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梅芳

 
     陈晓薇，女，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毕业，19岁到美国读书，主修分子生物学，26岁时获博士学位，在Univ.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做了两年半博士后，1996年10月回到中国，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临时工，1997年开始做英语频道“周日话题”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至今。

    第一次见到陈晓薇，只觉得她冷冷的、懒懒的，我没有找到感觉；第二次是在电视台的演播室里，上了妆的她猛然间变得十分成熟，与前来录制节目的北大、清华两位年轻的副校长用英语聊得正酣，谈话时显得从容、敏捷；第三次是一个下雨天，她头发湿漉漉地走进办公室，穿着牛仔短裤和一件小碎花的露脐衫，很轻盈，与那天在演播室比起来，判若两人，此时的她象个孩子……
    陈晓薇认为自己“阴差阳错，在科学的道路上走了13年”，现今，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路。

                            “妈妈跳级上了瘾”

    陈晓薇在两岁多的时候，家里人突然发现她认字了。当时她的父母都在农场里劳动，她和外祖母、阿姨们生活在一起，没有人专门教一个两岁的孩子识字。
    “后来据猜测，可能是我小时候很喜欢唱歌的缘故。那时收音机里总放革命歌曲，我们家有一本《战地新歌》，我就拿着歌本儿问阿姨：现在收音机里唱得是哪一首歌？阿姨们就会给我翻到那一页。这样，我听着收音机，对着歌本，认了字。
    三、四岁的时候，街坊老太太们要政治学习，就叫我去念报纸，那时我就大段大段地念《人民日报》社论，街坊四邻都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我不知道做记者的念头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但我认为，我将来的生命就应该和报纸或者念报纸有关。”此时陈晓薇的眼神里充满了向往。
    做科学研究的父母一直希望她也进入科学领域，14岁时，陈晓薇要考大学了，他们不同意女儿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在他们看来，新闻是知识分子从事的最危险的行业。
    如今，在东南大学做教授的父亲对女儿的选择仍耿耿于怀，打电话还会说：你赶快回去吧！但在美国工作的妈妈似乎有所改变，与晓薇通话时会说：昨天又看到你的节目了，进而会与她探讨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但晓薇说：你别指望我妈妈会说“我同意你的选择了”。
    从小学到高中，陈晓薇一共跳了四级。
    晓薇出生100天时，大夫说她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如果不做手术，活不过20岁。从小家里人就有了她要动一场大手术的心理准备。心脏外科手术对身体影响比较大，做完后至少要在家静养一年，为了使她与同班的孩子比起来年龄不会太大，妈妈让她跳了一级。没想到跳级后的晓薇学习并不吃力，妈妈就决定：再跳一级吧！
    第二级跳完后，奇迹发生了。妈妈带晓薇去医院一检查，大夫竟然说“不用开刀了”，因为她心脏的杂音自己消失了。可妈妈却跳级上了瘾，不久，在她的鼓动下，晓薇先后又跳了两级。
    13年来，她一直努力地做父母所希望她做的事，做博士后时，她曾连续两年获得美国政府研究基金奖，她说：“在我周围，只有我得了这个奖。那时我研究遗传工程中的基因疗法，就是用克隆的方法，用原来的一个病毒做载体……”这个专业与她现在所从事的工作，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她笑着说：“兴许父母还指望着我拿个诺贝尔奖什么的。”但这恐怕不可能了，因为我一脚踏进了媒体这个行当。

                            就像“被抛在人堆里”

    “刚回国时，我冷不丁吃了一惊。”陈晓薇用带着北京味的普通话说：“就好象一下子被扔进了人堆儿里，当时就‘晕菜’了。”她一直从事科学研究，往往都是瓶瓶罐罐，很少与人打交道。她跟别人开玩笑：从小到大只跟两种人打交道，一是学生，一是老师。
    晓薇是个急性子。刚到电视台时，领导让她先学后期编辑，她却急着要做一名记者。当香港要回归时，她的机会也真正来了。
    1997年2月，她正在英语节目《中国投资指南》做记者，那时中央电视台已经决定对“香港回归”进行现场直播。这是一件大事，因为中央电视台还没有对重大政治事件直播的经验。当时考虑的问题之一是：谁来做英语频道直播节目的主持人？
    副台长李丹、海外中心主任赵宇辉、副主任盛亦来共同推荐了陈晓薇。没想到，有人为此专门写了匿名信到当时的广电部：中央电视台的领导要起用一个在海外呆了十年、背景不明的人做如此重大政治活动报道的主持人，这是对政治事件严重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香港回归直播演练时，每天晚上要练到半夜两三点钟，可几乎天天晚上都有人不忘给她打几个骚扰电话。
    陈晓薇还是成功了，美国CNN和美国国会的频道都转播了中央电视台“香港回归”的英语现场直播。
    “在这之前，别说是直播主持人，我什么主持人也没做过。那时11个小时一个班儿，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出于安全的考虑，江泽民主席等抵港的时间是保密的，信号一来，要马上做现场解说。江主席的讲话有讲稿，但董建华特首、马毓真专员的讲话连讲稿都没有，现场口头同声传译，又不能说错一个词。当时在大脑高度紧张的状况下，江主席到香港、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查尔斯王子离港……我竟然都做下来了，并且没有任何错误。”
    从那以后，领导发现了她的才能，1997年9月份，决定因为有她的存在而开设“周日话题”。
    现在，已有人传言：陈晓薇之所以能在中央电视台脱颖而出，是因为有很硬的“后台”。晓薇笑着说：回国前，有人提醒她：你想在中央电视台立住脚，一定要有后台。她不信，事实也不象人们所说的那样。“这也许是国人的一种思维习惯吧。”
    也许是性格使然，刚回国时，她的说话方式往往会伤害、得罪人。当我希望她能仔细描述为什么会得罪人时，她果然学乖了，只是说：“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很必要的学习过程。现在我说话的方式变了，以前我会直接对别人说‘没做好，必须重来！’，现在我学会说‘也许这样做会更好，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试一试’？”
    陈晓薇说：她的个性是不爱说假话，但回国后又学会一招，就是：假话不说，但有些真话也学会了不说。

                            向克林顿发问

    克林顿访华期间，陈晓薇在上海采访了他。她住宿的那个宾馆，离克林顿的住处走路也只要10分钟。上海是她生长的地方，因为不知道克林顿会在什么时间接受她的采访，根本没有时间去探望带她长大的外祖母。
    采访国家元首，中国的习惯是不能不客气，而西方记者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非常有礼貌地问一些刁钻刻薄的问题。做英文节目的陈晓薇想把中、西方两种提问方式结合起来。当时陈晓薇提了两个令人吃惊的问题。
    在前一段的访谈中，克林顿刚好谈到他来中国看到了些什么，陈晓薇抓住时机追问了一句：既然你已经在中国看到了方方面面的现象，那么您认为您的工作和江泽民主席的工作相比，哪一个更困难？
    克林顿一听就笑了，在场所有的人，包括白宫的助理们都笑了。克林顿答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认为江泽民主席工作的难度非常大，因为中国改革面临着各方面的问题，国家又这么大，人口又这么多……美国现在要联合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做许多艰难的工作。”
    陈晓薇接着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冷战以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从来不掩饰自己在国际事务中所要充当的领导角色，现在我想问总统先生：今天的世界需不需要一个领袖，如果需要的话，为什么应该是美国？
    克林顿听到这个问题时顿了一下才说：对你问题简短的回答是，世界现在还是需要一个领袖，但是美国作为领袖也不应该单方面说了算的，还应该联合其他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做出决策……
    这两个问题让大家记忆犹新。
    采访完克林顿，她连夜赶回北京，在机房工作到凌晨4点，节目当天在英语频道播出。

                            “周日话题”我的“BABY”

    陈晓薇的第一期“周日话题”，正是中国共产党十五大召开期间。星期五领导对她说：从这星期开始，你每星期天要上一个访谈节目。她当天下午开始找会说英语的嘉宾，最后确定了北京大学一位经济学教授和一位政治专业的研究生，请他们谈经济和政治改革；星期六录相，星期天白天编辑，晚上播出。
    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在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时，陈晓薇忽然插问了一个问题：“你现在是共产党员吗？”
    “不是。”
    “那么你想不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呢？”
    “我想。”
    “为什么？”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全中国精英所聚之地，我是学政治的，所以如果想为国家做出贡献，就必须加入中国共产党，帮助党来建设这个国家。”
    事后陈晓薇说：“我认为这个答案正是国外的人对中国年轻一代感兴趣的焦点：中国的年轻人还信不信共产主义？问这样的问题，比谈什么都可以更直接反映现代中国年轻人的政治面貌。但他的回答不是我事先设计好的。”
    据知，电视台的访谈节目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事先知道嘉宾想要说的内容，然后据此设计问题；还有一种做法是，事先跟嘉宾说好，主持人要问什么，并教给嘉宾怎么答。
    这两种做法都不是陈晓薇所喜欢的，她甚至不愿意事先给嘉宾问题。在英语节目中，嘉宾一般是学者，如果事先给他们问题，他们会认真地准备很多内容，而节目时间有限。如果没有准备，学者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最核心的、最重要的内容。
    能够做“周日话题”嘉宾，要满足两个条件：英语出色，言之有物，也就是要有思想。陈晓薇在两年多的工作中发现，在中国部长级的干部里，有很多人英语很出色。
    美国要攻打伊拉克时，美国的总统特派专员到中国来游说中国，帮助他们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表决时支持攻打伊拉克。针对这个事件，陈晓薇请了当时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的王光亚先生。陈晓薇由衷地说：王先生的英语漂亮极了，但他最出色的并不是漂亮的英语，而是他能够用非母语的语言，把如此复杂的国际问题，说得条理清楚，既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又维护了中国的尊严。”
    “周日话题”就象是陈晓薇自己的BABY，她小心地呵护着，培育着。这是国内唯一的电视英文访谈节目，但令她深感遗憾的是，由于语言的关系，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出现在她的节目上。
    大概是因为陈晓薇在香港回归直播现场给人留下“反应灵敏”的印象，她目前已多次主持中央台的现场直播，包括阿尔法磁普仪升空仪式，她当时在美国肯尼迪发射中心做的现场主持；长江三峡合龙工程的现场、黄河小浪底水坝合龙仪式……

                           去大山里教书，还是做记者？

    第三次见到陈晓薇时，她才说：跟你说实话，我为什么回国吧！
    “我做了那么多年的科学研究，原来想做记者的想法渐渐地朦胧了。但有一天我看了英国BBC广播公司拍摄的一个纪录片，片名叫《云之南》。讲的是云南的大山里，一个民办教师和一群孩子的故事。孩子们要出去上学得翻过好几重大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那个民办教师非常穷，他和妻子一边种地一边教书。一群孩子从大到小、从高到矮，都有，他要一个一个地教。那个破旧的教室，什么都漏，漏风漏雨漏阳光，黑板裂得都不成样子了，那群孩子用非常不整齐的声音在朗读着课文，课本都卷边儿了，一代传一代……”
    在感动的同时，小时候做记者的想法竟然渐渐地清晰了。当时我跟最好的朋友说：‘我想回国去，但我不知道是去四川的大山里教书，还是做新闻记者。’”
    在她看来，做记者功利心更强一些，她自己更倾向于做山村教师。
    她的朋友说：你做山村教师，一次能影响几个孩子？20个、50个就不得了。你要是做媒体的记者，可能会影响上百万的人。
    1996年四、五月间，陈晓薇开始认真设想自己的未来：是不是应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科学研究对她而言仍然有吸引力，但她认为自己耐性不好，她是急着要看到成果的人。
    陈晓薇在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同学，很多人都在美国。她比同班同学早两年到美国，她成为博士后时，正是其他同学面临着研究生毕业、选择职业的时候，他们在网上展开了一个讨论：毕业以后到底干什么？没想到这场讨论转到“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这样的大问题上来？
    晓薇在网上写：我想回国去做记者，想告诉西方中国到底怎么样。同学们当时都很惊讶。有一个同学好像非常理解她，他告诉晓薇：我们班有一个同学没有出国，现在中央电视台外文节目做编辑。
    她从国内那位同学那里得到了消息：中央电视台要开设外语频道，正需要人，你就回来吧！并把海外中心主管外语频道副主任的电话给了她。她一时高兴，竟然忘记了时差，半夜就把电话打到了盛亦来副主任家里。
    盛主任也很意外：你要是回来，只能做临时工，如果这样你就不能做主持人。当时中央电视台的临时工是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没有宿舍的。盛主任又问她：这些问题你自己能解决吗？
    她只说了一句：我自己解决吧！随后就回到了中国。
    “做不做主持人对我并不重要。我并不是想做主持人出名，能做记者我就非常高兴，因为我就可以做报道，可以尽我的能力告诉国外，中国是什么样。”

                           “别人付钱做自己喜欢的事，真棒！”

    在中央电视台，也有很多人问她：为什么不去美国做记者？凭你的能力，应该可以在西方媒体中有一个不错的职位。陈晓薇说：“我没有去试过，也许可以，但我觉得西方的观众不缺少信息，但是中国观众的信息量太少了。”
    在中央电视台的收入，目前还不够她收支平衡。她大约每隔一到两个月飞回美国一次，往返机票要自己付帐；因为是临时工，就没有购置服装的费用，做节目所穿的服装，都是她从美国自己花钱买的。
    记者一谈到收支的问题，她总说：“有我丈夫呢，他从来没跟我说过：我们家需要你来挣钱。因为丈夫和我一样是理想主义者，他尽管不希望我们分开，却仍从精神和经济上支持我。”
    陈晓薇的丈夫是个医生，在美国算收入比较高的，但直到现在，他们夫妇还没有买房子。提到丈夫，她说：“他完全可以开业做临床门诊，收入很高，但他在做基础研究，他是一个精神科医生，主要做脑发育研究。在美国做基础研究，与国内一样，收入也不高。我们的帐单基本上都由他来付。不过，我们俩对物质不丰富都没有意见，吃饱、穿暖就可以了”。
    陈晓薇的理论是这样的：如果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人家还愿意付我薪水，这已经很划算了。
    “在我打算回国的前后，有许多知名的国外大公司，我不想一一说了，给我很高的薪水和职位，比中央电视台不是几倍、几十倍的问题，但我没去。因为我想不通做那些事有什么意义。我在那里唯一的事情就是给公司赚更多的钱，我个人赚更多的钱。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为了出名，其实，我做我想做的事情，正好能让我出名，我当然不介意，但什么都没有，我也一样会去做。”陈晓薇和她的丈夫，是中美两国的两个理想主义色彩浓重的人碰在了一起。
    谈到将来，陈晓薇说：不想与丈夫长期分居下去，她想做国内外的报纸和网上的专栏作家，还想写书。她想通过这些方式，使中美两国互相理解，因为她认为，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但她的书未写，已有朋友断言：你的书肯定不能畅销，何况还会论及中美关系。
    她曾做过一个节目，请美国研究中国的专家和中国研究美国的专家坐在一起辩论，美国到底有没有遏制中国，她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中美两国人民看到，双方到底为什么会各执已见，不能互相理解。而这种不理解是危险的，这种危险在于两强相峙又做到和睦相处很难，要反目成仇则是很容易的事情。“我在中美都生活过，非常不希望双方反目成仇。”
    在很多时候，陈晓薇会非常想念家、想念丈夫。她会想起和丈夫在一起做的很多事情。“我们饭后洗碗、打扫房间都在一起。我们家订了一份《纽约时报》，他洗碗、拖地板时，我就在他旁边读报给他听。很多人说我英文好，其实和这些习惯有很大的关系。我对时政的敏感和兴趣有很多是在念报纸当中培养出来的。”
    也许是某种巧合，陈晓薇的生活总与念报纸分不开。从三、四岁朗朗地读《人民日报》社论”到与丈夫在一起时念《纽约时报》，如此不同又如此相似，也许这正预示着她注定会与媒体与文字结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