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玲 晓静
    
     
     安顿这个年方29、一脸文静的小女子，原本是北京一家报社“默默”型的编辑，现在却因为第一个“揭发”中国人的情感隐私而一夜成名。出版社费尽心机想出的“绝对隐私”却令安顿后悔。

     安顿成名后，引发了两个结果：
     一是关於隐私的讨论一时沸沸扬扬，一派说“这本书格调不高”——抖落隐私的有“暴露癖”，欣赏隐私的有“窥淫癖”；另一派说“这本书的出现太好了”，中国人长期扭曲自己的个性，表面上道貌岸然，私下里压抑得要命，这回总算实话实说，舒坦点了。
     二是继安顿的《绝对隐私》之后，隐私成了最走俏的基因，一下子被克隆出一堆胞妹胞兄，从“单身男女”的隐私，到“情人们”的隐私，好像中国人突然集体开放了，把所有能想到的隐私，都搬上了桌面……
    
                            隐私不是“厕所”

     记者：安顿，很多人都认为，“隐私”其实早就是个特别具有流行潜质的话题，但是因为不好意思或者其他的顾虑吧，一直没人做，那么，你是怎么想起来触动这个题目的呢？
     安顿：实际上是“逼”出来的。真的，因为我生活周围，许多人都受到隐私的困扰，我听到、看到的这种事情太多了，憋在心里挺难受，不知不觉就想往外倒。也是因为这个原因，1995年，我才从家庭妇女成为北青报的记者，第一篇文章就以口述实录的方式，发表在“社会大特写”上，那就是《绝对隐私》的开头。
     记者：某个人因为信任你，把他或她最秘密的故事告诉你，你却和大众分享它，你有没有为此感到不安呢？
     安顿：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隐私”？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头脑中，这两个字与“厕所”联在一起，是极不光彩的，不能见人的，而我这里的“隐私”，和国外的观念相近，是一个极中性的词，是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大方方提起的事。
     （纯粹从事实而言，中国隐私和外国隐私恐怕没什么不同，都离不了爱恨别离的那些事儿，主要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对隐私的态度不同罢了。）
    
                            隐私的主人公们都非常可爱

     记者：那么，你和你的采访对象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安顿：我首先想声明的是：我的那些采访对象都是一些人格优秀的人，因为善良显得有点傻，他们自身有种种问题，但希望周围的人不要出现问题。他们告诉我心底的秘密，而我帮助他们化解心里的压力，获得释然。
     这1500多个活生生的生命在采访结束后，仍然活在我的生命里。他们是非常可爱的，我时刻都在牵挂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未来会怎么样？所以我常说：我不能死，（笑了）我是把他们那些“绝对隐私”示以众人、从而共享的桥梁，桥梁断了，两端的人就无法沟通。当我走在大街上，我坚信车不会撞我，当我坐在飞机上遭遇气流，我想一定不会有事。因为我是一个，一个很幸运的人，会有1000多条命。这也是那些采访对象给我带来的最好的礼物。
     （听起来，安顿有一点点宿命，因为心系他人而相信造化的力量，时时感到福不祉绕身，会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记者：你聆听并且记录别人的隐私，你真正关注的是什么？
     安顿：与其说我关注的是人的情感，不如说我关心人性。这是我一直鼓吹的。外国的父亲会一直蹲下去，直视着自己的孩子，与他交谈；而中国这个父权、孝悌的社会，则常常是父亲低着头指责、训斥孩子，这是不尊重人的表现。
     同样，我采访的那些对象，包括有特种行业，我都会换位去为他们考虑。我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我希望发现问题，呈现问题，让别人来解决，让更多的人有心理准备，而不是扮演拯救者的角色。
     我爱那些人。
     （有人说，安顿记述的那些人、那些事，都是病态，安顿却觉得能换个位置，从“问题青年”的角度倾听、思考，是尊重人的严肃的事情。）
     是面对面的采访，但不能保证是百分百的真实。
    
     记者： 你怎么看待你的书的真实性？许多人怀疑你的文章、你的那些故事。
     安顿：是这样，受访者大多打了腹稿，按照我的思路。他们会猜测我需要听到什么，想听到什么，因为他们已经把我的采访方式通过我的栏目研究透了，再来面对我。也就是说，他一开始就在我的思路上。
     同时，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这也决定了他想要告诉我的也是他愿意记住的，而并非全部的事实，我确实无法考证。我只能用我的文字去补充。
     形成一篇口述实录的是两种事实：他呈现的真实叙述和我们交谈时场景的真实。比如，20分钟40分钟人还可以伪装，而我的采访是８次９次几个小时，那他将无法伪装，必然在某个时刻泄露真相。其中我极力捕捉的东西，会使他的叙述和我的叙述形成矛盾，聪明的读者会从中观察真伪，所以我认为这本书还是真实的。
     我一直坚持面对面采访。
     （安顿还说她的采访对象中，有一些蕴藏着强大的诉说欲望，遇有合适的时机，便爆发出了意想不到的语言能力，非常流畅，几近完美）
    
                            “西化”的安顿，提倡新记者文化

     记者： 刚才你谈到采访坚持面对面，除此之外，你的工作方式还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吗？
     安顿：完全是欧美记者的方式。
     因为我接受西方的文化比较多，从小受的教育倾向於西方化，看得最多的也是欧美文学和电影，接触的西方记者也多，他们的方式就是非常细心、非常认真。在采访中非常尊重对方。比如，一位《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和我接触半年多，相关采访了近50个人，最后才发一篇文章，用了其中的６个人，我觉得接受他的采访是受教育。
     我想提倡一种新的记者文化，我感觉现在的一些记者，都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不能平视并尊重自己的采访对象，而这个职业应该是神圣的，应该是由人品和学识最优秀的人来做这个工作，因为有机会用文字来表述观点、影响社会舆论的人，是非常难得的，但是不少记者并不珍视它，以素质不高的行为使它蒙羞。
     （关於安顿提到的记者新文化这一点，笔者声援）
    
     记者：以口述实录的方式创作，看起来有点偷懒儿，你觉得这本书写起来难不难？
     安顿：从技术含量看，确实很容易。难度在於采访，前期沟通。在於面对对方或撞击、或对峙、或互动、或者可以说搏斗的种种心理对抗，引导别人按照我的思路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出东西来，这个过程是艰难的，而且充满着小故事。
     记者：干吗不打个比方？
     安顿：比如一个男孩，已经进了我的办公室，却后悔了，想要离开。我说天太冷了，你先喝杯水吧，从包里掏出一个准备好的塑料杯，为他沏上茶。他又改变了主意，说“现在就谈吧”。我采访完问他时，他说，就是因为这个塑料杯，说明他是真正被我关心的，所以最后关头他改变了主意。
     在我的采访中（超过1500个人），象他这样的例子不少，关键是沟通。
     
                            “我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记者：安顿，你对《绝对隐私》之后人们的议论了解多少？
     安顿：我不关心，我关心人们心灵上引发的触动，不关心人们对我自身的褒贬。
     记者：事实上，可以说你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你的书和“安顿”这两个字，已经成了人们关注的内容，你认为人们关注的是什么？
     安顿：我知道，国内的关注是毁誉参半的，我们民族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怀疑。不肯面对现实，不能面对现实，讳疾忌医，有人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受访者站出来公布自己，不理解这件事是如何被运作的，而国外的记者关注我们国内大众观念上的一种转变，甚至可以说是顿悟。
     记者：告诉我你对自己的评价？
     安顿：我曾对唐师曾（新华社著名的摄影记者）说，许多人认为你了不起，因为你做了许多人做不到的事，比如去中东，而我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因为我也做了许多人做不到的事，就是深入到了人的内心，触到了人心最柔软的部位。
     （《绝对隐私》）其中许多细节是完全编造不出来的。比如，一个怀胎七月的女士，面对丈夫的离弃会做出什么反映？几个人坐在一起猜都猜不出来，而真正的结果是她本能地捂住肚子。
     我认为了解这些细节是我最宝贵的收获，让我的生命丰满了许多，那些我并没有经验过的事，我的采访对象都帮我经验了。
     （安顿说这番话时，非常自信。）
    
                            安顿说：不要跟我提钱的事

     记者：安顿，你一定对人非常感兴趣，而且习惯带着研究的眼光去面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自恃的是什么？
     安顿：首先，我关注人，热爱人；其次，我有足够的知识储备，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还有，我的家庭非常幸福，决定了我心态的健康。我的许多朋友来自异邦，因此我可以借用异邦的眼光、和方式去操作这件事，去关注一个看似毫无价值的人，这是一些中国同行不会去做、不屑去做的。当然他们也永远不会了解到这些普通人身上蕴藏的金子。
     还有，我的生活是：用欣赏的眼光过日子，生活就是由有意思的人和事组成的。同时，就是对人的信任，安顿就是个破记者，骗了她你能获得什么？尤其当他们说“不要写，你不要写，我只是想说一说。”你说一堆谎话有意义吗？我不认为人性有那么丑陋，怀疑人不是别人的错误，而是我们自己的病态和悲哀。
     我曾经借给一个男孩300元钱，他回家过节钱不够，我当时就借了，我的同事一指头点在我的额头上，说：“他再也不会出现了！”我不相信，虽然直到今天，这300元钱还没有还到我手上，但是有人借钱我还是会借。
     记者：说到钱，你的书卖得很好，应该有不错的利润吧？
     安顿：有十几家出版社约我的稿子，其中一家开６０万天价，我说我要是拿了这60万，我不就得听你的了吗？封皮上写个什么中国第一部关注性的什么什么。我就被你卖了，才值60万？太少了，60万？不卖！我最后就和新世界出版社的邵东谈定了，我特别信任他们，我了解那是一个人品和文品都相当好的地方，邵东又一直是我的读者。
     我有三个条件：第一，绝不可商业炒作这本书，几百元钱买喝彩的事我绝不干；第二，书的设计要严肃、干净、精良；第三，别跟我提钱，稿费你爱给多少都可以，我做严肃的事，倒贴钱都可以，但有的事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会做的。
     这三条他们都做到了。
    
     （安顿透露说，她有一个“很完美”的丈夫，他有能力营造出一种使她可以不用为钱去做事的环境，是丈夫这棵大树，使安顿可以避免许多人、大概也包括某种记者式的急功近利，而比较纯粹、自由地去面对他人和生活。）
    
                            为书名后悔，和其他“隐私”划清界限

     记者：做完了这样一本书，你有什么后悔的事吗？
     安顿：如果说有，那就是对当时起名为“绝对隐私”的后悔。最初的稿子我没有标题，邵东取了这个名字，我还为之一振。因为“绝对”这个词是个哲学上的含义，当它为人们所有、没有公之於众时就是绝对的，而因为这本书，它向相对转化了，阐发了更广泛的含义。
     可是随后兴起的“隐私”热却让我吃了一惊，包括我的朋友们，日本人、美国人。真的，日本弹丸之地，急功近利，美国更是把商业推到极致，他们都不敢这样炒作，这样“玩”书！
     自从我的“绝对隐私”面世后，“隐私”成了资源，被用来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来吸引人，这和我所讲述的正常人正常心态下应该看到的隐私已经不一样了！
     其实凭着这些采访天然的真实性，不用这个名字，同样可以卖得很好。所以我不后悔吃苦，不后悔高成本采访的付出，不后悔随之而来的种种议论和并不高昂的回报，只后悔选择了这样一个“予人灵感“的题目。
     （安顿又口述实录了一本《回家》，她说这是在《绝对隐私》那种基於两性关系基础上点的关系的延伸。从两性到家庭再到社会的延伸，是她将来采访与写作的思路。采访结束时，她一字一顿说，“我对人在现实社会中情感的追寻将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