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杰
    

    余杰的《火与冰》与《铁屋中的呐喊》一经问世，就跃登各大书店的畅销榜，且停驻良久。而两本书正式出版前，许多文稿曾一度以手抄本的方式，在北京９所名校中“地下流行”。
    一个偶然的机遇，余杰的“抽屉”文学得以“破土而出”，他本人也一夜之间被捧为当前中国文坛上最闪亮的一匹黑马，评论家称之为：“中国大陆的第一个李敖”，“北京大学的第二个王小波”。
    更让人吃惊的是，这匹黑马只有２６岁，现在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在校生。在他的大学宿舍里，我们发现了这篇余杰在未成名之前写就的独白。
    
 
     为何写作，这个问题，每个写作的人在写作的过程中都会不断地遭遇到。许多寂寞的夜晚，我一个人坐在未名湖畔、蔡元培先生像前的草地上，“为何写作”成了痛苦地折磨着我的“鸡肋”。
     记得有位古希腊哲人回答“为何思想”的问题时，说：“为满天星光而思想”。我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气魄与勇气。我反复追问“为何写作”，其实是为“逃避写作”寻找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这个理由我找到了没有？
     按照乐观主义的说法，是为未来而写作；按照悲观主义的说法，是为抽屉而写作。一叠叠的稿子被陆陆续续地塞进抽屉。抽屉里爬满令人厌恶的蟑螂。让自己生命的某一部分鲜活地与蟑螂为伴，这不是一种幽默的举止。
     为抽屉而写作是我自己的选择。命运选择了我，我选择了写作的方式，灵感象鞭子一样鞭打着我，一条鞭，一条血痕，一篇文章。为抽屉而写作，意味着一块砖头从金字塔浩大的工程中脱离出来，尽管这块砖头的反抗对於金字塔本身毫无影响，但砖头却获得了自足的自由。
     为抽屉而写作，必然自绝於外界的肯定。如果说戏剧上演的目的是呼应着绵延的掌声，那么我的写作仅仅是一只小蜜蜂为自己酿窝，痛苦与爱情，难以忍受的孤独和使我筋疲力尽的方块字，昭示着写作的艰难。在那些身心交瘁的瞬间，年纪轻轻的我窥见了窗口死神宁静而恬美的笑容，我想抽身而去，可是稿子拉住了我，要我填满雪白的方格，与其说世界宣判了我的罪行，不如说我自己宣判：“你终身苦役！”
     在抽屉之外的写作，是我无法认同的写作——它们让人们服从於身上的重重束缚，让人们在恐惧和面包的前面低下头颅。今天的文学，已经堕落为枷锁和断头台的颂歌，是朦胧的目光，为黑暗的横行张目。那些肯定性的写作，什么也肯定不了，唯一的效果是肯定了自身的可耻和无价值。因此，我坚持否定性的写作，诚如加缪所说：“即使是否定的作品也仍然肯定了某些东西，并且对於我们悲悯而高尚的生活表达了敬意。”
     为抽屉而写作，也就是在极度的不自由中为自由而写作。自由是人类投身写作行为唯一的、也是最终的目的。写作及生活的目的只能是增加每个人身上和整个地球上都可能发现的自由和责任的总量。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不是在结尾给每个懂得自由并热爱自由的人增添了某种内在自由。
     于是，我想：总有朋友会打开这个灰尘遍布的抽屉。在一个未知的时间与空间的交叉点上，阅读我的文章，与我会心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