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政府郑重地向全国人代会报告，将在五年内全部取消农业税。这一重大政策的出台，在“两会”内外都受到了好评。有人在分析这一政策时称：“现在全国的财政收入已经超过2万亿元，全部取消农业税的条件完全成熟，也许不必用5年时间。”这个估计，也许过于乐观。
    
    国家财政收入这些年来增幅甚大，这是事实。不过与此同步的，是国家财政支出增幅也相当惊人，年财政赤字在3000亿元之上，长期建设国债累计也已达6600多亿元。温家宝总理在论及政府面临的五个困难时，其中之一就是“财政负担沉重”。可见，尽管政府财政收入增幅不小，但政府财政并不宽松。去年温家宝总理在参加人代会讨论时谈到过“黄宗羲定律”，即历史上历次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至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出现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并不在于税费收多收少，而在于地方官吏人数的多少。现在乡级财政供养的人太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那样：“不把乡级财政供养的人数减下来，一时降下来的农民负担仍会反弹上去。”对这一点，现在真正看清的人，还不是很多。
    
    由于农村社区建设尚未起步，村民自治也不成熟，农村大量事务的处理，还要依靠政府。所以，要真正把乡镇机构和干部减下来，并不容易。据有关方面提供的统计数字，全国在编的党政机关干部，现在大约为1000万人，比15年前增加了近1倍，其中增加人数最多的，就是县乡两级机构。人员增加，除了得多发工资和奖金外，还要多建办公楼，要配汽车和电话，要增加办公经费，这些都得财政承担。财政部高官曾经透露过一个研究结果：汉朝时约8000人养一个官员，唐朝为3000，清朝为1000，而现在大约40人就得养一个官员。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大力加快农村社区建设，为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创造条件，农民的负担就不可能真正减下来取消农业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必须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农业税附加中有一部分就是教育附加，而且占的比重很大。早在1993年，国家就制定政策，要求将每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提高至4%，但11年之后的今天，这一比例仍未能达到。尽管这些年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明显增加，但由于许多地方财政紧张，仍不得不向农民征收教育附加。如果在取消农业税的同时，又要保证教育投入不仅不减少，而且还逐年增加，达到4%的标准，中央财政就不得不做出适当的安排。这对高额赤字的中央财政来说，显然并非易事。
    
    因此，尽管取消农业税是一个大政策，尽管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但全部取消农业税还应循序渐进，至少将上述两个方面的关系理顺后，方能取得实效。所以，政府提出用五年的时间，是有道理的。（来源/大公报，作者/东方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