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凡
    
    
     徐邦达先生，人称“徐半尺”。据说徐先生鉴定古书画时，常于画轴展开半尺之际，已辨出真伪，故海内外对他有“华夏辨画第一人”之誉。
    
    
     记得第一次和徐先生见面，我就注意到了他的眼睛，尽管房间里稍显昏暗，仍能感觉其深邃有神。这是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啊！
    可他对我却总是过目即忘。每每徐夫人滕芳女士把我领到他面前，问：“还认识他吗？王凡，写人物传记的作家？”他每每摇头：“不认识。”如是者五六回。
    滕女士抱歉而又无奈地对我说：“咳，没办法，他记不住人，就记得他的画。”不想这话让他老人家听了个正着，较起真儿来：“那当然啦！我和他才见过几面，我和书画打了多少年交道啦！”
    
                            不到20岁就已找到自家面目
    
    徐先生生于1911年，还在总角之龄，就浸淫在他父亲的宝藏——古书画其间。
    徐父字尧臣，祖籍浙江海宁，大概是邻近文人骚客流连顾盼的杭州之故，虽为商贾，也被这方水土濡染得性情儒雅。他喜好古书画，在做丝绸生意之余，凡过眼名家书画，只要看中了，便会量力购进收藏。徐先生今日辨画功底超人，想是与当年在得天独厚的字画环境里练童子功有关。
    自古商贾，总是期冀自己的子女擅计锱铢，早早接过祖上的家业。但当父亲发现儿子在书画艺术方面有超常的秉赋，立即将颇有名气的“娄东派”后劲画家李涛（醉石）聘来，给儿子发蒙点拨。
    书画临摹始，徐邦达就从彼时起，系统地临摹了历代各书画流派的作品。久而久之，他对古书画各大家运笔技法的揣摩鉴别，皆有心得。
    为博取众长，徐邦达又遍访名师，长时间游学于著名文物鉴定、书画家赵书孺、吴湖帆、冯超然、陈定山等名家门下：还常与当时一批寓居上海、才华横溢的青年人雅聚，论书品画，探讨切磋。
    多年之后，徐先生在回忆当年情景时写道：“那时我们同住在上海市武康路一所僻静的小楼中，其中有一间北屋布置成日本的榻榻米式，方席寻丈，壁饰诸友合作的长幅杂画，不时邀集斯文朋友，对坐其中，吟诗作画，以消长日。那时经常见面的艺术界朋友有杨清馨、郑午昌、张碧寒、王纪干、陈定山……”
    虽说有了经年的浸润和纸上谈兵，但当年徐先生在第一次试身手之际，就跌了个大跟头。
    18岁那年，徐邦达看上了一幅据说出自王原祁手笔的画。王原祁与王时敏、王鉴、王＝及吴历、恽寿平并称“四王吴恽”，被誉为，“清初六大家”。而徐先生一向对四王的画有些偏好。经细细审辨良久，他以20两黄金的价买下。可后经权威人士鉴别，方知他购回的竟是赝品。
    1937年夏，上海博物馆举办《上海市文献展览》，徐邦达被邀去协助这一展览的古字画的徵集、检选、陈列工作。那一年，徐邦达年仅26岁，可在上海滩已有了点小名气。
    当今国际著名的中国字画收藏家、书画家王己干，当年曾和徐邦达一道于吴湖帆先生门下受业，他追忆说：“我佩服邦达兄，成熟得早，不到20岁，就已找到自家面目。不像我，直到落脚美国，才在苦思苦寻中摸索出个人的章法。”
    展览事后，博物馆的董事长叶恭绰，又延聘徐邦达撰写了《上海市文献展览古书画提要目录》。惜哉，“八一三”事变，日军进犯上海，叶公绰匆匆离沪，竟使徐先生的处女作佚失而不可复得。
    抗战胜利后，徐邦达在上海，被中国美术家协会选为理事；此后一年，他又被聘为上海美术馆筹备处的顾问，还在沪举办过一次个人画展。
    有意思的是我在徐先生家，还看到一张徐先生与王季迁、杨清馨、应野苹四人于1940年合开的《山水润例》。其中“堂幅四尺至六尺每尺二十五元，八尺至一丈每尺三十五元……人物仕女加倍，花卉七折，青绿工细加倍……”后面还注明“润资先惠，约期取件，立索不应。”由此可见，徐先生曾有一度以文墨丹青为生的日子。
    40年代末，徐邦达迁居嘉定县城，“与画友孙祖勃君朝夕过从，讨论艺，最为欢洽。”这些缘画而熟识的朋友们，寓所相间不过数里，往来方便，故而可得时常切磋点评，互相取长补短，在这段时间里，徐邦达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画及诗词，其鉴赏水准，自然亦随之增高一筹。
    也是从彼时起，徐邦达开始编撰曾经过眼的书画简目。当然他并不曾想到，他于不留意间，竟启动了人生中的一项大工程：经几十年的补缀修改，一部一百六七十万字的《古书画过眼要录》得以问世。
    
                            当我见那卷册简直哭笑不得
    
    新中国初创时，徐邦达与张珩一道，被新成立的上海市政府聘为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后经张珩推荐，赴北京就任中央文物局文物处业务秘书，从此开始了以收集、鉴定古书画文物为主的生涯。
    说到收集、鉴定古书画文物的生涯，这才触及到徐先生的兴奋点，他一变我们最初接触时的那样吝惜言语，开始滔滔不绝。
    他讲的第一个故事，是他如何觅得《水村图》的过程。
    《水村图》系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所作。提起赵孟＝，世人皆以其书法独成一体，且传世墨迹较多，却不知其绘画亦称圣手，因传世画作寡，反更显珍稀，从他仅存的几幅图卷皆为皇家收藏，亦可估其价值。
    然而事有凑巧，1953年的一个傍晚，徐先生在北京琉璃厂经常光顾的宝古斋，无意中发现了《水村图》的线索。该店的老板告诉他，前天有个来自东北通化市郊县大栗子沟的老者，到店里称其家藏有许多珍稀字画，并开有一个单子。
    老板见老者灰头土脑一副乡下人打扮，加之自己对古书画价值也有些懵懂，就没把这当回事。将此说给老相识徐邦达听，只是聊博一笑的。谁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徐邦达仔细看了单子，一下就被《水村图》吸引住了。
    他记下了送单子的人姓王，立即与东北的文物机构联系，点名要《水村图》，请他们派收购员到大栗子沟去收沟。无奈此人不懂书画鉴定，在大栗子沟花了200元，购得一贴有赵孟＝署名的卷册，送往北京。
    徐先生说：我一见那购回的卷册，简直哭笑不得。赵孟＝的山水画，采用的是干笔勾皴的方法，姿态纵横，轶出旧轨，开拓了元代画坛的新风。此卷虽墨色斑驳，年代久远，但绝非出自赵氏之手。
    为了购得《水村图》真迹，徐邦达先生找到一位相熟的文物商，委托他去东北收购《水村图》。这位文物商到大栗子购，与王姓老农泡了许多日子，交上了朋友。
    闲聊中文物商得知，那位收购员是以官方面目出现的，老农怕露底后被要求无偿上交国家，所以造假糊弄了他。文物商遂以私商身份，以8000元买下《水村图》。文物商将卷册带到北京，徐邦达仔细鉴别后，断定是赵孟＝真迹，说服文物局领导，加价二成，将卷册购回，由国家收藏。
    
                            郑洞国的皮箱装有5件绝世珍品
    
    徐先生讲的第二个故事，是从郑洞国手中征集到4件古书画珍品的经过。
    民国创立十数年后，溥仪预感到紫禁城不可能成为久居之所，对迁出做了准备。他请来宫中遗老，对宫中收藏的文物字画清点核查，打上宣统御览的印章，悄悄将其中1200余件书画卷册，带出紫禁城。先藏在溥杰家，后在成立日本人卵翼下的“满洲国”时，又带到了吉林长春。
    1945年春夏之交，苏联红军攻入东北，溥仪仓惶出逃，宫中一片混乱，许多文物字画就此散落民间，不知去向。
    翌年，国民党军进驻东北。在此后历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副长官、东北行营副主任、东北“剿总”副司令、吉林省主席的郑洞国来到长春。郑很喜欢古字画，但对其真伪的分辨就力所不补了。于是，郑邀来跻身北京琉璃厂经营文物字画的靳伯声，请他代为收购，靳于此间替郑购买了不少珍品。
    1948年10月，郑洞国率部在长春起义。在起义前夕，郑洞国收拾过自己的物品，一些价值极高的书画珍品，藏在一个小皮箱中。
    这些珍品中有唐代人临摹的《王方庆万岁通天进帖》，“万岁通天”是武则天的一个年号。据史载武则天曾传问王羲之后人王方庆有无王羲之手迹，王方庆遂向宫中进帖10卷。此外还有五代后唐画家胡环的《卓歇图》，五代杰出书法家杨凝式的《夏热帖》，元代杰出画家、赵孟＝外孙王蒙的《太白山图》卷，共５件。
    装有5件珍品的皮箱，郑洞国始终带在身边，直至他到起义与解放军接洽时，才将皮箱交给负责接收的解放军部队。当时说是代管，但事后无人再提此事。
    数年后，大概是郑洞国将此事告诉了帮他购买字画的靳伯声，靳又将此事告诉了已于1953年秋到故宫博物院，参与筹办“绘画馆”，并为此征集字画珍品的徐邦达。
    徐邦达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极有价值的线索，他立即通过有关人士，向郑洞国了解当年负责接收郑洞国的部队的番号，开始追踪探访，终于在那个部队的存放文件的保险柜中，找到了那只皮箱。
    可打开皮箱一看，5件珍品只剩下了两件，另外3件去向不明。徐邦达并未就此罢手，而是千方百计穷究线索，几经辗转，终于又找到了两件。
    就这样，《王方庆万岁通天进帖》、《卓歇图》卷、《夏热帖》、《太白山图》卷相继打上国有的红印。
    
                            “既姓了‘公’就不作个人收藏家。”
    
    我从徐先生处得知，紫禁城的藏品，除一部分古书画卷册被溥仪带到东北、又大部散落民间外，其余九成以上在建国前夕运去了台湾。这样一来，新中国初创时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仅存十分之一，书画卷册就更微乎其微了。
    参与故宫博物院绘画馆筹建的徐邦达，为使绘画馆藏品尽快丰富起来，跋山涉水奔波于各地，悉心查访，发掘和拯救了一批历代古书画稀世珍品，短短数年，故宫博物院绘画馆就汇集起3000多件“二进宫”珍品。
    “文革”结束后，徐邦达已近古稀之龄。可他不顾年迈，不辞劳苦，在五六年的时间里，带领几位中青年助手，跑遍了中国80％以上的省、市、地区的博物馆、文管会、文物商店等单位，有人称此为古字画鉴定的大游走。
    有人认为这对一个古稀老人，实在是太过辛劳了，可徐邦达先生却很欣喜，他说这一游走，过眼的书面作品有四五万之多；他说只是因为他是国家的文物工作者，才有这令人艳羡的良机，所以他以其过人的鉴别力，回报国家。
    在青岛博物馆的次等文物堆中，他发现了国家级珍品唐代临摹的怀素《食鱼贴》卷；在云南博物馆，被视为参考品的宋代画家郭熙的《溪山行旅图》中轴，元代“四大家”之一黄公望的《雪夜访戴图》等稀世画作，若不是徐邦达的沙里淘金，慧眼识之、其前途恐怕不是至今仍压箱底，就是被随意处理了。
    让人惊异的是，走进这位为国鉴考、收购传世名迹不下三四万件的大师家中，环视其书房、客厅，除墙上几幅他自己的画作，书橱内的摞摞精印画册外，几乎看不见古玩藏品。
    人们不禁发问：“一位国家级鉴定专家，难道自己没有收藏品吗？”徐先生坦然答道：“没有。作为鉴定家，既然姓了‘公’，就不作个人收藏家。”
    然而淡泊个人收藏的徐先生，却对国家的收藏萦心牵魂，90年代以来，许多文物送上了拍卖市场，徐先生对此忧心忡忡，他担心文物珍品通过这一渠道流出国门。
    滕芳女士告诉笔者，前几年，徐先生得知他极其珍视的、流失民间的“清代四僧”之一石涛墨竹佳作《高呼与可》要上市拍卖，便四处游说，希望国家出资买下这一珍品。
    那些天，滕芳正好因住房问题要见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她想让徐先生同她一道去，徐先生说他没什么事，就不去了，但希望夫人跟李瑞环谈谈购买《高呼与可》的意义。
    滕女士对徐先生一点不把自家的事放在心上，有些不高兴，就说：“我不谈。第一，我不是故宫人，第二，我不是徐邦达，不懂书画鉴定。要谈这事，你明天跟我一起去谈。”徐先生没说什么，回自己卧室就寝了。
    半夜里，徐先生突然起身敲滕芳卧室的门。滕芳说：“我明天要办事，你让我好好休息行不行？”徐先生说：“我睡不着，我想明天还是和你一起去，但我求求你，明天去时不要谈住房的事了，谈《高呼与可》的事。你给故宫做件好事，求求你了。”
    第二天到李瑞环处，徐先生谈了购买《高呼与可》的事，说建国初期，国家经济上比现在困难得多，但仍拨出巨款将“三希堂”珍藏的三部稀世字帖中的两部买了回来。李瑞环表示《高呼与可》应该由国家购买。
    从李瑞环那儿出来，徐先生异常兴奋，拉着滕芳说：“走，到昆仑饭店上海菜馆吃包子去。”滕芳说：“应该由故宫请客。”徐邦达说：“怎么，难道你没钱了吗？”  
    
                            初涉此行时是虚心现在是心虚
    
    在见徐邦达先生之前，我还接触过几位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文物鉴定家，他们个个满腹经纶，说起他们业内的事，一串串的典故。一位也是从事文物鉴定的朋友告诉我，一旦一幅有来历的书画摊在徐先生面前，他也如是毫不逊色。
    他讲起一次徐先生在南京金陵饭店，有人拿来一嵌在镜框中的扇面，请他鉴定。这是一幅金本的山水扇面，落款为已巳年张宏。
    徐老凝神片刻即道：“这是张君度（张宏字君度）画的，此为其早期作品。他是位高寿的画家，活了90多岁，生活在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跨两个朝代。《明画录》说他‘工山水，笔意古拙，墨法湿润’。”
    每在此种场合，徐先生的渊博学识仿佛一部中国古代书画史尽在胸襟。所以，凡经他鉴定的作品，总是旁征博引，一一列出依据。
    然而，徐先生给我一个颇深的印象，是他举止言谈间散逸的书卷气。绘画、书法、鉴定之外他还著书立说，是于做之外还有论的学者。
    徐先生一生著述甚丰，迄今已付梓的著作有《古书画鉴定概论》、《古书画伪讹考辨》、《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中国绘画史图录》等。还有一部前面提及、有一百六七十万字的《古书画过眼要录》，这部带有总结性的鉴考记录，资料翔实，包含大陆及散落海外的中国古字画珍品，有鉴有评，写了数十年，边撰写，边修改，边出版。
    在当世书画鉴定领域，徐先生仰止高山的地位已无可动摇，但他给人的感觉却是那样的立言唯谨，甚至有些小心翼翼。
    对业内“徐邦达说真即真，说假即假”的恭维，徐先生颇不以为然：“那是迷信！我并非样样精通。目下字画造假的方式稀奇古怪，层出不穷。我初涉鉴定时是虚心，现在是心虚。”因此，每临书画鉴别，他总是全神贯注，从不懈怠。
    一次， 一位天津人携带6件徐渭的手卷，专程赴京请徐先生鉴定。不巧徐先生正发着39度的高烧，卧榻养息。徐文长这位明代的大才子，是徐邦达先生较欣赏的几位古代画家之一，故而对其作品的风格神韵，着墨技法，题款钤印等特征，了然于胸。
    徐先生一眼就看出，来人所携6件作品都是真迹。但他并没匆忙下结论，而是反复审度了两个小时。他解释说在病中，判断力会受影响，必须多用些时间，以确保对人对画负责。
    对这样一位老人，你能不对他肃然起敬？你能因他再三再四对你过目即忘心存腹诽吗？我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