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梅芳
    
    流浪青年价值观：
     “找工作不适合我这种人，每天程式化的上下班会失去很多自由，我不能让原本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被为数不多的钱买走！”
    
     １９９２年，２０岁的於新源从中国西北的新疆伊犁走出来，开始了浪迹天涯的日子。
     他目前的正式职业是－－在保利大厦那个没有电梯的地铁入口处唱歌，与平常人对“搞艺术”人的想象一致，於新源留着齐肩的长发；与人们对“流浪汉”的印象不一样，他穿的牛仔裤和方格衬衣都非常干净，只有略带枯黄的头发能让人联想到大西北广阔的沙漠。
     
                            “只要唱歌，我就快乐！”
    
     近来，每星期周五、周六两晚，於新源和搭档布兵在位於朝阳公园内的月光酒吧唱歌，每晚可以挣１００元钱。前一段时间，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酒吧，因为酒吧大多是夜里9点以后才上人，起码要唱到11点多。酒吧又不提供住处，一晚上辛苦挣的钱不能全搭在路费里。
     於新源说，象他这种流浪的地下歌手，经常在北京地铁唱歌的只有六、七个人，还有歌手在酒吧里唱，另有一些人唱夜总会。相比较而言，於新源还是喜欢去地铁唱歌。去年6月份，他第一次去地铁唱歌时，头也不敢抬，那天只赚了６块钱，但现在他已经很坦然地唱，坦然地面对路人的目光。当看到面前走过一对情侣，他深情的歌声也缓缓而起，渐渐地感受到自由自在，陶醉在自己的歌声里。他说，“我每天赚的都是知音的钱”。
     於新源不喜欢夜总会，他说那里是一个浮华的、甚至带着某种腐朽气息的地方，与他纯朴的音乐风格互不相容。夜总会收入虽然高，但必须听老板的，没有自由。夜总会的歌手也有很多苦恼。前一段在报纸上炒作的女歌星被杀的新闻，那个女歌星就是在夜总会里出名的。
     
                            “我要从南走到北”
    
     我要从南走到北 ／又要从白走到黑／ 我有着双腿和双脚／ 游着千山和万水／
    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 ／也不想有人跟随 ／ 总有一天我要远走高飞......
     崔健的这首《假行僧》，想必是在写一个执着的流浪汉，於新源就是一个流浪的人。
     他祖籍江苏，父母１９６０年支边去了新疆建设兵团，被称为“兵团第二代战士”。於新源认为，家庭的背景再加上改革开放的年代，即使不做音乐，他命中注定也要流浪。
     １９９２年去西安读书，更象是为了音乐的一次离家出走，对於大西北人来说，西安是进入广阔中原的第一要塞。事实上，於新源正经拿到了西安理工大学财会专业和西北大学新闻系的文凭，可这两张纸在他的生活中没派上什么用场。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於新源的流浪之旅开始：从上海出发，沿着杭州－绍兴－宁波－普陀山一线游走，其中最令他难忘的是：在嘉兴当地人称为鸳鸯湖的南湖湖畔，他们曾在温暖的天气里，对着湖边举行婚礼的人群大声唱《花房姑娘》和《太阳最红，毛主度最亲》。
     １９９７年，於新源和朋友张宏背着琴，兜里只揣了几百元钱，从西安出发向云南挺进。一上火车，他们就开始唱歌，几乎是一路唱到云南。到丽江之后，已身无分文，就在纳西古乐的演奏大厅，借了纸笔，写了个横幅：来自古城西安的歌手，希望得到您的资助，然后把横幅往脚下一踩，开始卖力地弹唱。
     随后，他们又去了云南洱海、沧山，出了云南北上西行，在攀枝花和成都的街头弹唱卖艺，一路上的住宿与生活开支，都靠他们的一把琴和一副嗓子。在攀枝花全国各地流浪歌手云集的一条街上，他们打出的牌子是“以下是我们自己写的歌，不感动你不要钱。”
     
                            回家还是接着走？
    
     於新源说他经常给伊犁的家里通电话，父母每次打电话都问他：找到工作没有，失业没有，他一律回答“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其实到北京有七八个月时间了，他从来都没有去找过父母认同的那种“工作”，家里人根本不知道他正在北京的地铁里唱歌。
     因为新疆人在北京的声誉不好，刚到北京时，都找不到旅社可住。在地铁唱歌时，又要经常与警察打交道。如果遇到年轻的警察，他会一声不响地收起琴离开，遇到年纪大的往往没有那么幸运。被带回派出所，一般会被关三四个小时，然后再罚款１０元，运气好时他的歌在派出所也有听众，这样就可以被“放上一马”。可运气不好的时候也挺惨，去年１２月底，他在安定门唱歌时，被地铁站的工作人员打了，耳膜穿孔，听力至今都没有完全恢复。
     在“地下歌手”的圈子里，骗与被骗常常发生，所谓的朋友，所谓的音乐制作人，为了几十元钱都可能行骗。初到北京，於新源按照一则歌手招聘广告的要求，交了４０元钱的报名费，就没有了下文。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那家天华影视有限公司已经倒闭了。
     说不清楚北京为什么会吸引他，他心里也明白，北京的流浪歌手旧的去了，新的又来，成名的寥寥无几。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流浪不是件好事。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常问他：为什么走上这条路，为什么不找一个工作去做？於新源却感觉挺好地咀嚼那些自由行走的日子－－在伊犁的公交车上，只要有人一弹起琴，男女老少都会跟着唱起来。
     当然，在昆明、大理、苏杭、上海，他没再遭遇这种氛围，如果在北京的公交车上边弹边唱，别人也一定会以为他神经有毛病，但他觉得社会现在已经够多元了，本世纪末，国家也许能给他们这群人一个合适的社会地位。
    
                            烟灰缸里没有玫瑰
    
     有一天晚上收工时，於新源听到身后有掌声，一名男士看着他琴袋里为数不多的钱问他：“你快乐吗？”当他不唱歌时，租来的屋子里确实很冷，有时还没饭吃，但是，“只要我一唱歌，就快乐了。”
     他曾给一个台湾人唱罗大佑的歌，《你的样子》和《闪亮的日子》，那台湾人竟然专门给他买回了茶叶蛋。他也常常会收到一些学生给他的信、漂亮的羽毛和矿泉水，这让他不解：我又不是明星，为什么还有人找我签名？
     前几天，有一家报社的实习记者只见了於新源和另外两个朋友一次，就撰写了一篇叫做《快乐三人行》的文章，他和布兵看后笑了一路，故事全是编的，那篇文章上写着：他们是为了自己痛快而在地铁里唱歌。
     那位多才多艺的记者还“替他们写了”一首歌，叫做《烟灰缸里的玫瑰》：烟灰缸里没有灰／有一朵红玫瑰／一点一点在枯萎／我的心在下坠......
     於新源皱着眉头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还写过一首这样的歌，烟灰缸是弹烟灰的地方，怎么能把玫瑰放在里面，简直是笑话！
     於新源的精神偶像是西北歌王王洛宾，因为王洛宾不计较名利得失，真正热爱生活，这是他的支柱。
     目前北京市面上的“地下歌手”，大都自称“朋克”，於新源说自己的风格介於主流和朋克之间，不反叛社会，也不想发泄，只是用心写，用灵魂唱，只是希望大家从他身边走过时，有个好心情。
     他希望保持自己的风格，也希望得到大众的认同。但在这个商品社会中，究竟怎样才算认同，名和利在认同中的作用，他自己也想不清楚。毕竟这个时代已与歌王的时代不能相提并论。
     地铁里阴暗潮湿的环境，让他患上了“职业病”——腰、腿痛。回家的想法也开始产生，“如果我唱到３５岁以后没有什么发展，就不唱了。回新疆，找一份合适的工作，终究要给父母一个交待。”
     现在，於新源正和其他歌手凑钱，想出一盘盒带。据说，在市面上，歌手要分三六九等，有出盒带小样的，有做拼盘（几个乐队或歌手合出一盘带）的，有录专辑的，就象在酒吧歌厅里一样，价位不同。