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加坡飞利浦公司工作期间，曾竞标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这是世界银行贷款的一个项目，总标的超过20多个亿人民币。飞利浦希望竞标的是福州机场的电子显示屏系统和大众广播系统；两个项目加在一起超过1000万美元，近1个亿人民币。竞标的最终成功让我很振奋。我感到了祖国的变化，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开始对规则更加尊重，都开始谋求与国际化的接轨。我自1993年出国后就没有回来过。这次竞标更加坚定了我当时回国创业的决心。
    
    一切都在等待机会的到来。
    
    成晓华 优盘
    
    1998年的春节，我约几个新加坡的华人一起聚会。
    
    每到春节，在海外的华人总是会聚集在一起，大家交流信息，互通有无。这是我在新加坡过的第4个春节，也是第5个年头。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春节一过，我会在国内开始我的创业生涯。
    
    在我每次参加的春节聚会中，成晓华都是必选项；成晓华学的也是计算机，硕士也是在中科院念的，但是在自动化所；成晓华来新加坡的时间差不多，只比我晚一个月，而且来新加坡的第一家公司也是Aztech公司，机缘巧合的是，当时我们还住一个房间；两个人的共同点还有，都是湖南人，都喜欢在一起打乒乓球、台球或者一起去游泳，新加坡是个岛国，游泳池到处都是；两个人最大的相同点还在于两个人都有创业的冲动和欲望；如果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我的方向偏软件，而成晓华的方向偏硬件；在性格上，我相对外向一些，而成晓华相对内敛一些。种种的同与不同造就了邓国顺和成晓华这对黄金拍档。
    
    1998年春节的我已经离开了新加坡飞利浦，也就在我离开新加坡飞利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成晓华进入新加坡飞利浦。
    
    我决定单干的逻辑清晰而简单，从软件工程师到技术支持到项目经理，自己都能胜任，那么，自己为什么不尝试着自己创业呢？
    
    新加坡的公司名是用英文注册，邓国顺给自己的第一个新公司取的名字是个组合词——Prolead，意思是领先。创新的种子这时候已经在我的脑子里生根发芽。
    
    我的新公司主要是为新加坡高科技公司做外包服务，这也就是我们后来讨论的印度模式。这个公司运营一年下来，也挣点钱，但我知道，帮人做外包，做服务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做产品，做有自己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才有机会做大。做什么样的产品，成为我的最大心病。
    
    就是在1999年的春节聚会上，我和成晓华又一次为做什么样的产品而讨论起来，讨论来讨论去，两个人基本上达成一个共识，要做就做一个复合型的产品，不是单纯的软件，也是单纯的硬件，应该是个软硬结合的产品。突然，我和成晓华想起了自己的那台笔记本电脑，想起了一段时间来困饶自己的一个难题。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经常需要将自己笔记本电脑的数据备份到台式机上，或者需要和别的电脑交换任何数据量稍大一点的文件和程序时。当时对此的解决办法是用压缩软件将文件压缩或者分割，然后用软盘进行切换，但新加坡属于热带海洋气候，天气很潮湿，因此软盘很容易坏，而且容量小的问题很难克服。而移动硬盘又太大，而且使用寿命也不长。加上我的那台笔记本电脑是外置软驱，常常在使用一半时需要用软盘，再关掉电脑插上软驱，并且走到哪里都要把笨重的软驱带上，非常麻烦。我从解决自己的难题为出发点，想到了做一款世人从未见过的移动存储器，一种更小巧，更稳定，容量更大的盘，我给它想了个名字，叫优盘。
    
    这样的一个产品不就是一个软硬结合的产品吗？想到这里，我和成晓华有些兴奋，觉得这样一个产品将是划时代的。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春节过后，我和成晓华回到深圳，在罗湖水产大厦租了一套96平米的二房一厅的套间，厅做会议室，大的一间房间做经理室，另一间做开发室和卧室，就是在这种简陋的环境下，朗科开始起步。
    
    对画家来说，最难画的是诸如神仙鬼怪这类的作品，而不是花草鱼虫，因为前者无法临摹，无标准可言。我和成晓华在开发优盘上遇到的问题也是如此。优盘的开发主要解决的问题有，如何取电的问题，如何稳定存储的问题，如何让系统认优盘为标准配件的问题，这些或软或硬的问题在朗科没有解决前还没有人去尝试，更没有可以参照的方案和标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和成晓华没日没夜地做测试，用坏了四台电脑。
    
    我和成晓华确定的方案是用闪存芯片来做整个闪盘的存储核心，但当时闪存相当的贵，而且在内地根本没处可以买到，最后我是在新加坡花了244新币买帝盟32M的MP3，然后把32M闪存芯片拆分成4块8M的闪存芯片，制造出4个8M粗糙的样品。
    
    1999年5月，深圳朗科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公司注册资本30万，我和成晓华一人投了15万，各占一半的股份。
    
    沙丘大道 Trek
    
    样品做出来后，我和成晓华就开始四处找投资。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上半年，正值风险投资最疯狂的时候，朗科要求的也不高，200、300万人民币即可，而且回报率也很高，两年就能收回；我本以为，这样一个投资小，回报率高的项目很容易找投资，但事实是，当时没有人理睬他们，那时受追捧的都是.COM。
    
    我最初想找国内大的IT公司进行融资，当时的朗科除了样品本身以外，没有生产能力，也没有市场能力，统统没有，而这些，国内很多IT公司都具备。我的工作经历和教育背景让自己秉信专业分工的道理，我和成晓华完全可以用专利和技术入股。
    
    直到今天，我也认为，朗科虽然开始推出优家族系列产品几十款，但朗科一直笃信自己的“成为移动存储和无线数据通信领域的全球领先者”定位，因为专业，所以值得信赖。
    
    我找的第一家公司是同在深圳的长城公司，经当时长城投资部的一位项目经理引见，我和成晓华以及两位律师，在深圳科贸园长城大厦的最高层，见到了王之。王之在一间三十多平米的大会议室接待了我们。第一次找投资，我很兴奋，准备的也很充分，市场分析、投资回报、技术介绍、合作模式应有尽有。我大概讲了3个小时，会晤以王之问了几个问题而结束。过了几天，长城明确给出答复，兴趣不大。我吃了第一个闭门羹。
    
    在深圳，深圳开发科技也对这个项目感兴趣，不过，最终在高层审核上被拿下。
    
    之后，我又到北京找机会，先后找了联想、紫光、同方等，把国内知名的大公司找个遍，不过，一圈下来还是没有人对这个产品感兴趣。
    
    我和成晓华决定去硅谷碰碰运气。在硅谷，我和成晓华见过10多批风险投资商。在著名的沙丘大道，也就是摇棵树都能跳下几个风险投资商的地方，一家美国的风险投资商，对朗科感兴趣，决定给朗科投100万美金，唯一的条件是要在美国开公司，我和成晓华一合计，优盘的市场主要在国内，而且两个人好不容易从新加坡回到国内，再出国有些走回头路的感觉，加上在美国的运营成本相对比较高，综合这些因素，我和成晓华回绝了美国之行唯一的一家对我们感兴趣的风险投资公司。
    
    一切都泡了汤。这时是2002年6月。
    
    朗科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困境。我和成晓华开公司凑的30万早就用光了，两个人都在用自己在新加坡积攒的积蓄支撑着，我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一旦最后没有找到投资，两个人决定重新回到新加坡，再开公司，再打工，重新再来。
    
    在我和成晓华看来，只要专利在手，知识产权在手，任何时候跌倒都可以再爬起来。
    
    在国内和美国相继受挫后，我和成晓华决定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新加坡，一个我们曾经工作学习6年的地方。两个人基本做了个分工，我在国内打理公司，成晓华则去新加坡寻找投资。
    
    成晓华找到了Trek，Trek是东芝在新加坡总代理，对闪存有很深的理解，他们对朗科的产品很感兴趣。Trek提出的条件是朗科要让Trek做代工，这正合我们之意。Trek投资300万人民币，占朗科20%的股份。我和成晓华占80%。
    
    2002年初，深圳创新投资投入3000万人民币，成为朗科的又一股东。
    
    我和成晓华目前在朗科的股份为53%，依然是一人一半。
    
    鲁文
    
    2000年7月，朗科在太平洋电脑网上打了公司的第一个广告，6000元。主要推两款产品，8M的一款标价是599元，16M的一款标价是999元。
    
    价格便宜是我选择在网站上做广告的基本出发点，这时候的朗科不仅要卖产品，还要卖吆喝。作为一个行业的开拓者，我觉得“朗科”有责任先“教育用户、培育市场”，先让用户认识、接受这个产品，再回过头来把自己的品牌做大。于是朗科整整投入了一年半的时间，打广告、写文章、搞活动，让用户试用产品，专门用来做用户的“老师”，让他们认识、试用、接受闪存盘。由于是首创，市场上并无对手，朗科虽然做的很辛苦，但成长的也很快。
    
    2001年4月，此时离朗科提出专利申请的时间1999年8月有18个月，按照专利申请的程序，此时的朗科的专利申请进入技术方案的公开阶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征求异议期。
    
    也许是时间上的巧合，竞争对手一下子冒了出来，而且一个比一个强大。
    
    2001年，市场上陆续出现了10多家企业生产闪存盘产品；2002年，随着优盘为消费者广泛接受，闪存盘厂商暴增到100余家，市场形成激烈竞争的局面。
    
    由于这一行业为全新行业，行业标准尚未确立，市场上的产品鱼龙混杂，甚至出现以二手芯片或半成品芯片（“邦定”芯片）加工的闪存盘。由于大部分厂商没有技术贮备，为了抢夺市场，价格就成为最常见的手段，并不基于技术的价格战烽烟四起。
    
    第一个挑起价格战，也是第一个跟朗科唱对手戏的是朗科的同城兄弟鲁文，打开鲁文的网页，发现鲁文对自己有这样一段描述：“北京鲁文伟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创建于1995年，主要从事移动存储产品技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以高科技为支柱的民营企业。”
    
    而2001年7月，鲁文总经理王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称，鲁文是1992年起家的，靠的是其自主研发生产的CST显示器，起家之地也并非北京，而是深圳。
    
    对于刚刚起步的朗科来说，1992年成立的鲁文无疑是我创业以来第一个强劲对手。2001年下半年，朗科和鲁文的竞争进入白热化，双方拼广告，拼销量，拼价格。双方还在专利问题上打起口水战，鲁文声称自己技术合作伙伴是清华大学博士常促宇先生，常促宇在1999年朗科公司开发出优盘前，其相关发明就曾在清华大学获奖并公布于众。
    
    不过，到了2002年，鲁文却无声无息下去了。原因是鲁文被深圳市税务局查出偷税漏税。2002年，鲁文将营销总部迁到北京，不过，这时候，闪存盘市场的风云已经突变，一线品牌没有鲁文的影子。
    
    击退鲁文让我认识到一个道理，口水战不能成就一个企业。不论是在公司内，还是接受记者采访，我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要规范。
    
    2003年1月2日，朗科发布声明，宣布与北京宏基讯息有限公司达成和解，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Acer（宏基）充分尊重并承认朗科的知识产权，承诺全面停止了销售USB闪存盘系列产品；双方有进一步战略合作意向，具体细节正在商讨中”等。至此，朗科对北京宏基、北京华旗资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富光辉电子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台均)等五家公司提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终于有了第一个结果。而朗科对华旗、富光辉（也就是华旗迷你王系列产品的代工者）之间的官司仍在进行中。（作者为深圳市朗科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个人简历：邓国顺，男，生于1967年，计算机专业。毕业于中山大学，中科院北京计算机中心硕士；后留学新加坡。回国后创办深圳市朗科科技有限公司，任总裁至今。
    
    公司简介：深圳市朗科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1999年，是内存盘的世界首创者，发明专利持有者。公司年营业额数亿元人民币，并由国外上市公司及国内风险投资公司投资参股。
    
    电话：0755-26727800；传真：0755-26727610；E-mail:frank@neta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