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命运令5人各奔东西
   
     正当五人小组的中学生们沉浸在抽象数学方程式中苦中作乐时，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掀起了“上山下乡”的高潮，这个运动把他们中的四人搬到了农村。王明，王世林，钱涛分别于当月22日、24日、28日去了山西省阳高、山阴和汾阳。程汉生则于1969年1月，落户于京城远郊怀柔山区。值得一提的是，1968年12月25日，当时最具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还发表文章论述这一插队问题，声称“愿不愿上山下乡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这种说法，给当时的中学生们造成了强大精神压力。在北京，除了极特别诸如身体有病具有免修体育资格者外，无人幸免插队的命运。
     插队生活绝非当时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充满了诗情画意。从1968年12月到1969年2月，近3个月之中，北京火车站每日送别亲人的震天哭声困扰着整个京城，也牵动着千千万万父母的心。那嚎啕哭声绝不单单表达了人们离别的悲情。它宣示着，年青一代从此被抛入中国社会最贫穷、最艰难的生活底层。除了少数人仍带有那暂时的“豪情”外，每个人心里都明白，他们是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当农民的生活，对那些来自城市的十几岁孩子真是一场恶梦。中国农村，基本上还停留在上千年前依靠体力的原始状态。每日十几个小时干下来，知青们累得几乎没力气吃饭，只想躺下睡觉。
     “五人小组”的中学生们开始了大同小异的插队生活。
     程汉生落户的怀柔县奇峰茶公社鱼水洞大队骆驼山小队，海拔几千米，深山区，天寒人稀。从北京出发，长途汽车100里到县城，再100里山路到公社，还要步行爬山8里。山间小路仅一尺宽，有些地段，一边是几百米的悬崖，一边是什么也抓不住的石壁，走一路下来，紧张得出一身冷汗。陡峭的小路不能行车，也不能挑，什么都靠背，烧的每一捆柴，喝的每一杯水，从巴掌大的山崖地里收的每一个玉米棒子，全是背回来的。山区没有煤，仅有不多的柴。冬天一到，屋顶是霜，屋里是冰，晚上睡觉要戴帽子。这就是程汉生的家。
     山西雁北山区，是王明落户牧羊的家。这个位于阳高县下深井公社的下堡大队，距县城70里，不通汽车，没电。这个地区，每口井至少8丈深，吃水用水都靠双手与麻绳一尺一尺提上来。主食为小米，白面一年不到10斤，猪肉一年不到1斤。除了牧羊，他也经常被派为民工，一干就是半年，修建从大同到某地的战略公路。抱着四、五十斤重的大锤，在山岩上凿炮眼，然后装炸药，点火，开山，真可谓人与山搏。有一天，一位民工为赶进度，提早点火，就在距他几十公尺处，另一位民工当场被砸死。那是一个日日夜夜都紧崩着神经的日子啊！
     与王明几百里之遥的西南方，山阴县山阴城公社羊圈铺大队则是王世林的家，距县城45里，交通工具是“两条腿”，同样没电。这里主食为玉米，白面一年七、八斤。每年队里年终杀猪时才能分到一点儿猪肉。有件小事，王世林始终无法忘怀。那天，几十个人一字排开锄草。突然，一个农民高兴得大叫起来：“哈哈，看来我这个人还真是有点儿小福气的！”说着，他弯腰从地上拾起一个生蚕豆，在身上擦了擦，抹掉泥土，放在嘴里，细细地品尝，那神情极象一个抓到了价值几百万元彩票的幸运儿。
     终日不停的重体力劳作，营养不良，无卫生可言，王世林病了。农村从来都是缺医少药，老百姓有病，都是躺在床上忍着过日子。王世林也不例外。但是，一连两个星期高烧39度不退，肝部剧疼，在同伴的催促下，他坐上队里拉煤的马车，进县城看病。医生检查结果，肝大二指，转胺酶600，TTT16，病人随时有肝昏迷以至死亡的危险，需要马上住院治疗。但是，县城无此条件，王世林只能重回自己的村子。此时，连马车也没了，只能忍着肝部剧疼步行回村。路上，还要涉水过齐腰深的桑干河；他走一段，就得躺在路边沙地上歇一会儿。望着阴沉的天空，他心想，“红军长征时，也不过如此吧！”。45里的路，足足走了8个小时。
   
                   数字依然是他们生活的支点
   
     钱涛被分到山西吕粱山余脉的汾阳峪道河公社。
     评工分时，身体瘦弱的钱涛与一位身体有残缺的知青被评为九分半，其他四位身体强
    壮的同学被评为十分半。知道自己不比任何人差的钱涛没有说也无法为自己说任何话。两个月后重评工分时，几个老乡议论道：“钱涛虽不像那四位人高马大，但所做一点也不比他们少。”他被改评为十分半。插队6年，钱涛干过的活包括：大田作业、菜园耕耘、牧羊、赤脚医生、小学教员以及县钻井队电测员。
     种菜自然离不开掏大粪，钱涛已是内行人。1965年在北京上高二时就干过了。放羊的工作，他自称干得不理想。这不是一件机械的工作，可以边干边想数学。放羊时需要随时观察羊群的活动并加以引导。习惯于在工作时思考数学问题的钱涛发现，如果自己不想数学，在融融的温暖阳光下往往抵御不了难以抗拒的睡意。很快地，他被解雇了。
     出身于医生世家的钱涛，曾在下乡前学过针灸。乡亲们认为他“门里出身，自带三分”，选他当“赤脚医生”。干了一年，他辞去了这个工作，回到大田作业。原因之一是他发现自己在利用治疗空余时间看数学、想数学，不属职责范围；此外，他自知缺乏正式医务训练并对医学无兴趣，他不愿误人病痛，造成医疗事故。
     已经发表的知青文学的报道，大多谈到当时艰苦的生活对年青一代的磨难和青春的浪费，却忽略了插队生活给予了中学生们相当自由的环境，而有别于当时的大学生们和去了“兵团”的伙伴们所处的严格控制下的思想环境。农民们根本不关心这些毛头小伙子们手中抱的古典文学巨著与数学大师的经典名著。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中学生宁肯插队当农民，过苦日子，也不去“兵团”作“国家职工”挣工资、吃白面馒头。
     钱涛在很长时间边干体力劳动边研读数学。在数学的基本训练期间，他通常是每天清早上工前抄下十道吉米多维齐数学分析习题，在“汗滴禾下土”的时候埋头苦思，晚上下工回来时都已获得了解答。吃完晚饭后，再在昏暗的小油灯下验证白天的抽象思考，把每道题的解答腾写在习题本上。而在数学的深入研究阶段，他采用少而精的办法。经常不用拿书本而思考数学问题，推敲著名数学家的论证。在“五人小组”后来编印的“中学生”第13期上，发表了他对阿尔采拉定理的证明。文中生动地记录了他从早上吃饭时看到这个问题，到中午吃饭时已找到了证明的过程。
   
                         “五人小组”水到渠成
   
     当时，每隔一两个月的四、五页来往信件，是维系四处分散的中学生们的唯一媒介。盼收学友的来信成了他们生活中很大的希望和乐趣。在当时，插队的伙伴们有的完全放弃了读任何书，有的只沉迷于轻松的文学著作，周围很难发现志同道合、对抽象数学与理论物理有兴趣的伙伴。而学习中自然产生的大量问题从何而解呢？即使最聪明的人，对现代数学也不是一看就可以明白的。这是每一个自学现代数学的人都面临的共同的难题。
     在那个“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只有掌握现代科学与技术的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的信念，在他们之间产生了强烈共鸣，促使他们走到一起；以过去几年在北京的经验，他们深知集体的力量对于促进学术活动发展的积极意义。于是这些分散的爱好数学的中学生们要成立中学生现代数学研究小组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创办一个刊物是维系一个有共同兴趣的团体的灵魂工作。1969年6月初，程汉生从乡下回到北京度假。他一方面找韩念国老师补习数学分析的某些难点，一边几乎每天与张葆环进行探讨。他们的想法最后凝聚为一个点：办一份中学生们自己的刊物。
     鉴于大家都是中学生，不会有机会上大学，并均希望成为未来的科学栋梁，以完成科学上的传薪任务，用“中学生”命名自己的刊物是再合适不过了。可是发刊词呢？希望有别于当时流行的长篇大论与空话，又能表达自己年少志狂的心境，于是欧洲文艺复兴初期的哲学家培根的一段话被选中：“我们是富于创造性的，因为我们一无所知”被选中。这可能是最短的民刊发刊词了，而且并没有自己的话。这种简单的“拿来主义”做法，表达了五人小组对当时文风的态度。
     稿件则是刊物的真正本体。程汉生自告奋勇提供两篇稿件。第一篇“实变函数论与数学分析”，他试图通过此文论证现代数学是根植于经典数学，我们必须重新回到经典数学，真正了解它的本质与技巧。他向张葆环借了吉林大学江泽坚写的《实变分析》，花了两个星期日夜攻读而完成此文。第二篇是美国著名数学家哈尔莫斯于60年代出版的英文教材《朴素集合论》第一章的译稿。因为集合论是现代数学陈述的基石，他们选此题材是希望大家立足于现代数学，不要只拘泥于古老的数学问题而对现代数学一无所知。强调基础、展望现代的
     《中学生》第一期，为这个小组未来的发展方向谱下了基调。
     《中学生》第一期由张葆环以寄信方式附带一封详细的纲要性的说明信于1969年7月底分发给正在农村插队当农民的王明、王世林和钱涛，并立即得到他们的欢呼响应。大家商定这年秋收过后的冬闲请假返京聚会。（待续·小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