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秀芳
   
    前年，广东省的一个招聘团在海外转了1个多月，只引回一只“金凤凰”。去年初，却有10多位海外学人集体归国，落户在羊城的中山医科大学，在南国轰动一时。
    一年多过去了，这个归国集体境况如何？本刊记者日前专程赴穗采访。
   
    6月的广州已是热浪滚滚。街上摩托呼啸、汽车蜂鸣，满眼店铺林立，鲜见绿树绿地。中山医科大学就座落在这座闹市的中心地带。这所50年代合并而成的老校建筑和广州这座闹市一样新旧交错，参差不齐，校园狭小，缺少发展的空间。他们十几位缘何选中这座城市、这座学校集体落户？这是涌现心中的第一个疑问。
    
                        为何要集体行动？
   
    集体回国的行动是从中山医出去的颜光美突发奇想搞起来的。
    或许是得风气之先的缘故，改革开放以来，中山医出国的人非常多。公费、自费以及探亲等等各方面的缘由，出去的人逾千，目前在海外还有七八百人，有道“中山医在外面的人就可以办一所大医院”。而学校因学术骨干流失严重，有的学科只能唱空城计，没有学科带头人，找不出主任，找不出院长，学校的发展面临层层问题。
    1995年，同是有留学背景的黄洁夫出任校领导，新组阁的领导班子提出要用五年时间使中山医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上一个台阶。有人说，不可能。而当时在国外的颜光美说，可能。学校现在缺的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我们可以在国外请一批有事业心、能挑大梁、有献身精神的“空降兵”回来，使学校学术研究有一个较高的起点。
    当时，颜光美是全球十大制药公司之一的美国礼来公司聘用的客座科学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访问学者。在美五六年，他已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收入也步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然而,他始终关注着中山医，“我们这些从学校出去的，一直希望学校各项工作能搞上去”。
    1995年10月，黄洁夫到美国开会时看望了颜光美，从改革设想到学校建设目标，二人长谈后发现想到了一起。“回来吧，共同干一番事业！”。这样一个开明的校长呼唤自己，颜光美觉得有了回国发展的机遇。
    学校发展缺的是一批人而不是一个人，这成了颜光美组织集体回国的一个动因。而另一个因素则是出於对“复杂的人际关系”的考虑。
    “我是在中山医呆了１０年之后出去的，对学校的底很清楚。学校必须加大改革的力度才能有所作为，而改革势必要损害到一些人原有的特权或利益。中国就有那么一些人，如果改革会使他损失一元钱，那么，他会利用复杂的人际关系网把给学校带来一千元、一万元利益的事都毁掉。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影响也小，搞不好就会被人际关系‘封杀’，起不到应起的作用。我的一位朋友回国后在另一单位当领导，从职位上看，他很受‘重视’，然而，很多事情上，他是势单力孤，做不了主，成了一种陪衬。我想如果集体回国，十几个人绑在一起，怎么也能把旧的人际关系炸个网眼出来。”
    正是基於这两种考虑，颜光美提出了集体回国的设想。他周围的朋友多数都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也在寻找回国发展的适当机会。当他的设想提出后，得到的是纷纷响应。北大博士、同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研究员的顾军大力支持，中山医博士、美国俄亥俄大学的高级科学家陈发凯赞成，远在宾西法尼亚州任副研究员的曾益新在冰天雪地里开车几个小时赶到俄州，和颜光美共襄义举。颜光美说，“那时我们就象着了迷一样，想到回国就热血沸腾，上班打电话，回到家里还是电话，电话费连着几天都是好几百美元。”前后有20几位学人和颜光美联系，要参与集体回国。最后颜光美和学校商定了12位人选。
    
                        看中了中山医什么？
   
    集体回国在留学人员落户相对较少的广东省确实引起轰动，也得到了国家教委、卫生部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三方不仅给予每人10万元的科研经费资助，国家教委还明确要以岗位招聘这批高级人才，即给予他们从室主任到所长、系主任以至副校长的头衔，使他们有施展才能的舞台。
    吸引这批高级人才到中山医，“头衔”的因素占了多大比重？我问了几位已走马上任的归国学人。他们说归来主要是“中山医新的领导班子思想开放，这里有干事业的环境”。“头衔”不是主要因素，但不在“位置”上，很难推动改革。
    其实，落户中山医的归国学人大都与中山医有渊源，或是从中山医走的，或是在中山医上过学。和中山医没有渊源关系的只有两个人：凌文华和顾军。在集体归国者中，他俩是“绿卡”一族，也是旅居国外时间较长的两位。
    41岁的凌文华曾回过国。1993年，他在芬兰取得生理学博士学位后，回到故乡安徽，到曾经任职的教研组走了一圈。他发现，“没有变化，连我坐过的那张桌子都原封不动地呆在老地方，只是上面多落了些灰。”。凌文华的心也跟着灰了，他二度出国去了加拿大，先后在两所大学作博士后研究。由於同学间接介绍，他认识了颜光美。当颜光美发起组织集体归国的行动时，凌文华成了其中一员。
    凌文华对回国的期望值并不高：“回国后，能继续科研工作就行。”当他听说，国家教委、卫生部、广东省和中山医决定为每个回国学人各提供1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时，他很兴奋，“这对我很有吸引力。可以说，我到中山医是看中了这40万。”
    而顾军看中中山医却是另外的因素。
    顾军和颜光美同在美国NIH（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研究工作。顾军在神经生物学实验室做博士后，颜光美在精神卫生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两人的家住得很近，交往始於学术交流，继而成为挚友。
    顾军说，在国外的华人大多都是处於这样一种状态，总感得脚踏不到实地，觉得精神上缺点什么。呆得时间越长回国做事的念头越强烈。当颜光美决定回国时，顾军表示，“我也会回去。”
    颜光美说：“你就到中山医来吧。学校现在基础研究很差，尤其是比较前沿的学科象分子生物学几乎没人搞。学校就缺你这样的人！北大、清华条件不错，但人家在这方面的研究已有基础，你若到那里去，干出些名堂不容易。而我们学校是‘一张白纸，好画最美的图画’”。
    “一张白纸”，诱惑顾军来到中山医。
    
                        观念的冲突
   
    “我先回去，你们看我干得好再回来。”1996年2月底，颜光美第一个归来，临行前，他对给他践行的同道这样说。
    到校后，颜光美听说60万元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已经在申报，便利用两个星期的时间赶写出申请，结果一举“中标”。此事在中山医引起轰动－－因为中山医历史上，还没有一位此项基金的获得者。
    佩服颜光美“才”的人不少，然而归国学人也并非处处“得到全校万余名师生的热烈欢迎”。10多个人要回来，首先要有住的地方。照顾回来的人无疑会伤到其他人的利益；委任归国者职务，意味着一些原来在位置上的人就要失去头衔。“我们在学校干了几十年什么都没有，他们一回来又给房子又给权，这公平吗？”这样的质询，学校新的领导班子听了不少。不仅如此，归国者上任后有悖传统的作为更是给学校带来了冲击。
    颜光美说，归国学人与学校一些人的冲突主要是在平等、竞争、能上能下的观念上：比如在科研方面，省里每年给学校一些科研项目；过去学校的做法是把项目平均分配给各个单位，各单位再分配给下面的科室，而科室主任自然就成了项目申报的第一候选人，以后是支部书记或其他人轮着来。颜光美认为这种分配不是平等竞争的作法。在学校管理上，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学生进电脑室要交费，课外找教师辅导要另交钱，教授在图书馆检索一条信息要收４角钱，颜光美统统认为不合理。
    颜光美反对那种事先人为地排列培养谁作为未来五年的跨世纪科研人才的作法。他说作为一种政策，国家可以这样搞，省里也可以这样提倡，但学校作为一种基层不可以这样做，科学是自由竞争，科学家就象体育冠军一样人为地树不起来，必须是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在他被聘为副校长分管科研和教学工作后，他发的第一个通知就是将过去的项目分配改为自由申报，学校由各方面的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不记名地评估。“今年你在科研上跑得快，你就可以拿到项目，明年他跑得快，他就拿第一。”以利於平等竞争。
    颜光美说，当今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在发达国家，信息是非常公开的。教授检索信息收费，怎么有利於科研教学？而学生进电脑室、课外辅导另收钱，客观上造成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可以多学，经济条件差的就学不起。“这对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心理是非常大的打击。孔夫子两千年前就说过‘有教无类’，进了中山医的大门就应受到平等的教育。”他强令取消收费。颜光美跟反对者说：“这是我在改革上的核心观念，不要试图说服我。”
    对颜光美的作法，支持的人很多，阻力也不小。有的时候，学校一把手一个晚上就接到十几个告状电话：“激进”、“不懂教学”、“不懂管理”……颜光美说有很多在国外认为5分钟就能解决的问题，这里需要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去做思想工作。“好在学校领导班子和省里、国家教委、卫生部都很支持，我们的改革设想还能推开，否则，恐怕连试试的机会都没有”。
    看到颜光美干得红红火火，其他人一个跟一个地回来了。记者到中山医采访时，最后一个归来者刚到中山医两天。12位参与者中陈发凯回国后另有选择，去了上海和云南创办公司。其余的人踌躇满志，在中山医新岗位上开始新的事业。
    　　　　　　　　　　　　　　
                        关键在“小环境”
   
    在中山医落户的归国学人们对广州的生活环境颇有微言：“交通乱、空气污染严重，农贸市场赃乱差。”以致他们回来好几个月了也不愿意上街。但毕竟是在国内生活了20几年后出国的，对国内生活环境与国外的差距，他们早就有心理准备；真正让留学人员考虑去与留的不是生活环境，而是自己所处的“小环境”。
    现任中山医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达安基因诊断中心副主任的李全贞是因“小环境”不好出去的，也是因为“小环境”好又回来的。
    李全贞是从广州另一所高校出国的。1993年他在中山医攻读博士学位还未毕业，就被原单位聘为副教授，不久又被聘为研究室主任。从学校的大环境来说，可谓对他很重用。但是他在“小环境”里很不舒畅。原因是和老教授的关系处不好。
    李全贞说，不是老教授人品不好，主要是两代人的观念不一样。“他对我就象老子对儿子，处处都得听他的。结果我们处得很不愉快，我的实验室被封，工作也干不下去了。”
    学校化解矛盾的方法是把李全贞调到了另一个实验室。由於中途插进来，课题没有，经费也没有，李全贞开始考GRE，有了出国的打算。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全贞结识了中山医的何蕴绍教授，当时何教授搞了一个基因诊断处，正在找合作者，听了李全贞的情况后，便动员他过来。而李全贞怕单位不放人，只是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来帮忙。
    搞基因诊断需要一些试剂，这些试剂或从国外引进，或到北京、上海等大的研究所买。李全贞和合作者在做实验时发现一些试剂不是很稳定，影响了基因诊断的准确性。从1995年开始，何教授从中山医贷款50万，买了必要的设备和原料，他们开始开发自己的试剂。这时的李全贞除了在单位完成安排的教学任务外，多数时间都扎在这里，有时晚上就睡在实验室。辛苦的结果是到1995年年底，他们已开发了37种新的试剂。在开发新试剂的同时，他们又通过合作医院开展临床诊断，经济效益非常好，1995年的利润超过60万。
    “这边的工作开展的不错，但我归属不定，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心理压力很大。1996年2月，我拿到了签证，到美国迈阿密大学医学院血液学与肿瘤研究中心做研究员。”
    虽在国外，李全贞一直惦念着实验室的进展。白天为老板做试验，晚上到图书馆为国内的基因诊断试验查资料。国内的进展非常快，不到一年，成型的试剂已有42种，合作医院由十几个发展到60个。何教授每次打电话总是催李全贞回来。
    1996年11月，李全贞回来了，他向原单位提出请求：提前回国，并把关系转到中山医。但原单位一口回绝：“你在国外不回来，我们管不了你，你回来就得留在这里。”李全贞在国内呆了半个月，又去美国了。
    直到1997年春节，何教授传来好消息，在学校领导和国家教委的大力协调下，李全贞的归属问题终於得到了解决。3月李全贞提前结束了在美国的研究工作回到中山医，下飞机的第二天，他就上了班。
    几个月来，李全贞一直忙得团团转。他们的研究所已成了个大企业，有100多人，在全国各地医院建立的分支合作实验室也达到了70个。李全贞不仅要忙科研，忙行政管理，还要忙分支实验室的技术指导和学术讲座。
    “我最怕的是内耗，那是最伤人的。现在我和何教授合作得非常好，可以大展鸿图了。”采访结束时，李全贞对我说。
    
                        “大孩子”能带回来吗？
   
    在海外学人回国的问题上，孩子是困扰因素之一。孩子未上学，回国的决心好下，而孩子一旦上了学，种种顾虑便常令大人在回国问题上举棋不定。所以当颜光美把读初中的儿子、13岁半的颜充带回国的时候，一个北京的同学打电话给他：“你疯了，这样做不是把儿子毁了吗？”
    颜充是在读小学一年级时到美国的。而颜光美却直接把他送进了三年级的教室。“我想总是要回中国去的，怕孩子回国时赶不上国内的进度。所以到美国让他跳一级，回国后可降一级，不至於和同龄人拉下太大的距离。”
    不会英文的颜充，初到美国经历了一段不愉快的时光。由於语言不通，美国孩子骂他傻瓜。颜充憋着一口气，咬着牙赶了两年时间。他的成绩A逐渐多了起来，后来上升到班里第一名。
    因为英语差，颜光美和太太在家里主要辅导颜充英语，没有教他中文。英文成绩提高了，颜充对写方块字也没兴趣了。到了初中，颜充记得并会写的中国字只是他的名字，还把“颜”字写得象两个字似的。当听到要他回国时，颜充的反应非常激烈，他扑到父亲怀里又哭又闹“你没我的经历，没有我的感受。当初我来的时候，这里的孩子骂我傻瓜，我回去后，那边的孩子也会骂我傻瓜，我才不干呢！”
    拗不过父亲，1996年7月颜充还是和母亲一起回来了。通过多方联系他进入了广州市一所重点中学就读。
    颜光美说，“刚回来时，颜充不要说语文，就是英文他也考不过同学。因为他不会中译英。这里学的是国际音标，他学的是美式音标。所有数理化题目，都要妈妈在旁一句句地读给他听，他才能做。做家庭作业读题就读了两个月。”
    为了尽快提高中文水平，颜光美为颜充请了家教、一个小学的特级语文教师。“这个老师真有办法，她居然能让颜充每天学会60个生词。”
    第一次考试，颜充得了一个第七名，一个第二名，自信心一下就有了。一个学期过后，颜充的中文在班里已是中等水平。
    不仅中文成绩赶了上来,颜充在黄皮肤、黑头发的同胞同学中也是“如鱼得水”。在美国读初中时，学校离住家很远，附近又很少有同龄人可交往。同学来访，按照当地习惯要提前两个星期打电话预约，家长允许方可。而在中国，小伙伴真多，“敲敲门就来了。”颜充“很开心”。
    颜充的成功“着陆”，对其他有“大孩子”在海外的归国学人是个鼓舞。两年前就回国的中山医第一附属医院心胸外科主任张希看到颜充的成功，便把在美国读初三的女儿接了回来。记者到中山医采访时，张希的女儿刚回来两个月。记者打电话到张家。他女儿用尚不流利的汉语告诉我，她已能听懂课堂上老师讲的话。
    
                        没有想到的问题
   
    虽说在集体回国之前他们就学校的改革、发展问题讨论多次，但在实际当中还是遇到了一些没想到的问题。
    现任中山医肿瘤研究所所长的曾益新说，有些问题没在“位置”上是体会不到的。比如体制弊端，过去计划经济下国家的科研体制是行政拨款，学校与之配套的是科室体制，上面拨的款是按人头来分配。现在国家的科研体制从80年代引进竞争机制，由行政拨款改为基金制，而学校科室体制还没有变，大锅饭、平均主义还在实行，收入多少并没有与效益、工作量紧密联系起来。要和国家配套就应实行国外较普遍的课题负责人制。谁申请到项目，就应有充分的责权利。但做到这一点阻力相当大。
    任中山医附属第一医院神经科主任的张成告诉我，回国后做试验遇到了设备不齐全的问题，此外国内也缺少一些特殊的试剂，如酶、同位素需要到国外去订购，国内的运输环节衔接的不好，拖得时间很长。试验室实行小生产管理，各自一套，别人碰不得；在收入的分配上不透明等等都是回国后遇到的新问题。
    回国后只想“教教书、搞科研”的凌文华，因学校原来的公共卫生院长辞职而出乎意料地被推到了“院长”位置上。当了院长以后，凌文华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缺钱”。“现在教学经费很少，而办公经费更是一分没有。本科生毕业要求搞个庆祝PARTY，钱没有！学校组织篮球赛，队员要身运动服不过分吧，钱从哪来？”所以在科研中还要拿出相当的精力去搞开发“挣钱”，这是凌文华没有想到的。
    尽管遇到一些新问题，但被采访者多数都感到很有“成就感”。张成说，“科里的同仁劲头很足，我晚上干到多晚，他们也跟着干到多晚。”他们所推行的平等竞争、分配公开、奖励等措施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上上下下已经动起来。人们感到了压力，也有了活力。
    本想在一张白纸上画“最美的图画”的顾军却最没有成就感。顾军在今年2月回来后，被认命为分子医学研究中心主任。而这个两年前就成立的中心除了有一个为科研服务的实验室外，基本上是一个空架子。他来了之后，将实验室与学校的中心实验室合并组织分子医学研究中心。仪器、设备、实验室一解决，最大的问题跟着来了，缺人！
    顾军说，中山医在分子生物科研上的水平、名气在吸引人才上不占优势；如果不能提供较好的条件就引不来较高水平的人，而没有人何谈提高科研水平。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顾军将自己对中山医建设、吸引人才的一套想法打了报告给校领导。但报告迟迟未批，他说等得“心焦”。
    “如果干不成，我为何要回来？但回来了我就不会轻言放弃。”顾军坦言现实和理想之间差距很大，留学人员需要一个调整期。
    在中山医时，听说当年和现任校长黄洁夫一批回来的归国学人有十多位，而今还在学校的只有黄一人。这次集体回来的归国者会不会重蹈复辙？我问颜光美。
    颜光美说，无论从大的环境－－中国的飞快发展和小的环境－－中山医的励精图治，都与黄校长回国时情况不一样。全校改革的呼声很高，在这样的氛围中，归国学人能在管理体制改革和学科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当然，他们自身价值的展现还需要时间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