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师曾
    
     5年前中央电视台女主持张越来采访我，光阴荏苒，现在已记不清采访内容。张越是罕见的习惯读书的电视主持，文韬武略伶牙俐齿，十分可爱。事毕，她借给我一大堆书，其中有几本给我印象颇深，如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人》和英国作家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人》是法拉奇一生唯一的一部长篇，写的是她的情人，希腊民族英雄亚历山大·帕那古利斯“孤军奋战、毫不妥协”最终被人谋杀的悲怆故事。《一九八四》是英国文豪奥威尔1950年弃世前的最后一部著作，作者从社会主义人道出发，抨击极权扼杀人性。张越借给我的这本译著出自名家董乐山之手，花城出版社1987年版。她告诉我，这本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与苏联扎米亚京的《我们》、英国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被合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由於印数不多又年代久远，所以十分珍贵。
     我这才意识到，我手中突然聚集齐了“十分珍贵”的三部曲。在此之前北大生物系吕植曾送给我一本《美丽新世界》，该书从生物学角度把未来社会描绘成“共有、划一、安定”的孵化室，全体社会成员一律由试管统一孵化而出，千人一面、万众一心。这位生物学博士嘲笑我像该书中的主人公——因孵化事故制造出来的异类、那位到处碰壁的倒霉蛋。此后不久，中国人民大学的欧阳冰清又送给我一本扎米亚京的《我们》。尽管这些书对我未来影响重大，但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些书因“十分珍贵”而具备的收藏价值。
     我这人素来缺少独自吞吐天下的雄心雅量，偶有心得必拿出来臭显摆，这种劣习让我饱尝苦头可积习难改。碰巧张越采访我不到一星期，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又来采访我，我小人乍富忍不住把手头的三部曲拿出来展示。年轻的编导果然慧眼识珠，一眼就盯上那本《一九八四》，说要“借”回去复印。我闻言有些犹豫，由於该书借自张越，我担心一旦不测不好交待。可抬头面对中央大台信誓旦旦的恢弘气势，不由惭愧自己太小家子气，踌躇再三最终还是狠着心把书借了出去。不过再三叮咛，书是朋友的，千万仔细保护，如方便请帮我多印一份，复印后尽速赐还，我好完璧归赵。
     不料这一去与《一九八四》竟成永别，“东方之子”虽照来不误，采访由单机拍摄到双机拍摄，甚至跟着我离京出差，可直到功德圆满，“借”去的书仍如泥牛放海。幸亏张越是仁义之人，并不催我还书，可我做贼心虚，每见张越都如偷了人家东西，躲躲闪闪。大约过了大半年，我实在忍不住，打电话找到采访我的那位编导，问借去的书何时能用完。答曰，早就让摄影师还给你了。我大惑不解，忙解释说自采访之后我就没见过这位摄影师。编导日理万机十分繁忙，听罢答应抽空查问一下，以后又是泥牛入海。我预感不妙，抓紧时间升天入地跑遍北京大街小巷，希望能尽快买到一本同样的书以防不测，但结果令我大失所望。我万般无奈只得解铃还找系铃人，抱着电话一催再催，厚颜无耻之后总算有了下落。电话那头说“书的确交给那位摄影师了，可那位摄影师是通过社会招聘的，有段时间没来上班了”，言罢给了我个呼机号，让我自己直接呼他。我大喜过望，升天入地总算有了下落，同时挺为自己的失礼不好意思。於是连忙打电话呼叫那位摄影师，可寻呼台小姐称，这台呼机已经半年多没交费了。我老羞成怒地再找到那位编导，她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过两天把老头儿董乐山做成“东方之子”。从他家里拿一本。我再次闻言大喜，於是整天呆坐在电视机前，期盼董老先生早日变成“东方之子”。可时光弄人，时至今年1月14日东方之光仍未照到撒手人寰的董乐山上，我走失的书自然仍旧是泥牛入海。
     据心理学家研究，人一旦受了委屈，至少会向50个人抱怨，我抱怨的头一个人就是北大哲学系的学长——书商王炜。我把王炜称作书商其实有辱斯文，因为即使到现在，王炜的真正职业仍然是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的教师。探究渊源穷其家世，书商王炜1948年生於上海，父亲毕生从事印刷技术工作，母亲在《大公报》搞文字。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宣传事业格外兴旺，首都北京急需印刷人才，5岁的王炜随父母进京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由於学习刻苦，小学毕业成绩卓越考入北京四中，1969年当兵在北海舰队海军航空兵搞通讯，1975年回北京到新华印刷厂子承父业当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王炜一举考入北大哲学系，毕业后考取本校外国哲学研究所研究生，1984年起在北大哲学系教书，1992－1993年作为公派访问学者赴荷兰研究海德格尔。1995年“风入松”书店在北大南门开业，众多校友一致推举德高望重又近水楼台的王炜为董事长，其实时至今日王炜大部分时间仍在北大教书育人钻研学问，弹压“风入松”店面几成副业，董事长几成虚职。俗语说“奸商奸商无奸不商”，我这人太守旧，对所有商人都持有偏见，特别是我原来一位挺好的同学因经商逐渐没了人味，由此更觉得凡书生开店都尤为可疑。所以长期以来，我与书商王炜之间走得并不太近。
     我是大病住院期间逐渐与书商王炜开始来往、成为莫逆之交的。尽管此前他与我索昧平生，可当他看到报上说我生命垂危残生难保，马上延医请药设法挽救我的生命。由於当时医生诊断我只能再活两个月，我也自学生命无多，於是一面在病房里赶写《我钻进了金字塔》、《我从战场归来》，一面抓紧时间回忆今生还欠谁什么东西。“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告诉书商王炜，我不欠谁钱，也没人欠我钱。可我弄丢过中央电视台女主持张越一本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本小书，如果我小命不再，千万设法找一本代我还给张越……
     弹指一年过去，不想苍天悯人，我辗转几家医院，听任中西医将我通体贯通之后，病体居然很有起色。经过长时间的休养生息，除白血球、血小板仍不及格外，主要机能开始好转，甚至获准出院。久病之人虽见阳光再度拥有生命，觉得污染的天空也变得格外之高格外之亮，冻蛇复生般的我，早把自己病危的善言善行忘到九宵云外。
     直到今年年初，风入松书店一位陈小姐来电话通知我去取预定的书，这才想起多年前弄丢人家的那《一九八四》。喜出望外之余，我风驰电掣地赶至北大南门风入松书店，可惜天时已晚王炜不在，只留下牛皮纸口袋中的两本小书。
     这是两本崭新的《一九八四》，杏黄色封皮、黑体书名，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译者仍是董乐山，但与花城版相比内容又有了修正，如“电屏”改作“电幕”等。唯一缺点是字号极小，我久病初痊愈看了头疼。书价也不贵，每本才十一块一毛钱，我见状狮子大张口，要求再买10本准备分赠当年喜欢此书的同志好友。不料店家说什么也不肯卖，声称只能拿走这两本，其他的书老板没让动。我不由责怪王炜的风入松太不会做生意，哪有有书不卖有钱不赚之理？难怪生意不景气！边说边掏钱包准备付书款，可风入松店员却死活不肯收钱，说
    老板特意关照，这两本书是他“个人特意送给唐老鸭的”，决不收钱。我更为诧异，凭什么守着书山不卖，却宁肯白送我两本书价才十多块的小书？
     我开始怀疑自己有问题，事后，我托人再到风入松书店替我买10本《一九八四》，结果仍是无功而归。派去的人回来说，这本书是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丛书中的一本，全套共一百多册，出版社规定不能拆散单卖，要买就得买一整部。我这才恍然，王炜为我搜集这两本十几块钱的小书，就得拆散售价两千多块的两整套书，难怪风入松店员不敢随便做主，难怪风入松书店老板没像其他卖书的兄弟们那样暴富。
    怀揣两本价值连城而来之不易的小书，我终於又可以坦然地面对张越，笑傲江湖、谈笑风生、海阔天空。张越满脸笑颜双手接过新版的《一九八四》，仔细打开崭新的书本，详细翻阅版权页之后，并不戳穿我隐瞒了5年多的阴谋。张越是好女孩，好女孩心细之外还绝对善良，善良的女人决不会让别人难堪，其实好心肠不仅女人才有，书商王炜就是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