水分等非经济运行本身的条件之外，我们依然认为，中国FDI增速的回落属于正常的、健康的调整，不会对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
    
    2002年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达到527亿美元，中国也因此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今年的增速回落正是在去年这样一个相对庞大的基数上产生的。然而，2002年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创纪录的辉煌是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资本流动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在相当程度上不是由总量扩张带来的分配量的扩大，而是由于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而产生的从其他传统的FDI热点国家和地区“抢食”的结果，显然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情况的客观对比，不能作为常态考虑。2003年，美欧日三大经济体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复苏，全球资本流动状况因此发生变化是正常的。以中国经济客观的增长潜力，以及入世后政策环境的逐步改善，在今后可以预见的时间内仍将是全球外资的首选地之一。只是中国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吸引FDI方面必然会寻找到新的均衡，这也才会符合“双赢”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市场体系的成熟和经济总体水平的提高，必然对引进外资的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据有关调查，在华投资的外国企业有六成号称自己处于亏损经营的状态。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国际投资者吸引力的减弱，而是证明中国市场上的“黄金”需要更有实力、更有前途的投资者来开发。中国将不再是发达国家夕阳产业转移的乐土，也不会永远是低附加值制造业集聚意义上的“世界工厂”。外商对中国的投资已经开始进入更加成熟理性的阶段，他们青睐中国市场的表现将由量上的持续扩张转为质上的深入挖掘和提高，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对于中国推动经济增长和产业优化升级、增加就业、大规模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等方面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今后，无论是国家还是各个地方，都必然要继续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之一。另一方面，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引进外资只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之一，吸引外资本身不能作为发展经济的目的和评价指标。美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又在长期内保持着全球第一大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的地位，这和把资本囤积起来自己用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正是在这种资本双向流动中，企业并购的机会产生了、人力资本得到了提升、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引进变得更加容易了。而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引进外资而不加选择地引进外资，无原则地为部分外资提供“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加剧了地区间的无效竞争、牺牲了环境、挤压了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这显然与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应有之义完全南辕北辙。
    
    外国直接投资对流入地经济发生积极的作用需要有健全的宏观政策体系和金融体系作为支撑。否则，当FDI一旦发现其正常获利空间变得狭窄时，要么就是大规模地撤出、要么就是大规模地进入高风险的投机性行业，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会在很短时间内对资本所在地经济和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这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予我们的重要教训之一。眼下，由于人民币汇率前景不明，大量带有投机性质的“热钱”涌入中国，并且纷纷集中于房地产等容易产生泡沫的行业中。此时此刻，如果我们再把目光一味地盯在外国直接投资的具体数字上，就显得非常不明智了。
    
    粗略观察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分布，就会发现一些很明显的矛盾：外资在资本相对丰富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拥挤，而对于广阔的、急需资本流入的中西部、东北地区仍然普遍缺乏兴趣；从外国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其兴趣显然继续集中于生产性投资，尤其是传统制造业，而对于农业领域的进入依然采取相对谨慎的态度。从道理上说，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国家战略规划的出台，以重化工业为先导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都给外商扩大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数额、提升投资中所附着的技术和管理水平提供了无限的机遇。而相对来说，外国直接投资是最会观察市场“眼色”的，也就是最讲“道理”的，它们迟迟不愿意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向去运行，主要原因应该是在我而不在彼。如何从政策环境、市场环境、人文环境、激励机制方面做出改进，使得外国直接投资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与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最大化的目标得到最大程度上的统一，这是一个比研究如何提高FDI增长速度更有意义的问题。（来源/中国经济导报，作者/朱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