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88年赴美国学习工作，曾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做客座教授、博士、博士后、研究员。1998年响应母校号召，回到郑州大学医学院工作，现任基础医学院院长，病理生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研室主任，肿瘤生物治疗研究中心主任。还担任河南省生理科学会副秘书长，省抗癌协会常务理事、肿瘤生物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人事部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享受政府特贴专家，河南省七届侨联委员等职务。我不是一个成功者，只是用自己的赤子之心，在自己酷爱的祖国医学教育的普通而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些工作。而党和祖国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和鼓励。这里，我仅想用自己的经历，谈一下感想。
    
    一、家庭熏陶
    
    我出身于河南宝丰一个贫穷乡村的中医世家，是一个大家族，我的高祖父，也就是我爷爷的爷爷，是清末的文、武秀才，同时又是当地一位医术高超的医生，从他开始，我们家已出了几十位医生了。我的高祖父曾在县城开诊所，他对子孙们要求独特，要他们学医，但一出师，就必须搬到乡下，独立门户，而且分散居住，不准聚集一个村镇。久而久之，我们董家的医生分布当地的许多乡村，为老百姓治病，造福于老百姓。我上小学时，我的这位高祖父已过了110岁高龄，他是位极平和、善良的老人，不疾不徐，常教我要多做好事，不怕吃亏。在我们家中，他除研究医书外，还读马列著作，还讲一些道理给我听。老人家去世时是115岁。我们曾祖父享年106岁。我的爷爷今年已96岁了，依然思维清晰，行动自如，有时还给乡亲们看病。我父亲也76岁了，每周还要到他退休前工作的医院坐诊3次。
    
    我认为我们家的老人们之所以长寿，主要是内心平和安祥，一生问心无愧，心理平衡的缘故。祖传的医术并没有成为发财的工具，我小时候，家里30多口人，很穷，家中连一张像样的桌子也没有。我们姐弟们学习，都趴在床上。在我的生活里最值得我怀念的就是我的母亲，她因患癌症去世两年了，但她吃苦耐劳、热心善良的奉献精神永远是我的楷模。在我祖父领导的大家庭里，我母亲是长媳，家务繁重，在我外公家，她是长女，由于外婆早逝，把一弟三妹抚养成人又成了她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又要照顾我们姐弟几个。在困难时期，我亲眼看到母亲作的难，受的累有多少，我从母亲身上也学到了很多。母亲的精神，时刻在激励着我们姐弟发奋努力，勤奋学习。我们没辜负母亲。我的姐姐和两个弟弟也都在医务界工作，我们大弟是河南中医学院77级毕业生，现已是主任医师，在平顶山市中医院工作。小弟弟是我们郑州大学医学院78级的，研究生毕业后，赴美国学习，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现任美尼苏达大学Hormel医学研究院的院长，和我们国家的多个医学院校有合作，在韩国、台湾、日本也都有他的实验室。
    
    一个人早期接受的家庭熏陶和教育，对其一生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来说，不论是当年留校工作的那一段，还是在美国学习工作的十年，还是现在的工作，这种影响都是很大的。郑州大学基础医学院现在的条件还不是太好，当我面对全院教职工、面对复杂而又艰苦的环境和条件，自己又有繁重的教学、科研和研究生培养工作，我总是想别人的多，想自己的少，不求取悦于任何人，只求脚踏实地为党的教育事业作些工作。
    
    1977年，医学院毕业后，我留校成了一名病理生理学教师，从事一线教学和科研工作。1986年考入研究生班在职学习，同年，由于教学、科研成绩突出，在国家恢复职称评定后，第一批被破格越级评为当时河南省最年轻的副教授。在此期间，除了担任病理生理教学外，参加了刘桂亭教授主持的国家“六五”、“七五”食管癌霉菌病因研究的重大攻关项目，建立了肿瘤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研究室，较早地建立了成系统的细胞分子生物学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较全面地探讨了霉菌致癌的机理，研究成果有力地提示了霉菌在食管癌发病中起的重要作用。从那以后国内外食管癌方面的专著和有关教材中都增添了来自我们研究成果的"食管癌霉菌病因学"一章。并且为以后的食管癌的防治、发病率的降低提供了科学依据。
    
    我的导师刘桂亭教授，长期致力于肿瘤病因学研究，早在60年代来，他就深入到林州市食管癌高发区现场去工作，连家都搬了过去。直到1982年，他才又回到当时的河南医科大学。他对学生要求很严，自己也身体力行。在他领导下，团结同行专家，形成大团队精神，当时在该领域的研究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在国际上也处领先地位。上世纪80代到90年代,国际上生物分子科学发展十分迅速，新的成果不断涌现。我们学科发展急需去寻找新的发展平台，跟上世界的发展步伐，这就使得人才培养，知识的充实和提高成了当务之急。
    
    1988年，我受省政府和学校委派，也受刘桂亭教授的鼓励和帮助，应美国新泽西医科、牙科大学（UMDNJ）内科系的邀请，前去做访问学者，进修学习。
    
    二、留美十载
    
    初到美国，眼花缭乱了一阵之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的适应，真可谓酸、甜、苦、辣，当时我已经35岁了，要融入到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中去生活、学习，还真有些恐怖感，是名符其实的“洋插队”。当时，我所在的医学院里中国人还少，到那里就有一种淹没在金发碧眼里的感觉。但是那里先进的实验设备，丰富的学术资料，纯粹的科研氛围，又加上各方面的重新学习，使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使用着时间，学业务、学语言、做实验等，可以说是不分昼夜，不分节假日。赴美的第二年，就被哥伦比亚大学病理系聘为客座副教授。这一年我的爱人和儿子也到美国和我团聚。
    
    1990年6月，我又进入了美国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之一的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微生物系，我的导师是著名的学者O′Dennell博士，他领导的这个研究室是在继发现DNA聚合酶Ⅰ、Ⅱ之后，对DNA聚合酶Ⅲ的酶分子生物学研究进行了尖端攻关。从对这个含有十个亚单位的全酶的分子发现、基因克隆、生物表达、分子纯化、酶反应结构、比例，到酶的功能测定及实用的改造等。经几年的攻关研究，我们完成了该酶剩余5个亚单位蛋白的整套工作，其成果在美国著名的生物化学杂志（J.B.C）上同期刊登了5篇文章，在同行中引起了轰动。1994年6月，我和爱人同时应邀到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作博士后研究员，从事肿瘤分子免疫工作，对所发现的皮肤样T细胞淋巴瘤上的一个新的类似热休克蛋白的抗原分子“BE2”，是一肿瘤相关抗原，对该蛋白分离、纯化、氨基酸测序、肽谱比较、生物学特性作了系列研究，并制备了单克隆和多克隆抗体，其成果作为肿瘤的诊断、治疗、预后指标已在美国普遍应用。在美国这几所名校的学习、工作，充实了自己，也为国家、母校、亲人赢得了荣誉。
    
    三、报效祖国
    
    一转眼，到了1998年，我已在美国生活工作了十年。郑州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原河南医科大学庆祝建校七十周年的前夕，母校向海外学有所成的游子们发出了号召，校长和学校领导亲赴美国招聘人才。此时，我已有美国的“绿卡”，成了新一代移民，我和爱人又都在耶鲁大学医学院工作，儿子也已优异成绩及表现提前被耶鲁大学录取，业已稳定的工作，颇丰的收入，尤其是先进的研究条件，还有家庭等，困惑了我很久。但回到祖国，回到河南的念头一直在我心里跳动，母校的召唤，还有已与癌症奋斗了五年病中的母亲，使我暗下决心，要回来。不敢再犹豫，一旦决定，我就给爱人谈，在此我真诚地感谢我的爱人，因为孩子在念书，还有她的研究工作，不能和我同行，她还是对我的决定给予了理解。我辞去了在耶鲁大学的工作，告别妻儿，自费买了些准备开展工作的试剂，带着脑海里酝酿的课题，回到了祖国，回到了母校。也成了河南省第一个新一代的归侨。
    
    海外生活十年，结合自己酷爱的医学教育事业，有两点体会比较深刻，一是对祖国的热爱，并且从抽象到实际，海外游子更希望的是自己祖国的发展和强大，更需要在祖国需要的时候，牺牲自己，为祖国建设服务。第二点就是，中国的教育在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时，更要注意创新意识和基本道德素质的提高。
    
    放下行囊，来不及拍去身上的尘土，我就利用带回的试剂投入到科研中去，后来又被学校任命主持基础医学院工作，从一名纯粹的学者转换到教学、科研、行政“一肩挑”的基层领导，虽有些始料不及，但现实的需要，我欣然从命，深吸一口气，静下心来，又开始了新的学习和征途。几年来，面对新的环境，虽然我是个“断代”的新手，但在学校领导支持下，在院班子成员配合下，在职工的帮助下，我们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各项工作都在稳步前进，有些方面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
    
    自1998年以来，我筹建了肿瘤免疫学实验室，河南省分子医学开放实验室，主持承担有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重点攻关、省医药创新工程、国家教育部等科研、教改课题。“树突状细胞抗癌疫苗的研制”的研究工作，在一系列实验室研究基础上，我们最早在国内外建立了从病人外周血分离树突状细胞，再采用病人手术或活检肿瘤标本进行脉冲攻击，制成特异性的有效疫苗，用于临床并获得成功，治疗和预防再复发效果十分显著，尤其是对恶性黑色瘤。恶性肿瘤生物治疗作为第四种疗法，已逐渐被人们认识和接受。此种方法无毒副作用，宜被患者接受。在肿瘤综合治疗中，生物治疗的协调作用尤为重要。该项研究我们已发表二十几篇学术论文，《健康报》、《河南日报》、《中央电视台》都作了报道，2001年，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栏目，还播放了长达30分钟的科学报导。
    
    我们的肿瘤治疗研究中心承担着全国恶性肿瘤患者的治疗咨询和治疗工作，为很多病人解除了病痛。在恶性肿瘤治疗上，我们又率先开辟了一条新的治疗途径。食管癌是位于中国北方的河南林州市常见的恶性肿瘤，原河南医科大学在该领域作了大量的工作，自1999年起，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科委支持下，我们首次发现林州市食管癌高发区的食管癌组织中DNA聚合酶β基因有很高的突变率，且突变型式十分复杂，与国际上其他已发现的几种肿瘤不同，高低发区又有明显差异，为食管癌发病机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分子生物学依据，该项成果我们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一项，发表论文十余篇，更深入的研究正在进行中。
    
    回来的几年，在医学教学、科研这一平凡普通的岗位上，让国外所学发挥了对祖国的学科建设、医学研究应有的作用。而祖国和人民也给了我很大支持和荣誉，我曾被评为省、市“三育人”先进个人，省文明教师、省优秀共产党员、省师德标兵、全国师德标兵先进个人，中国侨联表彰的“科技进步带头人”、省新闻人物等光荣称号。我要把我这颗赤子之心完全奉献给祖国，奉献给祖国的医学教育事业。（作者为郑州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
    
    个人简历：董子明，男，生于1953年，医学专业。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班，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博士、博士后研究员，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现任郑州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病理生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单位简介：郑州大学基础医学院，前身是河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已有75年历史。该院一直是国家、省医学研究重要基地，承担和完成了国家重大攻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973”、卫生部、教育部、河南省重大攻关等多项研究课题。
    
    电话：0371-6974204；E-mail:dongzm@zz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