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淑侠

    去岁（1995年）端木蕻良病逝，“东北文坛三老”因才女萧红而生的情、怨、爱、憾，随之画上句号。而另一位居住海外的东北籍女作家却曾将三人凑在了一张照片里，为文坛留下了“一段小小的佳话”。


    这儿所说的东北文坛三老，指的是萧军、骆宾基和端木蕻良。其实东北是个出作家的地方，30年代即有“东北作家群”之说。但岁月如驰，文坛多灾，一直坚持到底，写到衰老病弱得拿不动笔，“熬”到人生最后一刻，名气也最响亮的，当推萧、骆、端木三位。故而称他们为东北文坛大老应不为过。
    当然，这三位大老的成就绝不只限东北地区，他们都是著作等身、早在青年时代就名传中国大地。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骆宾基的《边陲线上》，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科尔泌旗草原》，都是当时震动文坛的作品。他们的成就甚至已超越国界。
    三位大老的相同之处甚多：皆是因“九·一八”日本侵华事件而远离故乡、浪迹天涯的东北人，皆是少年得志名满文坛的俊彦，也都是鲁迅的崇拜者、追随者、思想上十分前进的共产主义认同者。而最相同、最使三人关系密不可分、纠纠缠缠一辈子、情仇恩怨搞不清的，是这三个男人都爱过同一个女人——女作家萧红。
    萧红是中国文学天空上的一颗流星，光辉四射，亮得逼人眼目，可惜红颜薄命，以31岁的花样年华便弃世而去。虽留下许多不朽的作品，而终其一生，却总在受感情与生活的煎熬。对于像萧红那样一个文学女人来说，爱情比面包更重要。真使她受不了、身心历尽劫难、最后含恨而终的是爱情。她的爱情，恰好与这三个杰出的文学男人切切相关。
    萧红首先与萧军邂逅于患难之中，萧军以他天不怕地不怕的粗犷性格，救这位柔弱的苦命才女于绝境，从此缘起而情生。两人共同生活近七年，甜蜜过也懊恼过，波涛迭起，双方也曾努力拯救过渐渐冷却的情，但最后萧红还是投向了风流倜傥的端木蕻良的怀抱。萧军虽自诩洒脱，认与萧红因缘尽而分手，并说萧红是个好“战友”和成功的作家，但不适合做妻子，尤其不适合做他的妻子，因此并不惋惜她的离去。然而从他后来的表现上看来，对这件事他是相当耿耿于怀的。
    萧军对端木蕻良的态度是不理不睬，老死不相往来。他文章中的D.M.便是是端木的代名词，亦是种种不良人性的象征。中国男人，特别是性格刚倔火爆、大男人主义强烈的东北男人，杀父之仇夺妻之恨的观念可谓根深蒂固。所以不单萧军本人对端木蕻良不能原谅，便是东北文艺圈中的同辈朋友，亦多对端木不很谅解。对此我早有耳闻，再从老一辈的东北作家与端木来往得并不热络的情形看来，似乎颇有可信之处。
    1938年，日本兵入侵华中，端木蕻良置怀孕的萧红于战火威胁的武汉于不顾，只身乘船逃难到重庆，也是大家对他诟病、批评他寡情寡义的原因之一。1941年萧红病故于香港，骆宾基在他所著的《萧红传》中，用英文字母“C”代表他自己（张是骆宾基的本姓），“T”代表端木蕻良，把他们三人间的错纵关系，萧红对人世最后的感怀，端木的为人行事，都做了详尽的描写。
    那时的骆宾基是个初闯文坛的流浪青年，因失乡失业而去投奔做杂志主编的端木蕻良。恰遇端木的夫人萧红病重住院，他便代替了那不太尽责的丈夫，不分昼夜地陪伴照顾，直到她逝世，相处的时间总共44天。这短短的日子，是骆宾基生命里的美的最高点。他所崇拜的女作家萧红，在日本军队占领中的香港，在贫病交加、医药罔效的人生最后一刻，接受了他的爱情，答应他：如果病能痊愈，将与他结婚，长相厮守。
    端木蕻良对骆宾基的说法嗤之以鼻，绝对否认萧红对骆产生爱情，就更别提要嫁给他了。我曾以此询问端木，他淡笑着道：“那有这回事呢！”
    三位文学男人之间的关系，便是如此的错纵复杂。萧红已死去半个世纪，他们本身也已白发苍苍，历尽人间风雨，可这个心结就是打不开。大陆上的文友们把这事传为趣谈，有人说他们是“终生情敌”，吃的是“陈年老醋”;也有好心的文友告诉我：“在萧军和骆宾基的面前，不要说与端木蕻良来往，他们是不见面、不交谈、行不同车食不同席，势不两立的哦！”
    大家之所以跟我谈起这话的原因，主要是知道我与三位老作家都有往还，也都尊敬;他们对我这个远在海外的同乡文坛后辈，也都很善视，重视。我自然很谨慎知趣地不去触碰敏感话题，以免造成尴尬的局面。但是，我却和他们三人合照过一张像片。大陆上很多文友感到好奇，搞不懂我怎么会与他们三位同时合影？吉林大学的卢湘教授在他著的《海外文星》中道：“能把萧军、骆宾基、特别还有端木蕻良先生摄在一个镜头里，这在中国文艺史上是见所未见、几乎也不可能。”这张照片被视为一个奇迹，也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片花絮。
    1982年的春夏之交，我以一个华侨的私人身份，踏上阔别33年的神州大地，探望年迈的叔父姑母，和远在山海关外的故乡。离开大陆时我还是个十几岁的中学生，如今成了作家回去，叔叔与我就作家的题目闲谈，说起他与萧军是旧交，并称赞为人义气、有胆识、敢言。说罢便带我到萧家去拜访，原来他们是邻居，只隔着一条胡同。萧军短小精干，虽已须发如霜，看上去仍精力充沛。他与他夫人都很热情友善。叔叔说这是同乡长辈，要叫“伯伯”。于是我便称以萧伯伯。相见甚欢。过了三数日叔叔又请他们来家里吃饭。那个初夏的夜晚清风徐来，在小小的庭院里边吃边说，薄酌一杯。萧军谈兴豪放，说了许多我所不知道的文坛掌故，直到月亮上升才告辞。
    1983年大陆开始出版我的书，萧军还给我写了短短的序。于是其他的东北老作家们开始打听了：“这个赵淑侠是何许人啊？东北有个女作家在国外？”东北人乡土观念浓，对我这同乡文坛后进并不忽视，先先后后地，惜墨如金的端木蕻良等都为文推介。骆宾基自己虽没写什么，但把我的作品寄给他的朋友，叫他们要“认识”这个同乡的旅欧女作家。这期间，他们与我亦有书信往来。
    1986年，大陆的全国作协与友谊出版公司联合具名邀我回去访问，并问我都想见到哪些人？我答复说：曹禺、沈从文、冰心等几位我童年时代就熟知的作家，是想见的。此外，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三位东北文宿更是非见不可。
    那时王蒙正任文化部长，到达的当晚他在“全聚德”设宴接风。席间与大家谈起，才知要把萧、骆、端木三位同时请到一个场合并非易事。在座文友那时都还算中生代，如邓友梅、张洁、从维熙、鲍昌，及陈明仙等。多属能言善道出语幽默之辈。忘了是谁说：“以前三个人是谁也不理谁，现在萧骆两位已尽释前嫌，来往得很好。不过对端木的疙瘩还是解不开。”负责接待筹划的作协书记长邓友梅道：“反正三位都通知了，也都说明了另两位要来。到时分头派车去接。他们是否都会到倒不敢说。”
    第二天下午在作协开欢迎茶会，老中青三代作家来了不少人，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却笑容满面地来了。会场里的气氛和谐，为了敬老尊贤，几位老作家被安排在“上座”。每位也都发言讲话，出语亲切诚恳，两小时的茶会旋即结束，手持照相机的朋友已等在那儿。三位老文学男人一见瞄准的镜头，本来走路很艰难的腿脚，仿佛一下子就灵活了起来，颇有欲插翅飞去之态。这情形令我不免有些心慌，因为在到达北京之前，我就希望能和他们三位合照一张像的。
    “萧伯伯，我大老远回来，你们几位前辈都不跟我合个影做为纪念吗？”我对正要往外走的萧军像说笑话似地说。同时询问似地看看他背后正拄着手杖慢吞吞迈步的端木蕻良和骆宾基。萧军顿了一下，和善地道：“那就照吧！”他说着便随我回到长沙发上坐定。骆宾基也道：“淑侠远道回来一趟不容易，咱们应该合影留念。”言罢他已动作快速地坐在我的左手边。
    我想，当时萧、骆、以及在场的人，都认为端木不会参与合影了。事实上，在我说“端木乡长，坐下来一起照像嘛！”时，一点信心也没有。但谁也没料到，端木蕻良声也没出，便笑眯眯地紧靠着骆宾基坐下了。一时众人大乐，纷纷上来凑趣，挤在沙发上合影。
    像片洗出来，端木蕻良与骆宾基并肩而坐，状至亲近，真正的情况却是，萧军和骆宾基从头到尾就没与端木蕻良交谈过一句。因为这张像片是在如此特殊情况下，将三位爱过萧红的“终生情敌”，凑合在一个镜头里，所以被大陆文艺界认为是奇迹。早有文友对我建议：“待三老都过世后，你应把这段佚事写下来，给文坛留个资料。”
    我也忘了贺敬之那时是什么职位，在后来的餐宴上，他还为此特别向我敬酒，说：“我们都做不到的你做到了，要说声谢谢！”
    那以后我与这三位东北文宿都有往还，尽管有不少人在文章时批评他们，特别是端木蕻良，“阴险冷酷的负心汉”的恶名，像已定案般的难以洗刷掉。但我的印象却是，三位文坛老将虽在处事行事的表现上各有风格，迥然相异，但都是善良的性情中人。
    萧军在外观上看来粗犷刚烈，说话直来直往，内里面却有一颗十分慈祥柔软的心。他的直言和好打抱不平，使他成为最早被批斗的作家。而在他自身生活都隐于艰困的苦难年代，仍肯暗中帮助境况更不如他的人。
    骆宾基看上去形容枯槁面目黧黑，他的外型使我联想到为传道沥血、天涯独荡的苦行僧。骆长年疾病缠身，全家挤在一间狭小的公寓房子里，别人都想尽门路换大屋，他却冥然无所动，只每天伏在书桌上，孜孜不倦地写他的金文考据文稿。
    病逝于台湾的30年代作家孙陵，曾写文把他和端木蕻良贬得丑恶不堪。然而骆宾基曾向我打听他的“老友”孙陵近况。我答孙早故去了。他闻之竟神态黯然，感叹道：“我们的方向不同，可那是个好朋友，在我走投无路时他帮了我。你回台湾若见到他的妻女，代我致候。”
    与萧军和骆宾基相比，端木蕻良很明显的属于另个典型，他较萧骆两人细致，外貌也比他们潇洒帅气，有诗人和艺术家那种文采风流的气质。我想此乃为什么他在萧军那里稍稍一“挖角”，萧红便抵御不住而移情别恋的原因。男女两人间的私事，本无绝对的是非可评断。关于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三人与萧红间的错纵关系，亦非三言两语可说得清楚的。我只看端木蕻良在几十年中、无论外界怎样贬骂，他都泰然自若，不为自己辩解一句，便觉得他是位谦谦君子、非常绅士风范。萧军生癌症往院，当医生宣布已无治愈的希望时，端木曾经拖着病弱的身体去探视，把五六十年解不开的死结打开。这件事很令人感动，也证明端木不是冷酷无之人。
    至于为何与萧红之间的关系变得那么糟？我判断起因不外文学女人碰了文学男人。执著于文学创作者，无分男女，多半自我意识很强;在日常生活琐碎上，由于工作的关系，又往往需要一片“绿叶”来相辅。两朵无叶的“红花”挤在一个瓶里，各人都觉得自己和自己的创作更重要，日子久了难免要磨损爱情。要做白朗宁那个境界的文学夫妻并不容易，遍观古今文坛，能例举的名字寥寥可数。
    说穿了，萧军和端木蕻良——萧红先后的两个丈夫，都与她相处不睦、热情趋冷、情海生变，实在因为他们只需要个妻子，并不需要个才女。萧红渴望的亦是个能体贴她，照顾她，爱她的丈夫。她天生是“红花”的材料，如果那另一半不能起点绿叶的作用，甚至硬要她化为绿叶来配合，那么，纵然他具江海才华，这个婚姻也要失败的。
    世间事原本离不开个“理”字，唯有在男女关系上，常常无理可讲，其中是非恩怨只有当事人才知晓。说不定连本人也茫茫然说不清。
    对于作者来说，最重要的财产自然是作品。但想起以我个人薄弱的力量，能把他们凑合在一张像片里，给文坛添一点小小的佳话，也感到是引以为慰并值得记一笔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