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广，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总经理。“贝”——古时候的钱，“贝多广”就是钱又多又广。贝多广飞快地调侃自己的名字，表情有趣。去年底，他操作的宝钢上市做得不错。超大盘子的宝钢在A股市场登陆，18.77亿股的总发行股本，26.02倍超额认购，融资78.64亿元，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创了三项记录：总股本最大，流通股本最大，一次性筹资额最多。
这又一次印证了他在八年前，为自己的前程做的一纸推断，添上了一个大大的筹码。那个贝多广在八年前做出的推断说起来干脆简单，只有四个字：“股”比“债”好。

十年学问一朝债

在第一次接触“债”之前，贝多广在学校里做了十年的学问。
在上海财大读完本科，硕士的贝多广被学校认定是可用之材。虽然他此时一心想着把学问一口气做完，要去人大念博士，但是上海财大还是对他表示了“挽救”的态度：校方每月给他40块钱工资，教师待遇，工资一发三年，支持他去人大念博士，不过仍然希望他学成后回到上海财大任教。
有了后方支持，1985年贝多广去了人大，导师是国内财经界的泰斗——黄达。三年后，贝多广以人大第一个财政学博士的身份毕业。他的博士论文于毕业后出版发表，导师的评价是，贝多广如果继续做学术研究，应该会有发展。不过，贝多广有自己的考虑。时值80年代末，中国的经济运行体制变革汹涌，频率加快。在书斋里做出的学问因为缺乏跟随变革的实践，显现出空洞无力的征兆。
看出症状的贝多广做出了投入到“一个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的决定。这一决定让他不久之后便与“发债”面对面了。时任财政部部长的王炳乾偶然听说贝多广从人大博士毕业，说了句话：“整个财政部才有一个博士。我们需要人，让贝多广到财政部来。”于是，贝多广最终没能回到上海财大当老师，他去财政部报到了。
财政部人事司的人给了他三种选择：一是到综合计划司，这是财政部最主要的进行宏观调控的部门；二是去正在筹建中的国债司；第三个是去世界银行司。以前曾经教过贝多广的一位老师告诉他说，世行司从事的都是十分具体的贷款工作，这对于像他这样研究宏观经济的人来说并不合适。此外，综合计划司虽然是做宏观调控的，但成立多年，太过古板。倒是马上要成立的国债司既有宏观的国家债务管理，又有微观的发债工作，发展机会很好。贝多广权衡了一下，他觉得国债司的工作与金融有着最密切的关系，这个切入点将使他在做博士时研究的金融货币理论，与实际从事的工作最大限度地衔接在一起。于是，贝多广听从老师的建议，选择了进入未来的国债司。
国债司不久就成立了。在这里，贝多广第一次与“发债”面对面了。
1989年，中国正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财政部开始发行“保值公债”，数量与通货膨胀的数字挂钩。贝多广进入国债司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计算贴补率，起草关于“保值公债”的文件。

“股”比“债”好

在国债司，贝多广有了更多的时间与“债”打交道。但是他也发现，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发债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痕迹，很难市场化，要想改变这样的状况相当困难。恰好这时，财政部要派人去海外做高级访问学者。虽然财政部发给访问学者的生活费每月只有500美元，付完房租就所剩无几，但贝多广还是很快就决定，去美国做访问学者。
贝多广先是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做研究，一年后，他把研究工作转到了华尔街。这里是美国金融运作的中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公开市场的业务操作都集中于此。此外，美国中央银行的国际部专门设有“外国访问学者”办公室，接待来自全世界中央银行的官员。“外国访问学者”办公室给了贝多广一间工作室，以供他研究公开市场业务。
在美国的三大货币政策中，公开市场业务相对于贴现率和改变准备金利率来说，是最广泛的一项政策。贝多广寄希望于把对公开市场业务的研究应用于国内。他甚至得到了美国中央银行的特许，进入保密制度极其严格的交易室、研究室进行考察。但是，在经过半年多的研究之后，贝多广发现，公开市场业务的政策是建立在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基础之上的。而中国在1992年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也就意味着，贝多广花费时间在美国学到的知识在中国用不上。离回国的日期现在只剩下半年多，贝多广有些坐不住了。但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1993年上半年，中国股市节节攀升，股票在国内已经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了。同时期，深圳出现了“股市风波”，众多炒股者争抢认购单，以至需要出动武警维持秩序。中国国内股市的发展也引起了国际瞩目。远在美国的贝多广早已得知了此事，按他的话说，他知道：“股票这东西厉害”。
仍然是在美国中央银行提供的平台上，趁着离回国仅剩的那段时间，贝多广迅速开始收集美国股票市场的信息。他与纽约交易所以及JP摩根、美林等大型投资银行和一些私人机构就股票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探讨的结果是：“股”比“债”好。而这个结果，也成为他为自己的前程做的一个推断。

债转股

1993年贝多广回到了国内。这一次，贝多广主动请战，给当时中国证监会的主席刘鸿儒写了一封信，告诉刘鸿儒他的想法：“纵观国际国内市场，比较债券与股票，二者之中，股票在中国会有更好的发展。因此，有意投靠门下！”。中国证监会此时也是刚刚建立，正是用人之际，不久刘鸿儒就托人给贝多广带信儿：“欢迎！”
于是贝多广离开了财政部的国债司，转到证监会上任。他被任命为国际业务部的副主任，享受“司局级待遇”，专门负责海外上市业务。两年中，贝多广一口气做了中国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山东华能和华能国际等项目在美国上市以及中国企业赴海外其它市场上市的工作，其中有许多事情前无先例，让行业中人频频论及。但是，贝多广明白，在这些事情的操作中，自己始终是作为一个监管者从旁推动，真正可以让市场向前发展的，是在市场中打拼的证券公司和各种中介机构。他清楚地看到，“股”的确比“债”好。但是，股票市场的发展程度远远超过了站在市场外面的监管者的判断。作为一个监管者能够跟得上股票市场的脚步就已经是一件困难的事了，更不用提去领导市场。对于这一点，贝多广感触良多。
证监会建立之初，一批来自国内机构和海外留学归来的精英汇聚一堂。各自的学识、经验均可归位于专家一列。1993年，中国股票市场刚刚开始，律师、会计师纷纷登门拜访，向证监会的专家求教问题。但是，过了一年半的光景，证监会的精英们却发现，此时的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前登门求教的人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了多时，非常了解股票市场，并且对具体项目的操作驾轻就熟。虽然还是监管者，但证监会在制定新的办法以前，反而要调过头来，向来自证券公司、律师行和会计师行的专业人士请教意见。
贝多广坦率地称这些专业人士才是真正懂得市场的人。坐在中国证监会的位子上，尽管他是官员，说话有人听，但是他还是感到了空虚：“实际上，我是一个外行。市场这么火热地在发展，站在一旁我指手划脚，却又不一定是对路的。”他觉得趁着年青，自己该到市场中去操练一番。即便跌倒，起码也会学到些东西。
在离开证监会之前，证监会的领导给了贝多广一纸颇高的评价，做为他离开国家公职的最后一份报告，封入档案。结束了这一切之后，贝多广正式下海了。他去了JP摩根，一个老牌的外资投资银行。对贝多广来说，这是一个完全外资的海，一个真的海。

投行“外”转“中”

    事实上，走到这一步，贝多广并没有对自己下海后的退路做过什么考虑。尤其是像JP摩根这样有着一两百年历史的大投行，单就它的名字本身就已是一块金字招牌。
JP摩根首先把贝多广派到了纽约总部工作，这实际上是一个为期一年的培训过程。虽然贝多广在国内也做过不少海外上市的工作，但对于真正的投资银行业务他还没有接触过。在JP摩根的股票资本市场以及其它各部门的轮岗让贝多广对投资银行的框架和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有了深入的认识。可以说，贝多广对投行业务的真正了解始于这段时期。
    1996年贝多广回国，任JP摩根中国区首席代表。1997年由于贝多广及后续人员的加入，JP摩根步入了在中国业绩最好的一年。贝多广和他的同事们做出了几个漂亮的项目，其中有“华能国际”的可转换债在美国和欧洲的发行；“成渝高速公路”股票的上市和担当中国电信的财务顾问。但是同时，在这一年的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来了。包括JP摩根在内的外国投行在东南亚亏了许多钱，于是各家投资银行纷纷收缩在亚洲的业务，撤消在亚洲的办公室：拿钱走路。JP摩根也将整个亚洲的业务拉了下来，办公室解散得立竿见影。

贝多广一脚踏空

    当年一步下海的风险此时显露无余。贝多广所在的中国区部门是挣钱的，对JP摩根也有贡献，但是从JP摩根的全局看，增加或者缺少这一块业务无关痛痒。更让贝多广心灰意冷的是，虽然那些在东南亚炒作债券的，亏了钱的都是美国人，可是JP摩根并没有让他们马上解散，最多是把这些人送回了美国。但是对待亚洲人却毫无留恋可言。这让贝多广体会到了一个真正的孤立的打工者的滋味。
    这样的感慨让贝多广迟迟没有为自己将要迈出的下一步做答。得知贝多广离开JP摩根的消息，一些国内国外的机构找到贝多广，邀请他去工作，这其中就有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这是一家以中资为主的投资银行。有了在JP摩根的前车之鉴，贝多广说，让他最终选择中金公司的原因是，尽管这还是一个合资公司，但是公司的总部设立在北京，这预示着公司的根是扎在中国的，这家中国投行有“中国人的情调”。
    从一个外国的投资银行转而做中国的投资银行，贝多广没有众人揣测中的不适应。这里的同事大多是中国人。尤其是在他的投资银行部里，大家共同做事，他与资深投资银行家的交流顺畅且舒服。贝多广开始坐下来思考一些问题，比如国内上市公司的结构调整。在他目光所及处，目前国内部分上市公司的结构并不合理，仅仅是圈钱的工具。而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这样的结构将发生重大的变化。有三类企业会成为未来的亮点：一类是高科技企业。创业板一推出，势必有更新更好的高科技企业涌现出来；第二类是在竞争中业绩优良的外资及合资企业。这类企业代表的是前沿的管理，透明度高，如果这类企业能够市场准入，投资者会产生相当的兴趣；最后一类是真正具备稳定赢利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比如，中国移动。这样的企业如果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在A股市场上市，将是货真价实的中国蓝筹股。
    这样的思考也对贝多广和他所在的群体大有好处，由他们负责的宝钢上市发行，在去年临近年末的时候撼动了中国股市。

中国蓝筹的“粉红飞羽”

    贝多广眼中的宝钢，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蓝筹股。尽管全球钢材市场总的来看供大于求，但在中国，钢材仍是供不应求，每年尚需从国外进口部分钢材。而宝钢虽属传统行业，但是增长良好，每年有稳定的现金流，作为钢材行业的佼佼者，它必然能够为投资者提供稳定的回报。要传递给投资者一个“真正的中国蓝筹股”的形象，贝多广和他的同事们确实是费了一番心思：“你想要投资中国的蓝筹股吗？请买这支股票！你要投中国真正最好的国有企业吗？那就买这支股票！”
    中国蓝筹的概念已经建立，但18.7亿的总流通股本，首期4.5亿流通股的宝钢确实是中国证券市场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上市企业。在以往的首次发行的上市公司中，流通盘最大的浦发银行，也不过4亿股。宝钢这么大的盘子，国内的股市到底能不能承受？创新的代价有时是无法估量的，贝多广和中金的管理层对这个问题存在着忧虑。在此之前，其实他们已经进行了仔细地分析：在中国机构投资者快速成长的情况下，流通盘过小已经成为制约机构投资者的最大原因之一；其次，中国证券市场如果不能走出仅仅以流通盘大小来定位股票价格的误区，中国证券市场的投机现象就不能规避。即便如此，为了将风险降到最低，贝多广和他的同事们还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面对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和分阶段流通。
    现在看来，贝多广没有看错，在中国证券市场关于泡沫过大和投机严重的争论中，尽管大盘快速下跌了将近200来点，但宝钢的表现却异常抢眼。具备良好规避风险能力、大流通盘和稳定的业绩是宝钢抗跌的重要原因。如贝多广想象中的，中国真正的蓝筹股由此变得轮廓清晰了。
    宝钢如此大的流通盘，从4.8元的发行价涨到后来的6元多，成绩确实不菲。但在3月1日将有9亿股战略投资者所持股票上市却一直是悬在人们心头的一个阴影，制约了宝钢的更大作为。但贝多广却认定，宝钢除了质地优良之外，股东持股结构也非常合理。包括不少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者是宝钢的主要持股者，他们的操作并不是一种短期行为，所以9亿股战略投资者所持股票上市流通不会在根本上影响宝钢的股价。
    2001年3月1日，下午开盘的宝钢，瞬间被巨量打到了跌停，并引发大盘的快速下挫，但接下来踊跃的接盘，却使得宝钢在创出上市以来成交天量3758179手的同时，也稳稳地站在了每股5.5元以上。其后的几天走势确定了宝钢的底部。
宝钢的上市可圈点处颇多。香港报刊敏感地报道：“这是对整个国企进入资本市场的一个新的选择”。而整个发行及定价过程的市场化和国际化也引来了各方关注。国外媒体称这次宝钢A股的上市为“粉红飞羽”加“中国尾巴”，即尚有些中国特色的“粉红飞羽”。“粉红飞羽”其实就是一种没有明确价格区间的粉红色招股说明书。在这点上，贝多广和他的同事们又走在了前面。因为在此之前，在国内采取的都是固定定价方式，从没有过真正的协商定价，而这对于整个价格发行过程是至关重要的。
做完宝钢上市，贝多广得出了一个结论：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如果认真规范地去做一件事，是可以做好的。关键是做事的人要认真把一个项目做成一个产品，一个漂亮的金融产品。让大家可以看得到，可以品尝，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观赏，进而借鉴。
    “要是我做，我喜欢琢磨一下怎么把它做得好一点。”贝多广的话嘎然而止，悬浮于半空中，与“粉红飞羽”一起冲击着一个人所能企及的全部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