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中强
    
     采访赵勇，仿佛是在和一个老北京人聊家常，京腔京味，平和自然。接受采访时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作为在北京长大的……”
     赵勇属狗，今年41岁，不过看上去显得年轻的多，再加上一身公司职员的打扮，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活像一个正春风得意的白领小伙子。但是他这间位于长安俱乐部楼上宽大豪华的办公室、窗外长安街对面的北京饭店，分明在提醒我们，他就是这个建在北京最金贵地段的高档俱乐部的主人，而且还是丽苑公寓和七八家公司的总经理，他的家族在北京可变现资产有20多个亿，这还不包括饱含他母亲陈丽华女士数十年心血的中国紫檀博物馆，以及其中上千件难以用金钱计算的紫檀珍品。
    
                             打通金宝街 救活王府井

     赵先生谈吐不像许多老北京人那样海阔天空，语言甚至显得有些木讷。他正是这样平和道来下一个北京和他都会“双赢”的更大项目打通金宝街：“王府井是很有名的一条街，但它的交通限制了它的发展，现在是出不来进不去，开车去你都不知往哪儿停车。”
     “王府井金鱼胡同是个丁字路口，我们准备把它向东打通一直到雅宝路。这条新路将取名为金宝街，有40米宽、730米长。两侧的开发改造全由我们做。光修路就准备投资6个亿，两侧开发费用则是这个数目的6倍。东城区和市里两级政府都非常支持，目前立项规划都批准了，计划五、六月份开工。”
     对于这个被称作“打通金宝街，救活王府井”的超级房地产项目，赵勇似乎更看中它的意义：“金宝街在我们房地产项目中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房地产项目，实际上它结合了北京的危房改造、城市改造，或者叫基础设施改造。”
     “这事儿就像当初建中国紫檀博物馆一样，怎么把国家的利益需求和外商的投资需求结合起来。我是先听到政府有这个想法，而且有这个困难，现在又打不通，这时我们积极介入，将来把它建成了，就会形成双赢。”
    
                             赵勇的老北京情结

     “作为在北京长大的人，我很愿意为北京做点事，像长安俱乐部，当时北京没有这种设施，需要这个，丽苑公寓也是这样。打通金宝街，政府比我着急，多少年都没有力量打通它，修完之后政治意义要大过我的意义。现在我来做这件事情，多少年之后看，我确实为北京做了一个贡献。我也很得意呀！你要说到南京打一条路，我没有什么感觉，在北京，我有光荣感、自豪感，感觉舒服一点。”
     开发金宝街的设想其实已经有20多年了，为了王府井的改造，在彭真当市长时就考虑打通这条街，当时因为拆迁量很大，所需资金太多，而且王府井的改造还不是那么迫切，所以这一设想一直未能得以实现。随着时代的变迁，王府井人流、车流的压力越来越大，已经不堪重负了。
     赵勇是北京市和东城区政协委员，在一次政协会上，他听到政协委员们讲打通金宝街对王府井交通的意义，说打通了就能救活王府井。正是这句话，再一次激发了赵先生的投资热情：“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项目可以做，政府的需求就是我们外商的一个引导啊。于是我开始跟东城区政府谈，因为我在东城区的项目比较成功，他们一听我要干，很支持我。事情很快就定了下来，1998年在香港正式签约。这一年多就搞规划设计，规划我们搞了五次，都是市长亲自过问、亲自开协调会，因为这个项目在市中心，影响比较大。”
     正所谓在商言商，赵勇并不像他母亲那样，专心致志地在紫檀家具厂创作着她的紫檀非卖品。北京的商海，是赵勇驰骋的疆场。对于金宝街项目，赵勇之所以敢于不采取通行的政府先修路、开发商再盖房的做法，而是率先投进几个亿搞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十分看好它的升值潜力：“作为投资方，我们获得了两侧的开发权等优惠政策。这样在算账上，首先我们是不会赔钱了，如果运作比较成功，应该是可以获利的。”
     赵勇认为，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久将加入WTO以及北京极有可能在2008年成功申办奥运会，都是他投资金宝街的大好时机：“一个是加入世贸后，外商来中国特别是来首都北京比以前要多；另外来的外商的结构也和以前不一样，更多的会是一些更大的、在国外更成功的公司，合作合资的档次会提高；2008奥运会申办成功，北京的发展也会达到一个高潮。而且北京政策法规越来越完善，在政策上应该说风险还是比较小的。”
    对于这个光拆迁量就要达到近4000户、规划两侧将近40万平米、总投资要三、四十亿人民币的项目，他充满了信心。赵勇先生是这样规划着金宝街的未来：“路两边的发展得符合北京发展的大格局，我觉着搞商业街或是住宅小区都不合适。我现在的思路是以外资商住、办公还有一些酒店为主。沿街可能搞些证券交易所、精品商店、中国特色商品或是国外产品的展览馆等。内侧有一些中高档的住宅，包括北京特有的四合院。现在我已经搞了一片四合院，有20多个，有老外住进中国四合院。”看来，赵勇的老北京情结还在继续延伸着。
    
                             他们不是贵族

     事实上，赵勇先生在北京已经存在的投资项目，几乎无一不是极有特点而且颇为成功的。
     他在北京投资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总投资将近5000万美金的长安俱乐部。赵勇回忆说：“记得刚开放时，外商住在酒店里，晚上没有什么地方去玩，七点钟都关门了。当时，政府想让我们把这儿搞成个外商晚上来休闲、娱乐的地方。等我们快干时形势发生了变化，这种活动场所已经很多了。于是我们就到国外考察，在国内调查，最后觉得北京更需要比较高档的商务会所。”
     会员制的商务会所——长安俱乐部就这样在1994年落成了。目前已经拥有了800多个会员，基本上都是外商和国内比较成功的商人：“开始还真有点压力，社会上说我们是贵族俱乐部，还有人批评说不为大众服务。其实这种东西在国外相当普遍，外商的需求，就是北京改革开放的需求，也就是我们投资的方向，是为国家投资环境的一个完善。现在回过头来看，投资确要有个前瞻性，长安还是比较成功的，已经被社会所公认。”说到这，赵先生脸上浮现出历尽沧桑的表情。
     “像最近我们搞的一些金融讲座、房地产讲座，对那些投资商受益特别大。投资商、成功人士在我这能够互相联络，互相沟通。我觉得‘贵族’这个概念会给人误解，来的都是成功人士，他们不是贵族，他们都是靠自己的本事、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取得了现有的成功。‘高级商务会所’，这种解释可能比较准确。”
     赵勇说：“长安俱乐部在装修上、服务上、管理上肯定是一流的。我们请的是专业管理公司，和世界上一百多家会所联网，采用国际化管理标准。我们的项目很多，包括有室内网球场、保龄球、健身房、健美房、棋牌室、游泳池、男女桑拿、桌球、乒乓球、壁球，还有中餐、西餐、日餐、酒吧、图书室等，硬件在北京可以说是最齐全的。”
    长安俱乐部还经常举行各种讲课和比赛，保龄球网球比赛甚至拿过北京市会所中第一名，此外还有游泳课、美容课、健美操训练课、陶瓷制作课等等。“这些活动把会员结合起来，他们在结合中互相认识，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交流，做了很多项目，从中受益。”赵勇为他所起到的商务桥梁作用而兴奋不已：“促成他们生意的成功，这就是我们商务会所不可替代的功能啊。”
    
                              两个感觉都找到了

     位于王府井闹市的丽苑公寓，是赵先生投资北京的第二个别具一格的项目。赵勇认为“甚至比长安还要成功。”“丽苑是个服务式公寓，当时有人建议搞酒店，我做了大量调查，也听取专业公司的意见，认定在北京服务式公寓比较受欢迎。现在，这种服务式公寓中我们已经比较有名气。出租率每天都在提高，今年内应该可以达到90%以上。”赵先生说。
     所谓服务式公寓，是介于酒店和公寓之间的一种形式。来北京的一些外国人，他们住公寓但没有时间收拾房间，有时又不愿意自己做饭；住饭店更是匆匆过客，找不到回家的感觉，赵勇的丽苑服务式公寓正好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赵勇介绍他的丽苑说：“公寓里有客厅和卧室，还有厨房、卫生间，酒店所有的服务比如收拾房间、洗床单衣服、送餐服务等等，我们都有。但是又像回到家一样。两个感觉都找到了，同时档次又比较高。用一句话说，是公寓式的结构，酒店式的服务。现在盖居民房时，也开始有人把这个概念往里面装。”
    丽苑的价位和服务都是五星级的，但费用只是酒店的60%。赵勇对他这种相对超前的形式=前景十分看好：“对常住酒店的人，少花一半的钱而服务什么也没减少，还有回家的感觉。这种形式我觉得在北京可能会发展得越来越多。”
    
                             实际上我上了一当
    

    当然，赵勇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刚来北京时，他投资搞过一个高科技项目：电子式电度表：“实际上我是上了一当。咱们国家当时使用的都是感应式电表，我从国外引进了电子式的，投资二十万美金找人开发，请了电表厂技术人员。我给他们提供住的地方，提供设备，提供出国去考察，因为我不懂，挺相信他们。”
    “产品开发完了，全国我第一个做出来了电子式电度表。可惜我经验不足，在专利申请、配套监督人员方面做得不够，结果他们来了个总辞职。人一走，我就什么都没有了，设备也荒废在那里。他们走后，马上申请一个专利自己生产，当个体户并且干得还挺好。
    赵勇从这件事中也汲取了教训：“现在我什么事都亲历亲为，没有亲历亲为的事我不做。”并且将此运用到了他的长安俱乐部、丽苑公寓、紫檀博物馆和家具厂，以及集团所有的公司：房地产公司、物业管理公司、装饰公司、机电安装公司、民航服务公司、酒店管理公司。
    
                             北京市短跑冠军
    

    赵勇是北京大学经济专业的毕业生，在中学时曾获过北京市短跑冠军，破了北京市的短跑纪录。如今，他又在北京的商界成功人士中，跑在了前面，使他的家族企业不断膨胀壮大。这一切，他觉得首先得益于他是一个北京人：“实际上我没把我看成是港澳企业家，我是在北京长大的，我是觉得来北京投资，对当地的了解、适应程度会更快些。国外一些企业家来北京投资也有不成功的，可能是对北京了解不深入，也不适应。”
    赵先生办事快，决断快，有时一个很大的项目，谈10分钟就会定下来，这点在他的集团中几乎人人知晓。他敢于拍板，敢于在北京最黄金的地段投大资，并且别出心裁，除了他的“北京情结”以及性格使然外，还得益于什么呢？“一个是我对国内的时事政治比较关心，包括新闻、报纸我都是必看的。进入政协后，跟政府接触多了，对政府的了解也多了，对政府的投资导向以及项目接触多，也便于我能够抓住这些机会。作为一个企业家，项目定向上可能失败，政策上不要失败。你干的事要符合国家的政策，这样我们投资的风险实际上减少了。我经常跟来北京的外商说，你来北京不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要干国内比较支持的项目，”
    “再一个是家庭的影响，我母亲常说，做出一些事情是要负责任的，做每一件事要把自己和社会、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才能受益。像我母亲搞的紫檀博物馆，不管她怎么想，但最终她是做了一件有益于民族文化的事业，将来回过头来看，觉得自己做的不是那么低级。单纯一个赚钱的项目，尤其是我在北京长大的，不一定就喜欢。现在一个项目拿过来后，我都会自然地从几方面的利益去考虑。”
    “广交朋友，一些档次比较高的朋友也给了一些提示、指导。我身边的高级顾问也很多，我比较爱请教，爱听他们的意见。这对我的判断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还有机遇，像长安这个地方，要是现在盖的话，根本就没我们的份。当时没有人干，找不着人投资，是希望我们来干。那时还没有外商投资房地产呢，人觉得挺新鲜的。能达到什么效果，外商有什么政策，当时都不明朗，是有点风险。但我们对各方面利弊分析理解得比较透，所以抓住了投资机会。”
    
                             不愿像个土财主似的到处吹牛
     

    毫无疑问赵勇是成功的，他正在展开的金宝街项目，可能会给他的家族企业带来更大的利益。但采访他时却几乎感觉不到他成功的喜悦，他甚至觉得“高处不胜寒”。赵勇是这样描述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态：“我觉得成功是自己的辛苦，来之不易，而且也只是阶段性成功，每次成功又是我更紧张的时候。像长安俱乐部的成功意味着我加入了国际竞争的行列；像丽苑公寓同行都说我们最好，但我听了更不能停滞不前，我现在正在改造它，要发展成智能化大厦，网络化大厦，要把我的高科技往楼里装。”
    “每次成功使我觉着压力越来越大，盖了个大楼，像个土财主似的到处吹牛，我从来不愿这样。越成功我心里越压力大，觉着成功只是高起点的开始。”
    赵勇计划到明年“五·一”将金宝街道路修好，用五、六年时间将两侧开发建完。届时，北京人通过宽敞的金宝街去王府井，或许会想起这位开发商——满族正黄旗那拉氏后裔，或许也会想起他说的那句话：“那是祖上的事，跟我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