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华侨之于中国革命，可谓是居功至伟；华侨之于中国经济发展，也是功不可没。
    
    拥有众多的华侨，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哪个地区拥有众多的华侨，哪个地区就占有经济发展的先机。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改革开放之初，创办经济特区可谓是最具开创性的决策之一。而这一决策的最先受益者便是拥有众多华侨的广东和福建。中共中央、国务院之所以决定率先在广东和福建开办经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就是基于“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多……”广东和福建这两个原工业基础薄弱的省份，能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充当弄潮儿的角色，究其原因，可以说是在于有众多华侨这一强有力的后盾。
    
    从表象上看，华侨的投资办厂，招商引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亮点。而从更深的层面上看，由华侨带来的经营理念、管理经验、开放意识和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中得益匪浅。从某种程度上讲，与其说向西方学习先进经验，还不如先向在西方经济大潮中摸爬滚打一辈子的华侨学习。
    
    以侨为师，无需更多的学费，因为富有爱国传统、早有强国梦的华侨，他们倾心于为祖国的发展献计献策。华侨巨子李引桐便是个典型的事例。

        
    二

    
    1980年10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福建的厦门，为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之一。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在海外华侨特别是闽籍华侨中泛起了不小的波澜。
    
    厦门，这座港口城市，对于每一个漂洋过海在外谋生的华侨来说，都不陌生。因为，当年他们背井离乡赴海外谋生之时，大多数人都是从这里启程。当他们站在轮船上回顾家乡的最后一瞥，也正是这座曾经是外国领事馆的楼房林立、灯红酒绿的城市。李引桐在他12岁那年，也正是从厦门港踏上甲板，乘船漂向海外……
    
    潮起潮落。当封闭的中国又重开国门之时，当厦门成为中国第一批对外开放经济特区的消息传来时，李引桐已经由一个普通的苦力，演变成为一个华侨巨子，名满海外。此时，年近古稀的李引桐，显得格外兴奋，他那颗滚烫的爱国之心，顿时又变得年轻。他毅然决定亲自到厦门进行实地考察，要为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尽一份赤子之心。到了厦门，他无暇流连于鼓浪屿的美丽风光，而是来到那块原名为湖里的特区建设现场。
    
    湖里，地处厦门市郊，原是一块没有多少人问津的仅有2.5平方公里的半荒地。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因被冠上“特区”之名，不知引来多少参观者羡慕的目光。而一生走遍世界各地，不知见过多少工业区、自由港、工地、特区的李引桐，见到被宣传得沸沸扬扬的特区，原来只是这么一块弹丸之地，颇感失望。率直的他，已无心再听陪同人员绘声绘色地描画特区的蓝图。因为他心里明白，即便是这块弹丸之地都摆满项目，其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他感触地说：“难道这就是特区?还不够人家一间大工厂大。门开得不够，门槛太高。开放开放，开而不放。”真是一语惊四座，李引桐老先生简朴的几句话，无疑给在场的人都泼上一瓢凉水。“你们应该到国外去看一看，了解人家在办特区、办自由港方面的经验”。语重心长的话语中流露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

        三

        以实干从一个苦力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李引桐，并没有掷下一席话，泼上一瓢凉水，而一走了之。相反，他的脚步仍不断在厦门踏察，他的目光由小小的湖里扩展到整个厦门，他的思绪中产生了“厦门自由港”的想法。于是，《关于厦门特区建设的意见》渐渐在李引桐的脑中构成了。
    
    1981年7月，一份装有李引桐《关于厦门特区建设的意见》的信函，寄往福建省和厦门市的有关部门。谁也不会预测到这一份普通的信函，将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但打开信函，一个爱国老华侨希望祖国经济早日腾飞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中共中央、福建省委下决心要办好特区，我们海外华人是十分关心的。厦门地区(包括漳泉地区)20年代、30年代的建设，也是海外华人帮助当时政府办起来的，而且卓有成效。在海外的华人，特别是老年爱国华侨，十分高兴与愿意全力支持厦门特区建设。”
    
    这意见书，除表达了一位老华侨对厦门经济特区所寄予的厚望，如“特区建设不宜脱离省情与福建在外华人的实际情况及习惯，要求又大又洋是一时办不到的，应该先抓可行易办的事业，使外籍华人、港澳同胞可得现利的合营中小企业，抓紧交通电讯的建设，抓紧体制和作风的改革，切忌空谈”等之外，其中贯穿的一条重要思想，就是要把厦门特区建设成为包括全岛的“自由港”。全篇有多次提到了“自由港”。
    
    其一，“厦门特区应是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港口城市。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有效控制下的一个‘自由港’和加工区。厦门特区应充分体现它的‘特’字，其做法类似于英国对香港、葡萄牙对澳门，好处在于可以大大加快经济的发展。所不同的是，厦门不是殖民地，而是由福建省派员直接管理的特区”。
    
    其二，“厦门特区设置港口海关，是‘自由港’性质的海关。大致是：除烟、酒外，不予纳税；毒品、武器、黄色书刊物品要严禁。集美设立海关，特区货物进入非特区，要在集美报关纳税。特区人员、居民、外国人进入非特区也要经申报、批准”。
    
    其三，外国货物及闽台的货物交流，通过香港转运十分困难。“厦门港变为自由港后，经过外商、侨商、港商的转运到高雄、台中、基隆自由港，既合法又方便，台湾商家必定欢迎。福建沿海十分丰富的而台湾又十分缺乏的海盐、非金属矿物可以销台，台湾过剩的化肥、水泥、纺织品、电器等，可以销闽。海峡两岸的海运距离(150海里以内)近，是有利于双方的”。
    
    其四，“广办特区，可以利用与香港、澳门相邻的深圳、珠海，变为‘自由港’，作为通往国际市场的走廊。福建办特区的条件不如广东，没有类似港澳这种现成的自由港可以利用，因此，厦门比之深圳、珠海，门要敞得更宽一些，对投资者的利益应该优厚一些”。
    
    在国门初开之时，李引桐这些关于将厦门建成“自由港”的思路，无疑起到一种震聋发聩的效果。

        四

    
    改革意味着创新，创新就必须有新的思路。李引桐关于厦门特区建设的新思路，很快引起了福建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并立即将李引桐的意见信交由有关部门加以研究、论证。
    
    1984年2月初，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到厦门经济特区考察。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提起了自由港这一话题，于是有了以下的对话：项南说：“中央给福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厦门又是经济特区希望中央给的权再大一些，让我们去闯一闯，最终把厦门经济特区建成自由港。”
    
    邓小平说：“可以考虑。自由港都实行哪些政策呢?”
    
    项南说：“根据香港的做法，无非就是三条，一是货物自由进出，二是人员自由来往，三是货币自由兑换。厦门搞成自由港，台湾同胞到大陆就可以直来直去，这对海峡两岸中国人的交往，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
    
    邓小平说：“前两条还可以，可后一条你拿什么跟人兑换呢?”
    
    项南回答：“可印发‘经济特区货币’。”
    
    邓小平说：“这不容易，但没有关系。特区货币问题没有解决前，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谈话间，邓小平获知这一思路是由一个名叫李引桐的老华侨提出的，颇为赞赏地说：“这个华侨提得好。”2月24日，邓小平回京后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施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转发《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明确宣布“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