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陶岚
    
    
     90年代初，上海市副市长赵启正的名字是与浦东联系在一起的。作为第一任的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他直接参与了浦东的开发。随着这个曾经鲜为人知的地方名扬世界，外国有些人送给他一个美称：“浦东赵”。
    90年代末，赵启正的名字开始与中国的外宣工作联系在一起了。1998年1月，他由上海市副市长调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3个月后任主任。谈及目前的工作，他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就是：“向世界说明中国。”
    
    活跃的国务院新闻办

    近年来，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和对外交往中，国务院新闻办的工作十分活跃。赵启正表示，作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统一管理对外宣传工作的办事机构，国务院新闻办要努力把一个团结、稳定、开放、繁荣的中国介绍给世界，使中国和世界更好地沟通和交往。
    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赵启正娓娓道来：
    其一，编辑说明中国的书籍、杂志、音像资料、影片资料；不断举行新闻发布会，包括邀请各部部长，将来也许还要邀请各省省长直接出面，他们会讲得更清楚、准确。这种新闻发布会是有中国特色的。
    其二，不断组织有关部门一起发布多种有关中国国情的白皮书。白皮书影响大，每次发布后，全世界主要的通讯社都及时的报道，世界主要国家的许多机构甚至政府也会有所评论。白皮书尽量多说明事实，说明中国政策，多用数据，留下相当空间请读者自己评判。力求准确、朴素、及时。
    其三，分析世界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评论，从中分析当前外国人对中国的理解深度，从而指导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避免无的放失。新闻办有专门的机构研究世界媒体对中国的评论，其中包括对国际上重大事件的看法，特别是世界重要媒体和重要人物的言论。
    其四，和世界各国驻京新闻官、记者加强交往，除记者会外，还不定期地开一些吹风会和其他见面会，解疑释惑，介绍新情况。因为所有国家的人们绝大多数只阅读本国报纸，看本国电视，想让外国人知道中国，最好是让外国记者把中国的事情讲准确。

    
    用了“说明”这个词

    赵启正的热情、爽朗、健谈，感染着与他交谈的每一个人，言谈举止中透露出浓厚的学者气质。
    在改革开放前沿上海工作20多年的丰富经历，使赵启正深感让世界了解中国意义重大。他说，中国自从执行了邓小平所确立的改革开放路线后，政治、经济都得到健康发展。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已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在发挥大国的作用上，是很明显的。特别是江泽民主席成功地访问了许多国家，和许多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带领中国人民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他认为，各国对中国的了解远远没有达到应当的程度。一方面，中国开放得较晚，深入了解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确实需要时间，另一方面，有许多西方媒体对中国误解很深，西方媒体往往有意贬低甚至诬陷中国，致使一些国家的读者对中国许多基本问题的理解与事实不符。对此，就十分有必要把中国的历史、现状、政策原原本本地告诉世人，减少误会，澄清事实。
    存在着怎样的误会？赵启正说，比如中国并不存在西方所认为那样的西藏问题，存在的是达赖喇嘛叛逃后，他在世界上宣传出、讲解出一个西藏问题。事实是，西藏在实行民主改革后，解决了上千年的奴隶制问题，这是具有非凡意义的，是人权的大解放。但在欧洲、美国却被说成是西藏人失去了人权。
    赵启正说，世界上除中国之外有50多亿人口，当然绝大多数没有到过中国。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来中国访问的大概有1000万人次，不到世界人口五百分之一。因此，只靠外国人访问也不能解决了解中国的问题。那么，就需要加强对外说明中国的力度。
    过往，人们习惯于说向世界“宣传”中国，而赵启正用了“说明”这个词，以免被误译。对此，他解释说，英文的“宣传”Ｐropaganda一词在历史上用得太多了，用滥了，已与中文“宣传”一词相去甚远。它的意思成了为自身利益而不惜歪曲事实的一种说教。在当今形势下，正确说明中国的最好办法就是加强新闻报道的准确性、透明度和时效性。

    
    到浦东怎么去？

    在调任新闻办之前，赵启正做过二十多年的科研工作，后来又担任政府行政工作，没有做过专业的外宣工作。他说，非专业的外宣工作做过不少，但不够“专业”水平。
    在上海时，赵启正不但分管浦东开发，还分管上海的外事工作。他见过很多外国首脑，比如加利、安南、叶利钦、希拉克、金泳三、戈尔，还有日本的多位首相。到中国访问的外国首脑，百分之七十都会到上海，到上海就必到浦东。从机场开始，往往一接触就是一两天。至于跨国公司的总裁们会见的就更多，最高记录是一天见了11批外宾。赵启正坦称，与他们接触前，要准备功课，了解他们的背景、特点等。看来，这些非专业的外宣工作为现在的专业外宣工作打下了基础。
    据统计，赵启正会见过的单是日本人就有3000多人。这些都是坐下来相互交谈过的人，不包括在国际会议上认识的。每次与这些外国人交谈后，赵启正都用卡片记录下时间、地点、交谈的内容。他说他并不辛苦，使浦东能短期内扬名世界是许多人辛苦出来的，其中中国大小媒体的记者们功不可没。
    当初，其实除了上海人，很多外地人对浦东并不了解。赵启正谈起这样一件事：“1993年，美国一位国内航空公司的总裁问我，到浦东怎么去？是乘飞机还是坐汽车？那时我们正在黄浦江外滩的和平饭店，江那边就是浦东。”1995年，美国ＡＴ＆Ｔ总裁艾伦先生送给赵启正一本纽约出版的世界分册地图，他在那上面看到了“浦东”的一页，可是中国出的分册地图上还没有浦东的标记，可见我们对外开放宣传的成功，及外国地图社的敏感。
    赵启正说：“这就是非专业的外宣工作。外宣的对象是外国人，与内宣不同。要以准确的中国的实际告诉外国人，要用他们习惯的表达方式；决不能用我们的习惯去表达，否则一定失败。”

    
    中国记者却在聊天

    赵启正笑言，在上海时，每年收到的新年贺卡有700多张，而到了国务院新闻办，贺卡锐减。可见工作还须努力。赵启正提倡，宣传工作要“内外有别”。就是说，受众内外有别，受众所关心的问题、所要求解决的问题、阅读的习惯都要有所不同。比如，一篇文章原封不动译成几种文字，针对性就差了。因为受众不同。像日本人与英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就不一样，日本人了解得多，英国人了解得少。而同样是英语国家，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也不一样。
    他特别指出，对外宣传人员要“外知世界，内知国情”。“外知世界”就要了解世界的进展、文化和理解方式。“内知国情”就是要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况。比如讲中国的开发区，如果不知道深圳、浦东，能讲什么？就宣传而宣传很难展开，一定要谈中国国情，一谈国情，当然要谈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而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应掌握相当的广度与深度，包括得当的数字来说明，否则宣传会失准，会干巴。当我们说这是世界第一，怎么知道是世界第一？必须有充分的信息为根据。宣传的失准会令人误会到全部报道的可信度，实际上这是知识面不够和主观武断引起的。
    对于中国记者，赵启正希望能够加强训练，特别是要有竞争力。他任职上海时，曾陪同澳大利亚总理基廷到浦东参加一个合资啤酒厂的开工仪式。他和基廷一走下主席台，不少记者一拥而上，争相提问，一些中国记者却在一边聊天。有一个像是中国记者的拿着录音机，挤不过来，于是，他伸出手帮那位记者拿着录音机。事后问是哪家报馆的，答案却是澳大利亚媒体的雇员。
    

    赵启正“笨鸟先飞”

    在20多年的科研工作中，赵启正阅读了许多外国文献，培养了很强的外语阅读能力，对外国人的叙述、表达方式很熟悉。后来在上海工作又接触了大量的外国人，现在从事外宣主管工作，可谓轻车熟路。
    赵启正一直认为，中西方文化有冲突，但是可以协调，冲突为辅，互补为主。“对此，我是乐天派。”其实在他家里，就体现出这种融合。他的两个兄弟，一个是美国大学的系主任，一个是中国大学的系主任。他的父母都是大学物理教授，而他，是唯一脱离科学研究走入公务员行列的人。
    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后，赵启正在核工业部和航天部工作了20多年，一度是上海市最年轻的高级工程师，曾多次荣获原航天部、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以及多项发明奖。后来走上行政工作岗位，担任过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上海市副市长等职。去年，他出面驳斥诬陷中国盗窃导弹和核机密的“考克斯报告”时，他的科学知识背景，使他的发言逻辑清晰，对记者的提问对答如流。当时，内地和香港媒体报道热烈，并上了《国际先驱论坛》报头版头条。
    赵启正说：“技术工作对我是一种朴素和实事求是的训练，因为面对的是物质和物质的运动，必须按自然规律来对待，研究，来不得一点主观主义，这对克服主观主义有好处。而行政管理工作，面对的是人和人的思想。科学研究不会与研究对象不和谐相处，而与人相处却没有这样简单的自然规律可以寻求，必须理解和以诚相待。因此也深感公务员的工作与原来从事的科研工作相比，有新的难度和新的艰巨性。科研工作和行政工作尽管对象不同，要干出成效，都要兢兢业业，都要有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适应这种角色的转换，有什么窍门呢？他谦称，“笨鸟先飞”。他常常晚上八、九点钟才回家。每天阅读书籍和资料在4小时以上。他的办公室里摆放着一摞已发黄的旧报纸。那是他自己花钱买的，都是五、六十年代的报纸。他说，想看看当时的语言与现在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