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五人小组在北京的科学之都——中关村聚会。一位同学开玩笑地说：“我们现在在这里开会，10年后我们在芝加哥聚餐”。将近20年过去了。说这话的人现在生活在芝加哥；五位当年的中学生至今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为遥远的博士论文做准备

    中学生现代数学研究小组的成员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处于相当孤立的科研环境中，消息闭塞，也很难了解当代国际数学研究动态。那么，怎么才能不把自己仅仅局限于研读研究生水平的数学专著呢？“文革”中，当五人小组的成员试图与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人员接触时，他们得到的是冷冷的回音：“我们都不搞了，你们还搞什么？”
    在完成了四、五年的大学基础课学习与专著研读后，从事博士论文水平的研究能力训练，就是五人小组的下一个目标。
    在这期间，五人小组成员对历史上一些著名数学定理，尝试给出自己的新的证明，简化复杂的证明，对同一定理寻求多种不同的证明。王明对“朗道不等式”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证明，并发表在“中学生”第九期上。张葆环则补全了未能见到的全部连续统准则的等价性证明，陆续发表在“中学生”第二期到第六期上。程汉生和王世林则找到了一些不同命题之间的关系。程汉生将巴伯瑞著“测度与积分”的第一章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学生”第七到第九期的刊物上。钱涛除了发表了自己对罗素疑难问题的看法外，也着重在数理思维的方法论方面进行总结分析，发表了几篇论文。除此之外，每个人还独立地做了些规模较大的研究工作。
    最早在这方面进行尝试的是钱涛。1970年到1971年之间，钱涛独自研读了一本英文数学研究生的教材。在这本泰勒写的《函数与积分的一般理论》的前几章，作者给出了关于抽象的实数系统的现代公理化处理，但省略了很多细节和大多数证明。钱涛根据书中给出的大纲，在昏暗的小油灯下、乡间的鸡鸣犬吠声中，写成了一篇关于实数系统的公理表述论文，
    给出全部细节与证明。他所做的研究课题本身，并不是前人未做过的博士论文，但是这个研究过程本身，已经是一种博士研究的训练了。
    1973年，中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发表了数论方面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工作。他证明每一个大偶数可以表示为一个素数与至多两个素数乘积的和，即人们常说的“一加二”。这个事实广为中国人所知，是因为1978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作家徐迟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早在1975年到1976年间，王明就深入学习了陈的这篇重要论文，在完全看懂之后，他写了一篇总结论文，把陈的论文提炼为十大数学分析技巧。他做此项工作，也是为了他的博士论文做准备，他希望能在代数整数领域证明这一定理。
    在“四人帮”猖狂的1975年，程汉生钻研鲁宾讼著“非标准分析”，并参加了由申又辰教授领导的翻译班子。在这个教授们组成的班子里，他是唯一的中学生，负责翻译第四章。此书的中文译本在197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探索科学的方法论

    如果认为五人小组的成员是科学的狂热追求者，只愿意把自己关在纯数学的象牙塔里、自得其乐而不问天下事的话，那就完全错了。经过多年的学习与交流，在五人之间逐渐形成一种不用语言的默契，产生出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财富，并希望把它们表达为科学活动的一般方法。
    1973年4月8日，这个一般方法论终于成熟并找到自己的陈述方法。当时的中国政治天空，黑云密布，充满了险象，被称为“批林批孔”的新一轮政治斗争马上就要开场了。在这份由张葆环总结的称为“开讲词”的文件中，作者指出，“近百年来，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努力寻求复兴中华文化的道路，目的是追上迅速前进的现代文明”。“对旧传统的冲击与涤荡已经过去，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尖锐的工业化问题逼迫我们认真对待。”并一反当时阶级与出身决定一切的观念，号召“每一个中国青年都应当有勇气接受这一重大历史挑战”(不分阶级与出身)。为了对应胡适于1919年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八条纲领，作者提出了关于振兴科学精神的八个要点。

                          “创造性”被列为第一点

    中国的传统文化自秦汉以来除南宋时期，虽然不明确反对创造性，但从不鼓励创造性。知识分子的主要工作是熟记先贤的著述，耗费毕生精力的考据与注释。不断有统治者运用“文字狱”残酷地扼杀除了“文化太监”之外所有生机勃勃的知识分子。但是，“对历史而言，我们比先辈们多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这是每一时代都要面临的创造性要求。创造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以往的一切，它是一种继承良好传统的一切而又进行了及时变革的精神活动。”
    
                              寻找科学荒原上的流浪儿

    深入的学习，使五人小组的成员看到，现代科学是如此地庞杂，科学的活动是千千万万人通力合作，而非靠少数人的努力与个别天才人物的贡献。这使他们自然地去寻找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那些中国科学荒原上的流浪儿。
    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包含了强烈自学因素。但自学文史是一回事，自学现代数学与物理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这些不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类智慧结晶，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在无人指导下能完全理解的。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兴起于1967年自学数理的浪潮很快就消失了。“十年浩劫”中产生了新一代文学家，却没有造就整代的数学家。
    五人小组庆幸自己有一个学习团体能相互鼓励与帮助。他们更为珍视自己的机遇，找到了胆大包天的韩老师为指导者。
    到旧书店去检测一些著名数学书的消失率，是程汉生的爱好之一。他由此用统计推断猜出在北京还有几个未被发现的数学爱好者。这种统计推断所获得的结论，后来被证明是惊人的准确。
    1973年秋的一个星期天，王世林、程汉生和张葆环到首都图书馆去查阅一本美国大学物理教科书的中文本。这是一个在本馆阅览的图书室，此书已经被借出！在这个时候，谁能对此书感兴趣呢？席卷全国的“批林批孔”掀起了复古读史的浪潮，科学更变成了无人理睬的孤儿。极大的好奇心驱使他们忘记了礼貌而逐桌搜寻借此书的人。当他们几乎要扫描完整个阅览室时，在一个角落，发现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年青人，面无血色，骨瘦如柴，正津津有味地看这本书，好象已快接近尾声了。三个人挤在一起，坐在这位年青人的对面，开始了有点不太客气的“审问”，但他们很快地就彼此认识了。此人即为高一。在回家的路上，大家决定由张葆环出面与高一联系，以指导他进一步学习，使他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在这之后的六年中，他们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张并循序渐进地借给他英文的数学研究生教材，使他得以自修从一个初中生到达美国大学硕士生的水平。而高一是在一个父亲被整死、母亲被逼疯的破碎的家庭中完成这一自我教育历程的。
    李万象是钱涛的同班同学，用钱涛的话来说，李是位天才的数学家。但是，在1964年到1965年针对学生的“四清”运动中，他被整得精神不正常并因此于文革前休学了。张葆环四处打听李的地址，最后登门拜访他。两人相见甚欢，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病态。原来，他的所作所为被父母理解为精神不正常，但面对懂数学的张葆环，他便完全恢复了一个天才的数学研究者的真面貌。当时李正在试图构造一些数学的概念体系，以解决众所周知的“四色定理”问题。
    王安是张葆环的同学，他们每隔一两个月的会面，变成了对各种问题进行评论分析的促膝长谈。对数学史的分析认识、对传统的把学生训练成解题机器的教学方法提出批评，是他们经常的话题。而王安也是张葆环写的任何东西的第一位批判的审查者。当时，在北京工业大学给工农兵学员授课的王安的哥哥，常常笑称他们为“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数学史”的怪胎。
    戴唯是程汉生的朋友，他把戴介绍给张葆环。因为张呆在北京，有较多的时间与同在北京的戴交往。戴是一个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念书的人。他继承了父亲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良习惯，并在几乎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完成了相当于大学数学硕士的课程。
    陈新是游离于五人小组之外、而直接从师于韩念国老师的一位高干子弟中学生。他与王世林一见如故。他们曾经在一起多次认真研讨了多变量微积分的现代陈述。窗外是高音喇叭传出的“批林批孔”吼叫，窗内是心平气和的数学分析讲演，时而是复杂的数学推导之间的片刻沉静。在“老三届”中学生们热衷于从政从军的近十年的热潮中，陈新却选择了科学做为生活归宿，至今未曾后悔。
    在五人小组所联系的中学生中，于小康和李维华是两位女性。出身高干的于小康并没有追随她的门当户对的伙伴，却走上了科学的独木桥。她对现代数理逻辑情有独钟。在1978年未经上大学而直接考入科学院计算所研究生后，又再接再励于1980年申请到美国研究生院的奖学金赴美深造。她在取得博士学位后从事数理逻辑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她成功地扮演了妻子、三个孩子的母亲与数学家的角色。李维华也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与两个可爱的孩子。她在获得生化博士学位后，在国家研究基金的资助下，从事生化科学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她大概比所有的数学同伴们更有远见，明了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而不再是电脑的世纪。
   
                          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是五人小组的简单信条。
    程汉生所在的深山沟，没有文化人。由于他在劳动方面的积极表现赢得了当地老乡们好感。这些没文化的农民其实非常聪明，他们认为，让这个“大学生”整天干体力活儿简直是大材小用。他们决定让“大学生”回到他的老本行。这样，程汉生变成了数学代课老师。他还积极参与教材改革，在参加县教改会议上，认识了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郝炳新，从而结识了成为他多年恩师的王世强教授。
    相比之下，王明没有那么幸运。在辛辛苦苦干了三年多农活后，他被选送进山西忻县水暖器材厂当工人。这也是得之不易的机会，只有在村中劳动表现优秀的人才有可能被选上。工厂的劳动比农活更累也更危险，王明的工作是将厚铁板烧红，弯曲，打眼，锻模，等等，基本上都是手工。
    张葆环在1971年8月被分配到北京西城汽车修理厂当工人。在露天用草绳打包装，一做就是五个月；然后，在冻土上挖沟，一个月后，进车间担任铁工，几十斤重的大铁锤一抡
    就是几个小时。接下是三个月水管工、六个月仓库保管外加骑三轮车采购，六个月出纳，之后是成本会计。
    王世林因病回京于1974年被分配到北京椿树整流器厂，在组装车间当组装钳工。这个工厂生产工业用大型整流器和中频电源。不久，他就对复杂的安装工作得心应手，连续两年被评为厂级先进生产者。然后，他被提升任大线组组长，领导八个工人。1984年获中国电影百花奖的电影演员盖克还当过他的徒弟。
    钱涛在村里干农活时，他的数学才能远近驰名。附近赵庄学校的武校长喜数学，爱人才，听说上池家庄有一位擅长数学的插队生便传话邀钱涛到赵庄学校教数学。钱涛一天下午来赵庄拜见武校长。为试探对方有无真才实学，武校长出了个数学题：一百个和尚吃一百个馍馍，大和尚一人吃三个，小和尚三人吃一个，中和尚一人吃一个，问大中小和尚各几个？钱涛马上对答：“我可能不能立即回答您的问题。”并继续与武校长聊天，谁说一心不可二用，半小时后结束谈话时，钱涛说：“我已找到您的问题的答案了，这是不定方程问题，有多组解，小和尚人数是大和尚的三倍，中和尚人数能被四整除，共有26组不同的解。”在任教期间，他教的班得到全公社数学竞赛集体第一名。此后，他还主持了全县数学进修班。
    十年浩劫中，工厂生产会因电力不足而停工，生产流程安排也不会十分严谨。没事时，工人们会聊天，打扑克。王世林则抓紧空余时间读高尔写的《点集拓扑》。不懂洋文的工人们，还觉得他不错，能抓紧时间学习。倒是厂里的个别大学生，斜眼儿瞄一下，说些风凉话，
    让人感叹。张葆环所在的工厂，文盲很多。老师傅们和党的书记们对他没事抓本《抽象代数》或洋文书看得津津有味，从未批评过他，毕竟他在体力劳动时表现突出；脑力劳动时，又把复杂的帐目搞得清清楚楚。假如五人小组生活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大概就难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猖狂”地读洋文书了。
   
                          抓住恢复高考带来的新机遇

    1977年8月，重返领导职务的邓小平有一个重要讲话，他提到了恢复高考。这个消息不胫而走。
    五人小组从他们走上自学道路的第一天，就已经把自己放在大学之外，不对当时的大学教育抱任何幻想。抱着游戏的态度，钱涛曾于赵庄任教后期与张铁生同时参加了在不同地点举行的高考。一位在县里评阅考卷、素知钱涛数学能力的高中老师说：“这些题目对钱涛来讲象用刀切豆腐一样。”结果，张铁生以白卷考取，扬名全国；钱涛用了四分之一时间、没有任何错误地答完了全部试题，然而名落孙山。高考变成了“四人帮”政治斗争的战场，学习再好但无“政治背景”是不可能进大学的。
    但是，1977年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五人小组必须作出迅速、灵活的反应。仍在山西县城工作的王明和钱涛於9月底请假返京，与五人小组其他人聚会，议论形势，作出决策。
    此时的钱涛已精疲力竭，9年的坎坷正接近磨灭了他所有的锐气。当他去看望韩老师时，心灰意懒地说，他不报考研究生了。韩老师一改平时低沉的语调，高声说道：“这次，正是要招你们这种人，你们不考，谁考？”钱涛第一次面对老师如此严肃的神情，低下了头。韩老师接着说：“拿破伦说，‘个人不能创造历史机会；但当机会到来时不去抓住，才是懦夫！’成为懦夫，是无法原谅的错误！”
    1977年10月初，五人召开“天坛会议”，第一次公开召集他们在北京所能发现并联系多年的另外8位自学现代数学的中学生们，一起聚会。
    会上，张葆环代表五人小组发表了近两个小时的讲演。通过几个小时的讨论，大家决定先努力复习中学功课，以应付12月初的高考。然后于1978年初开始进行研究生考试准备。
    1978年3、4月间，参加天坛聚会的五人小组全体成员及其他大多数成员考入了大学，成为中国著名的、在十年浩劫后第一次经过高考入学的77级的一员。仅有少数人愿意直攻研究生考试而未参加高考。
    在五人小组成员张葆环和程汉生带动、示范下，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的77级组织了众多的小型学术讨论班，一人主讲、众人发难提问的探讨精神，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发展着。
    1978年3月，已考入山西大学数学系的钱涛向系里提出要报考北京大学研究生。系领导难以相信，一个落户于农村近十年的中学生可以跃过大学、一下进入北京大学研究生的行列，便特意为钱涛安排了一次资格考试：两个教师监考一个学生。钱涛以其优秀成绩取得了参加研究生招考的报名权，并一举考取了北大研究生，拜师于著名数学家程民德、邓东皋门下，学习多元调和分析。
    1978年7月，五人小组中的钱涛、程汉生、王明，分别考上北大、北师大、南开大学的数学系研究生。为了庆祝这一连串大喜事，7月30日的晚上，五人小组全体成员邀请他们的恩师韩念国，到北京东单的蜀湘餐厅欢聚，并到附近的崇光摄影馆合影留念。
    这是一个充满了愉快气氛的“庆功会”。大家已经好久没有在一起这样痛痛快快大吃一顿了。一阵海阔天空之后，利用谈话间隙的沉静，韩老师话锋一转，说道：“你们考虑没考虑出国留学的可能性？”
    第二年，当王世林以总分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成为北京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时，走出封闭了30多年的中国，是他此时的最紧迫目标。
    1981年，钱涛获得了硕士学位，王明也于1981年从南开大学数学系获得硕士学位，并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他的硕士论文得到国内数学家的高度评价，并发表在国内最好的数学杂志《数学学报》上。王世林在1982年得到硕士学位后，担任清华大学助教，在应用数学系和计算机系讲授多门课程，被他的学生评定为“特别好的老师”。
    跟随北师大著名数理逻辑与抽象代数专家王世强的程汉生，在完成逻辑方面的学位论文后，很快调入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参与筹建“中国现场统计会”，是会刊《数理统计与管理》的创办人与第一任责任主编。这本发行十万份的杂志，是中国第一个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工业管理的刊物。他走遍了国内大中企业，推广科学管理。
   
                           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留学生

    1979年，中国的形势在迅速的变化，一贯不断预测并长于预测的五人小组，开始觉得目不暇接了。出国的大门静悄悄地打开了，韩老师在1978年7月30日“庆功宴”上提到的“留美”，好像并不是“天方夜谭”。
    当张葆环在1981年9月5日从北京机场登机赴美时，身上仅有30块美金。那是当时的中国政府所能允许兑换的最大数量。他的英文程度使他还不会用英语讲“早安”！但是，他的脑子里却熟记了几百个英文数学单字，那是他使用了近十年的。
    王明是在1982年到达印第安那大学的，是大陆学人在此校的先行者之一。他发现海外的中国学生有良好的互助组织，但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尚处於边缘状态，不知应从何方获得帮助。具有多年组织经验的王明，立即挑起了这个重担，联络不多的大陆学人，相互通气，举办轻松聚会，人们既可以找老朋友聊天，又可以结新友。每有新生到，王明最忙，接机，找房子，导游，介绍情况，引荐，不亦乐乎。他还提议创办了留学生通讯，使大家有个舞文弄墨的地方，新生也可从中了解很多情况。主要由于王明的努力与热诚，印第安那大学的大陆学人终于在1983年成立了联谊会。王明的杰出表现也使他当选为1984年度的主席。他离校多年后，校友们还长途驱车聚会，为他庆祝生日。他于1985年离校，追随他的导师到德国继续学业。离校前，他还协助五、六位大陆数学专业的同仁申请来美。王世林和程汉生就是在他的引荐下进入印第安那大学数学系。
   
                           博士学位不是最终目标

    在五人小组中，钱涛是最先于1984年获得北京大学数学博士的，大概也是中国第一位未经大学正统教育而获得数学博士的。他的博士学位研究工作，由于成果重要而丰硕，特以九篇论文形式发表。其中三篇发表在中国顶尖杂志《中国科学》与《科学通报》上，它们代表着中国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工作。其余六篇则发表在《数学学报》及《数学年刊》等中国一流数学杂志上。钱涛并因此而获第一届国家科学进步奖。
    钱涛杰出的研究工作，引起了国内外很多研究机构和大学的注意。1986年，澳大利亚科学院聘请钱涛作为博士后研究员，赴澳大利亚进行理论数学的研究。在理论数学领域里，没有教学职责的纯研究位置在世界上屈指可数。只有最优秀的数学人才，才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在澳大利亚科学院工作两年后，他又被澳大利亚科学委员会聘为国家级博士后研究员，并从1992年起，任教于新英格兰大学。
    乐于书斋生活的钱涛，比五人小组其它人更像一个浪迹天涯的数学诗人。自从1986年他走出国门、参与国际上的数学研究活动以来，他已走过十几个国家与几十位各国数学家们共同研究、发表了40余篇数学论文，并五次成为特邀发言人，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报告他的研究成果。他继续发扬着五人小组时代的基本精神，用他自己的研究经费为十几位包括来自中国的学者安排到澳大利亚进行合作研究，在中国学者中包括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的龙瑞麟等。
    从1981年开始，五人小组的其它成员陆续以完全自费方式或取得美方助教助研半工半读方式来到美国，并先后在数学的各个专业领域取得数学博士。
    现在，五人小组的成员，均已有了稳定的工作，有自己爱好的研究领域和工作领域，买了房子，安居下来，并着眼于下一代教育。钱涛定居在澳大利亚；王明任教于纽约州；程汉生在芝加哥做统计工作；张葆环和王世林生活在加州的阳光下，从事电脑软体开发工作。但是开拓的个性并没有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而削弱，视野的扩展并没有使他们迷失方向，不知所措。他们的视线正在寻找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