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雪生
   
                               五人小组的第一次会议
   
    1969年9月至11月之间，整个北京城正处于向三线山区大搬迁的忙乱中。机关干部和大企业职工纷纷变卖自己不多的家当以便轻装赶往几千公里外的荒山野岭及草草建于内陆腹地的无数“五七干校”以便边劳动边自我改造。
    10月的一天早上，阳光灿烂。张葆环骑着他的老爷古董车按例每周一次地来到西单旧书店。远远的，就发现上百号人，大包小包提着挂着，在旧书店前排着长队。排队的人多一半带着眼镜。他选了一位和蔼的长者，上前悄声问道：“请问，您是要卖书吗？”“当然！”长者答后便大方地打开装书的兜子说：“看看吧！”张便毫不客气地翻弄起来，选了几本。买卖交易几乎不用语言。因为，任何私人交易在当时都是严重违法的。尝到了甜头的张开始有选择地询问其他人有无他自己想要的书。之后，连着几个星期，他每天赶到旧书店前守株待兔。谁知道那些收购进的书，哪辈子才能摆出来卖而不被送进造纸厂呢。
    此时的程汉生，则正手忙脚乱地把他仅有的6平方米睡房改造为五人小组的科学研讨会议厅。地址是在北京西四兵马司胡同34号。其实，他的改造工程也并不太复杂，唯一做的事，是把一面墙涂黑做为黑板。
    12月初，冬闲开始，五人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也开始了，由一位同学朗读维纳《控制论》的导言，其它人可以随时插话发表高论。
    这种自由的议论与朗读交叉进行着，几乎持续了四个小时，中间没有休息大家却不觉得疲倦。
   
                              五人小组的“第一节课”
   
    窗外严冬的西北风，一阵阵吹打着门窗，似要破门而入。而“一打三反”运动的展开更是雪上加霜。1970年3月5日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遇罗克走上了刑场，为了他的独立思考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在那个中国科学园地彻底沙漠化的年代，要想维护一片绿洲，就要有非凡的勇气与胆量。韩念国老师正是这片绿洲上可数的几位无畏的灌溉者。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特别为五人小组准备了“测度论”与“集合论”讲义，并亲自传授。使这些自学了几年的中学生们受宠若惊。聆听老师的教诲与解说是他们内心渴望多年的梦想，这比自己钻研不知要快上多少倍。没有一个人马虎，每个人都瞪大眼睛，头脑紧张地思考，企图把眼前现代数学的抽象符号系统与老师深入浅出的解说迅速地连结起来。
    与法国作家都德驰名世界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相比，韩老师给五人小组的“第一节课”则可以说是十年浩劫中发生在中国的最早、最有意义的第一节研究生水平的课。他给年青的中学生们描绘了现代数学的生动图画，把他们带到那高深莫测的研究前沿，鼓励他们破除迷信，开拓前进。
    最使五人小组无比兴奋与震惊的是，韩老师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为结语结束他的“第一节课”。使这个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结语具有了全新的意义。
    平常要一个学期才能完成的两门课，韩老师花了几天就完成了。留下的是学生们自己去消化与融会贯通。根据老师的介绍，他们跑到外文书店，人手一册出版于1965年的英文参考书——巴伯瑞著的《测度与积分》。这本书躺在那里已经3年多而积满了灰尘。
    接下来，五人小组传抄了韩老师的讲义并开始了一系列的课后相互讲解与询问。几个月的冬闲变成了冬忙，自行车穿梭于几家之间，每个人都为其它人的小小发现而惊喜。
    1970年一整年，大家订下的学习任务是消化老师的两本讲义，细读那本主要的测度论参考书，从头开始做吉米多维奇的数学分析习题集。开春后，大家分别返回农村，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春耕大忙，来往信件是维系五人小组活动的唯一方式。
    这一年出版的“中学生”也大多围绕着这本数学分析习题集中的难题展开讨论：有的是围绕着同一问题给出不同的证明，有的是给出某命题一般性的推广，有的是对某一课题作出比较系统的总结分析。
    “中学生”前后共出版了十几期。从第二期开始，取消了刊头，以免引起有关机构不必要的怀疑。只在每页中间底部标上本期号码与本期页码。每次的出版工作由张葆环负责用复写纸手写复印一式五份，然后邮寄各人。除五人小组每人提供稿件外，李万象也提供了一篇数论方面论文。至于文后作者署名，则用汉语拼音为代号，王世林为ws ，王明是wm或m，张葆环是zb或z，钱涛是qt或q，程汉生是hh或h。这是一份相当简陋的数学杂志。但是，它却提供了一个小小的舞台，鼓励每一个人上台表演一番。编辑原则是来稿必登，决不退稿。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太需要同行的赞赏鼓励和个人成就感了。
   
                                求学的风险
   
    70年代初，韩念国老师住在北京西单花枝巷2号。十平方米的一间侧房，双人床占去了一大半。从1970年底到1971年初的冬闲期间，从农村返京渡假的五人小组全体成员经常是晚上7点不请自到地来到韩老师家黏着不走，而他的话匣子一打开，一般四，五个小时就关不上了，任何人也休想插话打断。在这些无数次的寒夜长谈中，韩老师仔细地解释、分析了他给五人小组准备的从大学到研究生的教学大纲，以及有关的参考书。
    这种活动，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随时有可能被扣上“反革命小集团活动”而打入大牢。有一天晚上，五人小组刚刚离开韩老师家，突然有“不速之客”到韩老师家来查访。
    韩老师以他特有的、坦然的微笑来回答那些疑虑加敌意的目光。他的书桌、也就是床上，摊满了英文数学书及杂志，大多是从科学院图书馆借出的近一，二年出版的原装版书刊。即使世界上最聪明的侦探，也不可能从这些抽象的现代数学符号系统中，发现什么反革命“密码”。
    不错，五人小组确实有一次“大逆不道”的前景预测讨论会，这个讨论会与韩老师毫无关系。而后被五人小组称为“龙潭湖会议”的，是在1972年初春的一个早上，五个人绕着北京龙潭湖散步，讨论。这里几乎没有任何游人，春寒料峭，每个人不时还打着冷战。再过几天，又将各自返回农村的家了，大家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前瞻性会议。
    讨论会以王世林与张葆环之间的激烈辩论开场。其他三个人既是观众也是演员。张葆环以他乐观、积极的前景描述拉开辩论的序幕，王世林以其忧郁、冷静的分析不断进行降温。
    在这次讨论会上，他们首先在一个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那就是，中国几千年来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一个时代要想结束，必须以一个人的生命历程结束为标志。很多事情是无法改变的，尤其大学的状况现在不可能改变，它的改变只能是在下一个时代的开始。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所从事的基础科学，例如数学，有用吗？我们能找到出路吗？未来的大学还会有数学系吗？通过多方论证，他们的结论是一个想要现代化的国家，特别是一个想要有强大的国防力量而不挨打的国家，必须要有现代数学。五人小组为他们得到的这个结论兴奋不已，回到龙潭湖畔的钱涛父母家，把多半瓶杜松子酒一饮而尽。
    钱涛幽默地用现代数学语言将五人小组的前景概括为：“成功的集合是零测集，但它确实是可以发生的”。结论是，新时代开始最快是10年之后，最慢应不超过15年。而那个“科学的春天”提早了很多年。它使他们获得了原先根本无法预测的成果，赢得了最宝贵的时间！
    即使在90年代末的今天，当五人小组回想起那个黑暗的年代时，仍然不寒而栗。他们必须感谢程汉生所住的那个平民百姓小院子里的十几家住户，感谢他们以中国人原本特有的良心，从未向有关单位汇报“五人小组”的“异常”活动；他们也格外想念及感谢那大洋彼岸的韩念国老师，他以一个独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无畏的道德勇气与崇高的思想境界，为科学园地上一群乱闯的羔羊指点迷津。
   
                            韩老师的热情从何而来？
   
    五人小组全体成员现在仍能真实地感受到，以熊庆来、程民德为代表的中国老一代数学家、科学家们那跳动的赤子之心。正是熊庆来先生，发现和培养了仅仅因为“出身不好”而未能进入大学的韩念国老师，指导他在校园之外完成大学本科教育，进而得以用自己的考试成绩直接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研究所师从程民德先生，完成硕士学位的学习。而韩老师则用同样的、甚而更加超凡的方式照顾了下一代失学的青年，来回馈他的恩师！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那中国历史的非常时期，韩老师能以无所畏惧的知识分子良心，挺身而出，负担起教育中国下一代的历史责任。
    1974年1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四个现代化”，随之而来的新政也一扫多年的暮气。但在1975年，政治形势再次逆转。“四人帮”发表了臭名昭彰的“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奇文。
    在那最困难的1976年初，也就是将交白卷的张铁生送进大学的“四人帮”最为嚣张得意之时，韩老师仍不断地鼓励每个人：“你们现在在农村劳动，在工厂上工，或者做中学数学老师。但是，20年后你们就会到大学去教数学了。你们是不是伟大的数学家，你们会不会成名成家并不重要。但是，这个国家在20年后总会明白，它需要现代数学，这个事实最为重要。”
    在当时的环境下；任何一个人都有理由把说这话的人看成疯子。但是，韩老师的真诚的期望在五人小组的心底产生了共鸣。正是这种展望，支持着他们多年如一日的奋斗进取。其后的发展证实了韩老师的话。任何人假如有这种20年的洞察力，加上坚持不懈的努力，都会获得成功。这种洞察力不必出于先贤哲人，它需要的仅仅是对历史、社会、科学的真实而朴素的见解，加上不被各种时髦思潮干扰的独立而健康的思考！
    1976年9月中旬的一天，王世林到住在北京火车站附近的韩老师家串门。
    当他急行于那弯弯曲曲的街道时，遇上了刚刚出来散步的韩老师。王世林陪着韩老师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这时，韩老师时而眯起眼睛遥望深蓝的北京天空，时而并不关注地扫视路边的人群。他开始慢慢讲起了概率论专家费勒所描述的用于分析概率的罐子模型。然后，他又像一位历史学家一样历数着1月的悲哀(周恩来逝世)；4月的天安门震撼(天安门4月5日事件)；6月初的朱德意外病逝；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以及近几天的巨星陨落(毛逝世)。这时，他斜着眼睛看着旁边的王世林，非常平静地说：“还剩下三个多月呢，那件大事能不发生吗？”此时的王世林则大吃一惊，原来韩老先生正在与他讨论“四人帮”倒台的日程表呢！这就是韩老师的风格，他在漫不经心之中，证明了比五人小组早先的预测更为精确的中国政治学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