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帅

    大陆著名导演陈凯歌的新作《荆轲刺秦王》，在 1998年秋天举办了一个空前隆重的首映式，放映地点是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没想到的是，以《霸王别姬》享誉无数的陈凯歌这一次却受到很多非议，甚至刚刚看完首映，就有观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到了年底，又有消息说，出于对观众的尊重和对市场的考虑，陈凯歌已决定：修改这部新片。
    这部“受困”于非议和传言之中的大导演，到底秉持着怎样的一种个人观点呢？记者为此专访了他。
    “我从开始拍电影起，就从来没有得到过一致赞扬，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
    记：放完影片后，有些观众对影片有一定的非议，这种结果您之前是否预测到了？
    陈：有非议是很正常的，每个人的心态不一样，对影片的看法、理解、接受的程度上也不相同，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特殊。说老实话，我从开始拍电影起，就从来没有得到过一致赞扬，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对于这种影片我自己本人是非常自信的，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有那么多好的合作者，作成什么样我心里是有数。
    记：我记得您原来说中国缺少一个好的批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又要出现一些恶意的批评或纯吹捧性的评论。
    陈：我自己的感觉是，评论一部影片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依据。比如说，我们现在电影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在这样的一种大环境之间，拍出这样一部影片意味着什么。而且特别应该针对影片本身，这个影片是怎么样拍出来的，试图表达什么。现在看到的许多评论让我明显感到他们没有完全看清，而没有看清就很难做出理性的判断。
    记：对不起，是没有看清还是没有看懂？
    陈：……应该是没有完全看懂。当然也有一些情况，比如放映条件不好，台词不清楚，其实我自己心里很有数。这个拷贝，我是看过的，台词非常好，但是大会堂的环境，本身不适合放电影。这么大的空间，那么大的顶，声音有很大的回响。
    记：那么这种放音效果，您事先不知道，或者说之前没有考虑吗？
    陈：考虑过，但是没有办法，不是我的选择。制片商希望搞得隆重点。
    记：还有评论说，这部影片过于段落化，每一段都有很深的哲理，但段与段之间，就像散落的珍珠，没有内线，这是不是观众看不懂的原因？
    陈：我自己是这么看，这个故事最终我希望提出的问题是到底谁是胜利者。
    表面上看可以说是一个帝王怎样变成一个暴虐者，一个平民一个刺客怎么变成一个英雄。但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秦王政他本身也是个平民，所以实际上最后是两个平民之战。荆轲坚守自己的理想，坚守自己道义的信念，而秦王政完全不顾这个信念。他有足够的理由，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利而使用暴力。他能把他父亲杀了，他什么事干不出来？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权利对秦王政这个人的腐蚀，越来越严重。我想表达的就是：秦王政对理想的背弃。
    我一直在问自己：政治家所描绘的理想和实现这么一个理想之间有没有关联，手段和目的之间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可能用一个不好的手段去实现一个美好的理想，我认为有可能。
    至于你提到的段落化问题，我觉得是因为故事本身造成秦王跟荆轲之间不可能经常见面，我们不可能把历史违背到荆轲是秦王政的随身侍从，使得事件完全能在同一空间内发生。所以只能采取这种块式的，一块在燕国一块在秦国。从戏剧结构上来讲，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这些事件都是推动人物性格的变化，你可以看的出来，秦王政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这样。但是荆轲则不同，我认为他是一个自然人，他是一个跟土地自然联系到一起的人。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有金子一样心的刺客，这当然就提到一些我们电影中鲜为提到的伦理和道德的问题，因为在通俗电影中间常常会提到人物的正义性，英雄，但是在我们中国电影中，大家对这个不熟悉，觉得怎么提到正义这事了？我觉得荆轲那种刚烈的、义薄云天的感觉即所谓的舍生取义，成也罢，败也罢，我觉得荆轲吸引我，是他感动了我的良知。
    “我对演员的表演都挺满意的。”
    记：有观众反映说，现在几个演员的表演，水平参差不齐，您认为他们都达到您当初预想的要求了吗？
    陈：总的来讲，我都挺满意的，他们也都竭尽全力了。只是说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一样。
    记：片中有许多地方，张丰毅、李雪健老是热泪盈眶，尤其是张丰毅，作为杀手，肯定是杀人如麻，怎么会那么脆弱？
    陈：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原因，就是他是一个悔过的刺客。他第一次眼睛湿润是在小盲女死了以后，他还特惊讶，我怎么会哭？但是后来就不一样了，他的内心很痛苦，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处置自己的生命。命对他来说没有用了。所以后来他对赵姬讲：“我就以为自己就这么下去了，我以为自己是个死人，是你来了把我又带回来了。”他讲的另外一句话特别重要“我去秦，不是去杀人”，他是想通过毁灭自己生命去证实这件事。
    记：虽然影片名为《荆》，但鉴于巩俐在国际上的票房影响，会不会压倒两个男主角的风头和表演？
    陈：这是不会的，我自己这么看，这部影片是关于对立的、关于冲突的，《霸王别姬》由两个东西构成了它的主题：迷恋和背叛，程蝶衣对舞台的迷恋和段小楼为代表的背叛。我现在看到的是，如何在一个冲突的世界里寻找和谐，所以我并没有用批评的眼光去看待我片中的所有人物，没有对他们做简单的善恶评判，因为我认为，所谓人文主义其实无非是可以容纳一切，甚至可以容纳人们灵魂的美和丑。不论是荆轲还是秦王都可以被看作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他们在对立的战国纷争中，最终能达到和谐，他们是历史的两翼。
    记：这是您与巩俐的第三次合作，对她有没有新的认识？
    陈：应该说，巩俐是个很成熟的演员，在超过10年的电影磨炼过程中，已经非常成熟，我觉得与她合作不是特别费力。
    “我觉得这个时代更需要力量，温情的东西只可以麻痹于一时”
    记：我觉得现在老百姓比较喜欢看比较温情的东西，但有人认为《荆》片特别血腥，杀气太重，是一部标准的男性电影，您认为呢？
    陈：我认为这个时代还是更需要力量，更需要重新找到我们自己的认同。更需要振聋发聩的作品，因为温情的东西可以麻痹于一时，让大家舒舒服服的。我不想去粉饰什么。而且我觉得很骄傲，中国文明中能够有这样的东西，有那么视死如归的精神。
    记：我看宣传册上写“这是一部给老百姓看的电影”那你究竟想让老百姓从中看到什么？
    陈：我自己想让老百姓得到的东西最终还得让老百姓去决定。我觉得我只是提出问题，比如谁是胜利者，这是我提出的问题。他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普通人怎么样变成帝王，再变成一个暴君。这边是一个刺客的变化，他们走的是一个道德的上行线和下行线。
    记：您曾经讲过，艺术做着做着就没有力量，没有新鲜和亲切的东西，而只是一种惯性，一种约定俗成，没有新的发现。这次拍《荆》您有这样的感觉吗？
    陈：其实，我是在努力避免出现那样的情形，但这是事物的规律，做着做着不是说力量不够，而很可能是初衷被改变。比如举例说，我们这一拨人在产生电影初衷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是市场经济，大家那时候都非常注重表达，表达第一，其他可以忽略。但进入今天这样的经济社会，这样的情况就不能不考虑，必须要考虑到观众，考虑到投入回收。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创作的初衷，保持对电影的天真。
    记：好的作品是指艺术片吗？
    陈：并不一定是艺术片，好的电影就是好的电影，没有什么附加条件。好的电影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能打动人，只有创作者被打动，观众才可能被打动。我拍电影虽然拍的不多，但也超过10个年头，很重要的是：当你受到某种程度的尊重时，这种尊重有没有腐蚀你；你得到了一定的荣誉，这个荣誉有没有反而削弱你，这是我在每部影片开拍前特别注意的问题。我感觉，要想把事情做得长久，对自己还得有点收敛。
    “我一直觉得我是现代人，我觉得我的作品很有现代性。”　　
    记：您下一部戏有打算吗？
    陈：有很多考虑，但都不成熟。
    记：为什么不拍现实题材？
    陈：我没说不拍，只是还没准备好。做艺术不能逞能“什么都行”，不要把这种事作为一种压力，一定要拍现代都市。说句不好听的，中国没有现代都市，一个都没有，我们只有发展中的都市。
    记：您认为现代都市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元素？
    陈：并不是到了90年代末就必须有现代都市，但其实现代都市有什么可拍的？不过是要拍现代都市中的人，受到了现代都市的影响。
    记：您经常会给人一种很厚重、深沉的感觉，那您有没有现代的一面？
    陈：什么是现代？现代在我们的语境中究竟指的什么，我一直觉得我是现代人，我在我的影片中表达的也全都是现代人的东西。比如说对人的关爱，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人文关怀问题，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是一个急需引起注意的问题。不管从哪个角度，都很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你怎样拍现代都市，这样一个概念不进入你的作品，那么就不可能称之为现代作品，并不是厚重一定与现代有冲突。我觉得我的作品很有现代性。
    艺术的一个基本宗旨就是它对于一切现有的都存怀疑，因为他期待更好的。假如艺术没有了怀疑精神，那你凭什么去带动一个梦想，这是一些基本原则，但很可惜，这些基本原则却很少在我们的作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