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丽萍  黄娟娟

    
    青年电影导演的话：
     “很多人说我拍实验电影，其实我只是一步一步地做我自己，希望做完整的影片、完整的叙事，做深入人心的、残忍的、强烈的故事，电影对我来说，既不是实验也是不先锋，只是工作。”

    
     北京电影洗印厂二楼录像部，推开一扇不起眼的小门，微弱的光线里，可以看见两个伏案工作的背影。右边的那个听到声响，回过身，缓缓走到门口，“你好”，黑暗中略带沙哑的嗓音，“我是张元。”
    
                            为独立而“藉藉无名”
    
     张元随手打开日光灯，一下子让我看到他的真面目：高高的个子，足有一米八五，一件皮夹克，卷曲的头发并不柔软，反而有直立的感觉，虽然只有３６岁，张元的头上已经有不少灰白色。
     “你看过我的电影吗？”他很直接地问，没等我回答，他又接着说“当然，你一定没看过。”
     我确实没看过，因为他的电影在国内几乎全部没有放映，只有一部例外，那部例外的电影，是他的处女作，据说只卖了４个拷贝，叫《妈妈》。
     有趣的是，他的电影却也几乎每部都在国外获奖，《北京杂种》、《广场》、《儿子》、《东宫西宫》，包括《妈妈》，这部张元还没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就和同学独立筹措、投资不到２０万元、用３５毫米摄影机拍摄、时长８５分钟的“４个拷贝”影片，在柏林电影节、南特三大洲电影节、爱丁堡电影节都拿到了大奖。当时，他只２５岁。
     在南特电影节领奖时，张元第一次听说自己“是独立制片导演”。他的处女作，曾经被儿童电影制片厂放弃，后来又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拒绝，张元自己筹集到《妈妈》的资金，此后，他每一部片子得奖的奖金，就成了下一部片子的预算，幸好他一直在获奖。
     青黄不接时，张元拍了很多MTV和广告，他和崔健的合作，使他在北京的地下艺术圈里挺有名，用奖金和酬金养活电影，得以“独立地搞自己的东西”，张元以一种挺特殊的状态存在於电影圈：在海外扬名立腕，在内地藉藉无名，整整十年。
    
                            解冻后的“疯狂”之举
    
     十年之后，张元突然“解冻”了，一天，他跑到电影局，拿到了那纸上书“批准张元同志......”的批文，这个年轻的“老导演”终於获得一种认可，有了一种站在阳光地里的感觉。
     张元说，今天他最期待的是：解冻后的两个片子通过，和观众见面。其中一部是拍李阳的《疯狂英语》。我去采访时，片子正在审，张元看上去居然有点激动。如果这部片子通过，就会在全国公映，将是继十年前《妈妈》之后，张元的第一部与中国观众见面的影片。不过，我个人倒更喜欢这部影片被否定的另一个名字：《不要脸的人》，听起来很挺好玩。第二部片子是《回家过年》，张元背着它去意大利剪辑，走的时候他说，“我是坚信这回会很顺利通过的。”
     已经在国际上挺露脸的张元，很重视他现在的这两部片子，他说，这比他在国际上拿多少奖，得多少钱，更能让他心里感觉好一些。
     也许张元在很多方面学会了妥协：和时间妥协；和周围的环境妥协；但是只要一碰他的电影，他就还是一副十年前的样子，毫不犹豫地说，“我不会改变。中国有句古话，叫先沉沦而后新生，但沉沦并不意味着被其他人吞没，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改变我自己呢？任何东西都不能改变。”他说，一个导演一生只能拍一部电影，一部，因为他想表达的主题，永远只有一个。
     《回家过年》还是那种极度状态下的人道主义，张元讲的还是一个老故事，曾经在《妈妈》、《儿子》里讲过的故事，只是换了主人公，换了场景。
     对他而言，电影题材没有什么敏感不敏感的区分，任何问题都可以面对，即使是堕落，当导演把堕落描写得非常具体、细致，人们才会真正意识到堕落的可怕。
    
                            为电影从一而终
    
     张元是那种骨子里很认真的人，他看人的眼神也带着一种探究的味道，看电影就更别提多上心了。
     每拍一部电影之前，张元会做很长时间的访问，很长时间的调查。拍《妈妈》，他访问了几十个有弱智儿童的家庭，访问了几十个弱智孩子的母亲，以致於片子上映时，许多弱智孩子的妈妈，象找医生一样，找他谈话。
     拍《儿子》，他访问了十几家精神病院，见了十几位精神病人和医生。拍《东宫西宫》，他和王小波一起和几十个同性恋者聊天。拍《回家过年》，张元去过１７个监狱，采访了四、五十个女杀人犯。仅仅是这些开机前的访问本身，就可以出一本书了。
     “你就象个记者。”
     “我觉得我是个记者，”张元打断我的话，“我跟你一样，对社会感兴趣，对人感兴趣，所以跟你聊天，就象跟同行在说话”。
     “那么除了电影，你还干什么呢？”张元曾经学了近十年的画，直到遇到电影，才放弃了它。
     “不干电影，就干不了别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电影。”我们都想到一个死在电影怀抱中的人－－日本导演黑泽明，“他死的时候，我并不感到悲伤，而是一丝宽慰，因为他事业有成，他的灵魂得以解脱。我也会一直拍下去，直到不能工作为止。”
     什么叫善始善终，张元说，上天授予的使命终於完成，那这就是善始善终。
    
                            张元的“四项基本原则”
    
     但是聊到中国的电影，不能不让人有点悲哀。电影的历史１００年，好的片子难以计数，伟大的导演１００个也盛不下，但是“往往中国导演不在其中”，“中国电影拿出几十部，也挺难的。”
     中国电影界人士喜欢划分，什么派呀，什么代的。８５级北影毕业的这一批导演，被称为“新生的第六代”。第六代导演的标签之一是：裸露生命的真实状态，追求生存还原。据说，这代全新的思维方式、文化内蕴和美学品格，颠覆了第五代电影的结构模式。
     张元摇了摇头，“为什么要分代？有一些死去的人，我今天看他的片子都非常心动，能让我流泪；有一些拍今天生活的人，对我却没有任何触动。”
     “我们人为的限制太多了，题材、观众的欣赏水平、导演的水平、议论等等的限制。”他扬了扬手，“事实上，现在应该百花齐放，千花齐放，万花齐放！”
    

                            越宽容，越幸福

    “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唯物主义者，一个有爱心的人，一个永远只能做艺术的导演，这些怎么可能改变？我这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以不变应万变。”
     采访结束后，我一直在回想当时的一个情景：张元一边说着话，一边盯着屏幕，那是《疯狂英语》的样片，突然他孩子般地大叫起来，“哎呀，这个镜头怎么从来没见过？上帝呀，终於找到一个令我满意的镜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