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朝晖/美国键桥集团总裁

    
    中国银行业从计划体制中的“出纳”机构正在全方位地向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转化，并且已经在人民银行由商业银行向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等中央银行的职能转变、原有按行业划分的专业银行向跨行业竞争的转化、政策性银行的另立、不良资产剥离和资产管理公司的设立、银行人事任命集中化以减少地方政府在贷款项目上的行政干涉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向更高的目标——入世竞争，迈开了脚步。
    
    然而，入世后的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空前严峻的，其中最大的隐忧是不良资产问题在开放竞争环境下可能引发的风险和危机。对此，虽然国内公开讨论不多，国外则“危机论”和“崩溃论”不绝于耳，但政府和银行界领导，包括与会的领导和专家，是非常了解和重视的，本论坛的组织单位选择金融为本次会议的议题，正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无须在此做一般现象性的讨论，而应该在更深的层次上对问题的本质和核心进行分析，并在操作层面上对风险防范和危机应对程序的建立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本文拟就银行风险问题的认识上容易产生偏差的几个误区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将讨论引向深入。
    
    一、应该适可而止的“不良资产比例之争”
    
    关于中国银行体系问题争论最多的不外乎不良资产比例数字的争论。外界不断批评官方的25%左右的数字太低，而外界的估计数（如50%）也并未经过实际统计的认证。
    
    诚然，和宏观经济所有指标一样，对于银行不良资产这样的重要问题，有一个全面、准确的定量数据是非常重要的。不过，从防范银行风险和危机的政策操作意义上来看，具体数字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重要的，关键是对于问题的严重性有清醒的认识。由于国内有关方面对此问题已有足够的重视，具体数字的精确化仍应继续进行，但领导者的注意力则不应过多地牵涉其中。
    
    上述观点看上去或许有悖常理，但金融市场和金融危机本身常常就是变幻莫测、不按经济学家的“常理”出牌的。经济学的常规理论，是建立在对复杂现象的抽象化和简化的前提下的，其中常用的简化方式之一是将复杂现象做线性化模拟，以便于直观地逻辑推理和分析。这种做法，对于连续渐变型经济变量及其相互间的作用非常有用，也较为准确，宏观经济学成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这种传统的方法运用到充满非线性突变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危机问题上时，就常常显得捉襟见肘。连国际上一位中国银行危机论的最大的倡导者，在断言中国必定爆发银行危机的同时，也不得不坦承他无法预知危机何时会发生。这有如喊“狼要来了”，但又说不清狼何时来、怎么来，对于一个已经天天绷紧弦的人来说，缺乏操作意义。
    
    笔者与同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期间，碰上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救火”之余，对以银行失控为主因的亚洲金融危机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提出了一个银行金融危机机理和防范对策的理论模型（参考文献［1］、［2］）。该模型表明，一个缺乏效率（包括信贷分析技术、员工素质、金融创新能力、客户开发、管理水平等）的银行系统的行为，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宏观经济、市场信心等经济指标缺乏反应，但在一定的情况下却会因为同样的经济指标的微小变化而突然膨胀或崩溃。可见对于金融危机问题，光在统计指标本身上做文章是不够的，应该掌握整个系统的本质特征，从而知道有关经济变量在何时何处会起作用，以及导致问题的本质因素（银行低效落后）。
    
    二、容易导致麻痹思想的“历史遗留问题说”
    
    关于中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问题，目前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即不良资产主要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包括早年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积累的包袱以及九十年代初盲目扩张导致贷款向房地产和股市等投机性行业流出等，而现在产生这些历史问题的环境已不复存在或大有改进，所以新的贷款不会导致银行危机。而亚洲金融危机后银行普遍表现出的谨慎乃至“惜贷”现象，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按照这种说法，只要将“历史遗留问题”从银行剥离并妥善处理，就可避免危机。
    
    笔者关于银行危机成因的研究结果（参考文献［1］、［2］）显示，信贷的盲目扩张和“惜贷”是低效银行从自身利润优化出发，根据外在经济条件而理性选择的两个平衡点。而一个存贷管理高效完善的银行，会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灵活应变，以其低应变成本的优势不断寻找新的客户资源、创新服务产品，所以其贷款平衡点是外部经济变量的连续性函数，不会像低效银行那样在高低平衡点之间做跳跃式的变化。换而言之，“盲贷”和“惜贷”只不过是一个铜钱的正反两面，它们共同反映了银行自身的低效这一本质性的问题。
    
    由此看来，目前银行的谨慎“惜贷”行为，更多意义上可以解读为一个低效银行对紧缩的外部经济环境（“外因”）的自然反应，并不意味着银行本身的效率和金融技术水平（“内因”）有了根本性的改观。事实上，目前中国银行业仍存在着一方面因为难度大、代价高而回避对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民营、中小企业的贷款，另一方面却一窝蜂地对并不需要贷款的“明星”企业和仍享有国家保护的一些国企和项目争相授信。这种避重就轻的行为，恰好反应了银行自身的功能和效率问题。一旦经济环境变得宽松，大规模的盲贷行为就有可能重演，而通常盲目扩张后的骤然回落正是危机的表现所在。
    
    由此看来，“历史遗留问题说”虽然有其历史事实依据的一面，但片面强调历史环境的变迁，则有可能导致麻痹思想，不利于从银行自身效率这一根本问题上消除危机隐患。
    
    三、容易导致忽视银行自身问题的“中国特殊体制问题说”
    
    另一种容易导致忽视银行自身问题的流行观点可以概称为“中国特殊体制问题说”。这种观点正确地指出了银行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中国特有的国情和整个宏观经济体制的产物。例如，要真正让银行自司其责，适应市场经济，政府需要将银行从对国企的政策性义务和行政干预中解脱出来，但这牵涉到改革和安定的全局，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一看法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实际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银行被动等待指令，一切等体制改革全盘大局完成后再说，这与入世后中国银行业开放竞争的紧迫的时间表严重脱节，后果堪虞。
    
    纵观世界各国的银行体系的问题，无一不是各国特有的经济管理体制的产物，总的表现为种种体制上的因素导致银行管理动力机制上的扭曲。虽然各国国情不同，体制上的制导机制也不同，但是反映在银行运作效率和信贷技术水平低下这一结果上却是一样的。所以强调不同国家的特殊国情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这一共性，并积极借鉴各国针对这一共性而创造的解救方法。
    
    具体来说，银行本身虽然不能对国家的宏观体制改革的步骤作出太大的改变，但是对解决自身的低效问题确有可为之处。例如，在加强员工金融素质和技能的培训和考核、引进先进的管理技巧、引进专业人才等尽快与国际接轨等方面，银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大有可为的。可喜的是，国内银行界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成绩。不过，要在入世所承诺极为紧迫的开放时间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人员素质与国际接轨的任务，尚需尽快加大工作的力度。
    
    四、双刃剑之一：“老百姓对政府银行的信心”
    
    公众在中国银行系统风险问题的讨论中，常常有人说中国银行不会出问题，因为银行是政府的，政府不会让银行倒闭，基于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他们也不会去银行掀起挤兑风潮。这种说法，在有宏观经济学常识的人看来是很幼稚的，在此也无需评说。不过，业内人士也时有类似言语，或面对这类说法不知如何应对，这就值得注意了。
    
    这里要讨论的是另一方面的问题，即信心的“双刃剑”特性。以上“信心说”有一点正确的地方，就是信心在所有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任何一家银行，无论管理如何完善，都不可能随时满足储户同时挤兑，这是由银行信用借贷本性所决定的。因此，说信心是银行的基础，完全不过份。
    
    问题在于影响信心的因素，除了经济学家熟悉的理性经济人所关注的经济因素外，还包括人文、社会学、大众心理学等许多其他复杂的行为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如果说诺贝尔经济奖的正式名称为“经济科学奖”是对经济学的“科学性”的褒扬，那么任何一位具有严谨的科学精神的经济学家都会谦卑地声明他的理论仅适用于对特定理性经济人假设下的经济行为的解释，不可用来随便越位对其他社会行为妄下结论。公众和市场信心是变幻莫测的，而且是很难驾驭和操纵的，弄得不好可能会适得其反。国外无数银行挤兑的例子充分说明了信心变化的快速和容易失控的特性。因此，一味强调、依赖、甚至希望“操控”“老百姓的信心”是很危险的。
    
    五、双刃剑之二：“高经济增长”
    
    银行的坏账最终要依靠经济的增长来消化吸收。而经济的高速增长，自然会提高银行和贷款企业资产的质量和市场信心，对金融危机起到缓冲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但反过来，人们对高增长对银行风险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则认识不足，以致于当曾经创下增长奇迹的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突然陷入金融危机的时候，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跌破眼镜。后来，不少人出来打圆场，说是经济增长的繁荣的表象掩盖了金融系统的问题而导致对危机估计不足。笔者认为，这仍然没有道出问题的本质。
    
    笔者在参考文献［3］中通过理论分析，首次揭示了经济增长与金融危机的关联性，指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低效银行系统所面临的银行危机危险区，会随着经济增长的加快而增大。回想当时第一次从三维电脑模拟图上直观地看到这一演绎结果时，对这一“怪结论”的确感到意外，随即将此现象命名为“增长的魔咒（the curse of growth）”。
    
    既然经济增长是一把双刃剑，那么怎样在实际操作中做到趋利避害，既保持增长速度又避免金融危机呢？笔者上述研究模型表明，越是高速增长的经济，越应该提高对银行系统的要求，提高其运作效率。换句话来说，就是要将银行内部功能的改造和完善作为经济增长的“先行官”，而千万不要依靠经济增长来“带动”银行内部功能的完善。
    
    六、实施程序上应该谨慎把握的“利率市场化”
    
    人民银行推行的利率市场化是推动中国银行体制改革、迎战入世后外资银行的重要举措。它不仅有助于使商业银行向商业化、市场化方向转化，有助于利率形成市场化，甚至还可对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起到良好的作用。但是，商业银行“接招”后随即出现集体反弹现象，使得该措施实施受阻。
    
    商业银行在实行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遇到困难，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每项反弹的理由都是成立的。但值得指出的是，利率市场化后的竞争会导致贷款－存款利差的缩小，直接影响到银行的利润率。这对于一个不良资产严重、缺乏创新力和竞争力的低效银行来讲，是有可能点燃危机导火线的。因此，在实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有必要从危机的引发机制的角度来考虑银行的承受能力。
    
    如何在操作上解决利率市场化和金融风险之间的矛盾呢？理论模型的分析结果（［3］）表明，和前述增长与危机的处理方法一样，只要处理好完善银行内部功效和利率市场化之间的先后次序关系，让前者先行，问题就不难解决了。
    
    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由于大多数国家在利率管制时同时实行利率压抑政策，利率市场化的初始阶段，一般会出现贷款－存款利差的拉大现象，随后则随着竞争的发展而导致贷款－存款利差的减少。

    
    参考文献：
    
    ［1］Jorge Chan-Lauand Zhao hui Chen，" Financial Crisis and Credit Crunch asaesult of Inefficient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with Reference to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MF Working Paper 98/127，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98.
    
    ［2］Jorege Chan-Lauand Zhao huiChen，"A Theoretical Model of Financial Crisi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1）1，2002、
    
    ［3］Jorge Chan-Lauand Zhoa hui Chen，" Crash-Free Sequencing Strategies for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Liberalization." IMF Staff Papers，Volume48，No.1，2001
    
       
    作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与金融学博士、美国键桥集团总裁、美国曙光学院董事会主席、英国牛津分析社（Oxford Analytica）顾问，兼任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新经济研究中心主任。E-Mail:zc7@columbia.e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